历史上的大太监

吉建军

随着TVB新剧《大太监》在电视和网络上的热播，历史上的太监终于在宫斗剧中不甘寂寞，从配角走到了前台，真真正正做了一回主角。然而，《大太监》这部电视剧却受到了巨大的质疑，首先是主角李莲英在剧中90％的时间都在做好事，且专横跋扈、昏庸腐朽的慈禧太后也一改形象，以正面的形象示人，反而是敦厚善良的东太后成了反面形象，被抹黑无算。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不是一部电视剧就能翻案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太监这个特殊的群体，总体而言是封建时代最没落最腐朽的典型，虽然不乏正面出场的，然而却乏善可陈，却也绝对不是李莲英，甚至不是在清代。

太监这个群体，从一开始出现就饱受病诟，且历史上的大太监，大都以穷凶极恶、腐朽堕落，甚至无恶不作的形象出现。

恶名千载，整体形象不佳

历史上最早出名的大太监大概要算赵高了，但是史学家对于赵高是否为太监一直有所争论，反而是后世坚定不疑地认为赵高确实为太监，众口铄金，赵高是否为太监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而其为内廷宦官的职位、发迹、行径却与太监无异，所以姑且认为其为太监。

赵高从内廷宦官成为宰相，甚至一直取得秦二世的信任而步步升迁，最终做到丞相的位置，直到弑君自立，虽然结局很惨，被子婴杀死，却一生心狠手辣，风光无限，被后世贬为“腐朽堕落”的太监典型，也算是实至名归，秦朝短命，应该与赵高不无关系。

之后的朝代，大太监能够做到成为一个国家实际统治者的也不在少数，东汉大宦官张让于桓帝、灵帝时，历为小黄门、中常侍等职，封列侯。在职时以搜刮暴敛、骄纵贪婪见称，灵帝极为宠信，常谓“张常侍是我父”。以张让为首的东汉宦官集团“十常侍”，成为东汉末年整个朝廷的实际统治者。他们独霸朝纲，权倾天下，任免朝臣，卖官鬻爵，甚至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宫殿供自己享用。张让修建的自家庄园，比皇宫还要高出许多，还要气派。为了不被发现，张让挖空心思拿“天子不可登高，登高必遭大祸”来蒙骗汉灵帝，这个昏君竟然确信。

张让集团的倒行逆施引发外戚和朝中正直大臣强烈的反弹，外戚何进准备杀死十常侍，却走漏了风声，被张让杀死，而最终袁绍、袁术等诸侯诛杀张让时，“君父”张让也不认儿子的情面了，直接把汉灵帝挟持，最终走投无路投河而死，而整个宫内的宦官也全部被杀尽。

之后的朝代也多有宦官专权的情况发生，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同时也是太监专权、腐败比较严重的朝代之一，比较知名的大太监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与之议”。如“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喜运、韦坚、杨慎矜、王金共、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因之而取将相高位。”高力士虽“权倾内外”，还没有达到把持朝政的地步，他还要听从唐玄宗的号令。虽然没有干涉朝政，却也是权倾朝野、干预政权。“安史之乱”以后，宦官专权便愈演愈烈，唐朝后期有7位皇帝是由宦官所立，其中两位皇帝是被宦官所杀，中央政权实际上操纵在宦官的手里，皇帝成为了宦官的傀儡。

唐代比较知名的太监李辅国，直接把持朝政几十年。他曾对代宗皇帝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实际上让代宗把军国大事都托付于他。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代宗的不满，但由于李辅国掌握军权，代宗只得忍气吞声。

倍受唐玄宗宠信的高力士虽然打开了宦官干政之门，但他是个有才能的贤宦，始终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然而在高力士身后的李辅国等人则是戮力而为之，大肆干预着朝政，甚至发动了“清露之变”。在他们的脑子里，除了权力便再没有别的东西。李辅国死后，唐朝依然动荡在宦官专权的局面中，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人对所有宦官的偏见。

宋代作为文臣政治的典型，宰相权重，按理太监专权的现象少有发生，却也產生了空前绝后的大太监。童贯是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而且是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的宦官，也是唯一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童贯不仅把太监拥有的权力做到了极致，且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童贯其人有三大特点：第一是“颐下生须十数”，童公公的下巴不同于一般，“生须十数”，可毕竟还是比不过一般的成年男人，所以胡子可以数得清楚，稀稀拉拉的“十数”。按照古人“须长为美”审美标准，童公公仅凭“生须十数”便足以“笑傲群宦”了；第二是“状魁梧，伟观视”，说明这位童公公不但英俊，而且很魁梧，看上去还很伟岸，委实是一个“长身丽人”；第三是“皮骨劲如铁”，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黢黑，一眼望去，阳刚之气十足，不像是阉割后的宦官。这可能和他年近二十岁才净身有关。

尽管童公公做太监做得这么有突破性，却不得不说明这个人的奸险狡诈，以及对权力的狂热追求，他和当时的权臣蔡京等一起，成为“六贼”，当时北宋民谣有唱：“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可见童贯这样的宦官不得人心。

明朝是一个盛產权宦的朝代，宦官专权更加加速了朝代的腐败和消亡的过程。明朝权宦的代表人物有明英宗时期的王振，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王振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而号称“立皇帝”的刘瑾和被称为“九千岁”的魏忠贤，把整个明朝推向了毁灭，明朝亡于宦官，一点都不为过。

清代由于设置了严格的内务府制度，内臣和外臣严格分开，直接的结果就是宦官专权、专政的现象被彻底杜绝。但是也不能避免出现权贵太监的现象。特别是清朝末年，风光一时的太监不胜枚举，安德海和李莲英，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安德海成为慈禧心腹后，恃功自大，干预朝政，打压恭亲王，挑拨两宫皇太后，树敌众多，他疯狂敛财，骄横处世最后落个“伏诛济南，身首异处”的下场；李莲英从咸丰六年（1856）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宫，在清宫长达52年，是慈禧太后最宠爱的贴身太监，也是清代品位最高、权势最大、财富最多、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大宦官。他对主子的奴才嘴脸，和对同类的凶狠残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狐假虎威，有恃无恐，置诸侯于脑后，视军机大臣为等闲；朝中大员及外省督抚，无不对其巴结奉承，仰其鼻息。举凡国政朝纲、清廷要务，无不与闻，无不参与。

纵观中华历史，宦官成为众人唾弃的一个集体典型，是封建统治阶级堕落腐化的代表。

名留青史的太监

虽然整体的形象不佳，但是也不乏一些个例，成为名留青史的大太监。

比如东汉的蔡伦，于永平末年（公元75年）入宫为宦官，为人敦厚谨慎，关心国家利益，曾“数犯严颜”，匡弼时政。而且又勤奋好学，办事专心尽力。

据说当时窦皇后随葬宝剑及其他物品，就是蔡伦参与设计、监制，“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

永元四年（公元92年），蔡伦任尚方令后，利用供职之便，常到乡间作坊察看，见蚕妇缫丝漂絮后，竹簟上尚留下一层短毛丝絮，揭下似缣帛，可以用来书写，从而得到启发，便收集树皮、废麻、破布、旧鱼网等原料，在宫廷作坊施以锉、煮、浸、捣、抄等法，试用植物纤维造纸，终于造出植物纤维纸。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他将造纸过程、方法写成奏章，连同造出来的植物纤维纸，呈报汉和帝，和帝大加赞赏，蔡伦造纸术很快传开。人们把这种纸称为“蔡侯纸”，全国“莫不从用焉”。蔡伦这一发明，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人麦克·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将蔡伦排在第七位。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特别展示了蔡伦发明的造纸术。

明朝的郑和是另一位有作为的太监，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明云南人。成祖时为太监，赐姓郑，1405至1433年七次航海至南洋、印度、波斯、非洲东岸等处，开中外交通最远的航路，宣扬威德，助马来西亚建国，海外诸国争来朝贡。时人称为三保太监下西洋，是明代初年的盛事。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明“土木之变”后，朝廷有人建议迁都，宦官兴安痛加训斥，并将其赶出宫门，说：“敢说迁都者，斩！”朝廷最后决定全力保卫北京。后来，兴安又推荐名将于谦，打退了也先的军队，保卫了北京。当明宣宗要将不肯曲意顺从他的意旨的官员诛杀时，宦官怀恩不顾皇帝抛过来的砚台，坚持直谏，据理相争。明宪宗晚年时，怀恩为立太子一事，坚持进言，惨遭放逐乡下的厄运。在明孝宗时，回宫复职的怀恩提拔了许多杰出的名臣，以直谏而闻名。

明代太监冯保于嘉靖年间入宫，隆庆初年掌管东厂兼理御马监。万历皇帝即位，历任司礼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穆宗驾崩时通过篡改遗诏成为顾命大臣。掌权后支持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使大明政权一度出现复苏局面。冯保有着较好的文化素养，他在司礼监监刻了《启蒙集》《帝鉴固说》《四书》等很多书。最后冯保因为明神宗对他的忌恨被放逐到南京，后因病而死，家產亦被抄收。

晚清宫廷中被慈禧派往光绪身边的太监寇连材，因他深明大义，斗胆违例向慈禧上奏折凡10条，劝慈禧归政，并言不宜去忠直人而专用阿谀者。最后被慈禧以内监有言事者斩，按清朝成例，送交刑部命处斩勿论。据说寇连材问斩时镇定自若，死而无憾。

毁誉两说论太监

大部分史学家认为太监“性格易浮多刻、阴匿狠贪，善者仅十之一二，恶者恒之八九”，人们也一直认为宦官揽权必然“败国蠹政”。就连鲁迅先生也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宦官，那冷酷阴狠，都超出常人七八倍。”对于太监这个群体，在全面认清史实的前提下，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宦官及宦官制度，这也是对待历史的应有的态度。

首先，宦官是君主专制时代的特殊產物。历代阉宦之祸，追本溯源无不归结于君主专制、皇帝制度这一渊薮，宦官权力也是来自皇权。如果没有皇权作为靠山，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根本无法在政治舞台上立足，更谈不上操纵朝纲，左右政局。

皇帝力图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仅靠其孤家寡人又无法统治天下，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向朝臣分权。这种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即表现为君权与臣权的矛盾。官僚臣属既是君主必须使用的力量，同时又是君主时刻提防的对象。封建皇帝既要统治天下，又对官僚臣属颇多猜忌，宦官之所以能获得君主垂青，并进而专擅朝政，首先是因其终日伴随君主。除了开国皇帝、创业之主外，历代君主大多生活在皇宫内廷之中，衣食住行均离不开宦官。因此皇帝和宦官相互都比较熟悉，感情也较为融洽。

產生阉党的根源，归根结底也是皇权政治造成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相当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奉行的人生哲学是：权力就是上帝，谁有权势就倒向谁，所谓“有奶便是娘”。所以尽管宦官出身卑微，但一旦掌握了大权，一些寡廉鲜耻的士大夫便去投靠他们，以求得荣华富贵。而宦权来自皇权。如果没有皇帝的圣旨作为后盾，或者“矫旨”行事，拉着皇帝的大旗作虎皮，阉党头目李辅国、魏忠贤之流，即使再狠毒狡猾也不可能操纵朝纲。正是有了皇帝作总后台，宦官才得以口含天宪，手执王爵，操纵官吏的赏罚进退，甚至生杀大权。所以，归根结底，导致宦官干政的总根子还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產物——皇权政治。

可以说，宦官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几乎伴随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其產生和发展有其合理性。由于宦官植根于专制主义的皇权，滋生于政治腐朽的土壤，一旦获得干政的资本，便擅作威福为所欲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也不能把封建社会本身的弊端不加分析地归于宦官，同时应该看到，在一定条件下，宦官对调整君臣关系，控制地方势力和维护中央集权，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太监本身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自幼与世人隔绝，没有正常人的生活，没有家室、没有亲属，没有任何希望和依靠，随时会被杀死、虐死。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在文明不太发达的社会里是不会得到尊重和认同的。他们的精神、欲望和生命只能寄托于他们所服侍的主子。

再次，尽管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宦官是密集于专制君主周围的特殊阶层之一，他们的权势和地位来源于皇权，又能对皇权產生较大的影响，由宦官专政而引起王朝衰微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宦官并非都是坏人，尽干坏事，也有的宦官是做了好事的。有的对历史还有很大贡献。

最后，还应该认识到“宦官”给中国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尽管肉体上的宦官消灭了，但精神上的宦官仍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不断威胁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中国要想文明富强，就必须在肉体和精神上彻底和宦官时代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