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九变》再审视
——兼论《孙子》研究的方向

□ 王 珏

《孙子·九变》在内容和篇章结构上引起较多争讼，受到研究者普遍关注。李零先生曾指出《孙子·九变》中存在“章句割裂”问题，最近又见论者发表题为《<孙子·九变>再考察》的文章（以下简称《再考察》，详见《军事历史》2013年第5期）与李零先生进行商榷。本文参稽相关文献，再细加审视，并对《孙子》研究的方向发表一些浅见。

一

《再考察》一文认为，李零先生关于《九变》值得商榷的说法之一是：“他（李零）认为张、刘、赵①指张贲、刘寅、赵本学。等是‘注重书的整体分析’的。愚见以为，张、刘、赵他们恰恰是没有注重书的整体分析，至少是没有从整体思想上对《九变》进行把握，眼睛只盯着‘九’这个数字，从而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因此才找出了一系列非常奇怪的错简。”

案：《再考察》对元明先辈学人和李零先生的学术观点理解有偏差。李零先生强调元明学人从结构上整体把握《九变》篇，《再考察》认为元明学人没有从思想上对《九变》篇进行整体把握，两者只是理解问题的角度不同，没有可以商榷之处。

李零先生原文为：“当时著书者每动称‘错简’，改易原书文句，倡为新解，若元代之张贲，明代之刘寅、赵本学，皆一时之著称者。他们受理学影响，注重书的整体分析，反对‘有一句解一句’”②转引自李零：《孙子古本研究》，2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李零先生所言分明在强调元代之张贲，明代之刘寅、赵本学注重对《孙子》之书的整体结构进行分析，肯定其研究方法的可取之处，这种评价并无不当。李零先生承认：“张贲、刘寅、赵本学的改动，我不赞同，但他们对旧说的矛盾看得很清楚，对我仍有启发。”③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31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但《再考察》没有真正理解李零先生的原意，看不到元明先辈学人因为开始注重从结构上整体分析《孙子·九变》篇而取得的学术成就，仍然说出诸如“张、刘、赵他们恰恰是没有注重书的整体分析”、“眼睛只盯着‘九’这个数字”、“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之类的话，委实过于苛责古人。

二

在《再考察》看来，李零先生关于《九变》值得商榷的说法之二是：李零根据银雀山竹简，批评张贲等人“动称‘错简’，妄改原书”，确是批评在关节之处；但李零自己却动手对《孙子》版本做出了另外一种改动，这就值得商榷了。李零在最近几年出版的相关《孙子》类书籍中，《九变》都是被整体搬迁到《九地》之后。虽然他对这样的改动曾注以说明，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实也是一种版本改动。

案：不确。李零先生反对版本改动，也没有“对《孙子》版本做出了另外一种改动”。《再考察》指认李零先生“在最近几年出版的相关《孙子》类书籍中，《九变》都是被整体搬迁到《九地》之后。虽然他对这样的改动曾注以说明，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实也是一种版本改动。”根本就是误判！

首先，李零先生曾态度鲜明地反对版本改动。主张：“我们不能按我们的标准来要求古书，只要我们觉得不通顺，就替古人改文章，想删就删，想改就改，想移就移，想并就并，一直到我们通顺了才满意，那不叫校勘，而叫新编。”①李零：《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254页，北京，三联书店，2010。强调：“古书的整理，不管多么粗糙，多么不合理，也不能按今天的道理读，今天的道理改，最好保持原样。”②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315页。有关论证《九变》接近初始状态，提倡尊重古书原貌的类似说法还有：1、“简本相当《九变》的一篇，篇题未见，字句残缺较甚，篇题木牍也没留下题目，但留下的东西和今本出入不大。我们估计，简本已经就是现在这个样子。”2、“《九变》原文本身，混乱摆在那儿，其实更古老。”3、“文章是糊涂文章。但此篇再糊涂，从简本看，西汉时期就这样，用不着改动。这类问题，古书多有，我们不必大惊小怪。”③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319～320页。

其次，李零先生也没有“对《孙子》版本做出了另外一种改动”。《再考察》所指的第一部书《兵以诈立》的真实名称为《兵以诈立：我读<孙子>》，是李零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孙子》课的整理稿。（《再考察》所指的另一部书《唯一的规则》真实书名为《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该书观点多袭用前书，无足深论。）为了授课方便，李零先生在实际教学中根据内容做了调整。出于旁观者的良知，这里不妨审视一下李零先生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九变》篇的位置本来在《军争》篇的后面，为了便于讲述，我把它的位置挪一下，放在《九地》篇后面讲。原因，前面说过，主要是这两篇，内容相关，没法分，《九变》篇的内容，不过是《九地》篇的一部分。不讲《九地》，《九变》没法讲。我的目的，不是搞新编。”④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314页。

在此基础上，李零先生形成的判断是：“《九地》可能是《孙子》各篇大体编订后，最后剩下的材料，整理工作有点差，因此结构松散，前后重复。《九变》又是从《九地》分出的一部分。《九变》是一篇糊涂文章，单独讲很麻烦，连题目都成问题。但是，我们把它和《九地》放在一起读，还是可以理解它的大致含义。”⑤李零：《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254～255页。李零先生唯恐引起有些人误解，所以，特别反复加以说明，“为了便于讲述”，“我的目的，不是搞新编”。已经到了“此心耿耿”的程度，依然被人坚持说成“这其实也是一种版本改动”。仔细想来，李零先生所言并非不易之论，论者也大可不同意李零先生的学术观点，却不应将基于误读或误解而形成的不恰当误判强加于人。

三

在《再考察》看来，李零先生之所以提出“章句割裂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九变》开头五句，有四句与《九地》重出；二是“绝地无留”一句，在银雀山简本中出自《九地》篇。据此李零得出结论：“前人推测‘九变’本来是指‘九地之变’，这点是正确的”，并进一步认为《九变》是一些“编辑很差”、“无法读通”的下脚料。

案：《九地》、《九变》两篇存在“句子重出”现象，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再考察》难能可贵地指出李零先生之失，接下来，《再考察》所陈述的观点却同样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

李零先生判断《九地》、《九变》两篇之间存在章句割裂的证据有二：一是“《九变》十句话中的前五句，全部与《九地》篇重出。”二是《九变》篇中“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虽知五利，不能得地之利矣”，与《九地》篇“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相合⑥转引自李零：《孙子古本研究》，232页。。对照《孙子》原文，“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和“围地则谋”，四句大抵可归为“重出”，只有“绝地无留”确乎没有出现在《九地》篇中，李零先生取《九地》篇中“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的“绝地”，再取银雀山汉简本上编《九地》篇“争地，吾将使不留”中的“不留”改为“无留”，拼接成“绝地无留”，这种牵合弥缝的做法成为招人诟病的主要症结。

退一步讲，即便四句“重出”也仅能为研究者判断两篇中是否存在“章句割裂”提供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再考察》以此指出李零先生的不可取之处，弥足合宜。然而在陈明自身观点时，却意外地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至于‘重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作者对相关问题更多重视，譬如老师上课，觉得是重点内容，一定要反复叮咛。”这不能不让人陡然生疑，究其实，李零先生的“章句割裂”是“句子重出”的可能原因之一，《再考察》提出的“对相关问题的更多重视”同样也是“句子重出”的可能原因之一。李零先生基于可能性形成判断的做法固然有失严谨，但是，《再考察》没有拿出有力证据，便直接用自己相信的一种可能性来否定李零先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并且，取喻“老师在课堂上叮咛学生重点内容”，把“重出”的原因说得如此简单，如此随意，岂能让辩者折服。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李零先生“章句割裂”说建立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展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其真实意图在于尝试解决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问题：《九地》、《九变》两篇是否存在“章句割裂”。李零先生“是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走上学术研究这条道的”①转引自李零：《孙子古本研究·自序》。，堪为《孙子》研究领域的淹通之士。他在校读《孙子》的过程中，发现古书“往往会有篇题不能概括内容，一篇之内层次不相衔接以及篇与篇之间内容重复出入等问题。”“实际上，并不应叫做‘错简’，倒不妨叫做‘章句割裂’。”尤其注意到，《孙子》在先秦子书中是属于形式比较整饬的作品，所谓“其言甚有次序”，但即使是此书中也同样存在着章句“割裂问题”②转引自李零：《孙子古本研究》，230页。。

其实，李零先生的证据远远不是《再考察》列举的这些，行文所限，仅再补充相对重要的两点：

第一，据《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高彪乃独作箴曰：‘天有太一，五将三门；地有九变，丘陵山川。’”李贤注引用《孙子·九变》篇，《北堂书钞》卷一一五《将帅四》“通九变”条引用《孙子》，皆大段抄引《九地》篇之文当之，并将《九变》、《九地》两篇文字合抄在一起，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古人早就感到这两篇在内容上有密切联系③转引自李零：《孙子古本研究》，234页。。

第二，“《九地》篇十二个片段，在内容上十分冗杂凌乱，不但各个片段之间并不衔接，而且后半篇与前半篇也屡有重复，活像同一篇的两个本子（赵本学及邓廷罗《兵镜》均已言之）”④转引自李零：《孙子古本研究》，234页。。

李零先生受历代学人的启发，在深入研究中发现问题，并试图做出解答。令人遗憾的是，从“古人早就感到”、“活像”等措辞中可以看出，其结论大多建立在推论基础之上。然平心而论，这些思考并没有重大失误，尤其是“章句割裂”的见解尚有颇多精义。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仅就《孙子》研究而言，历代研究者浸淫文献之中，简直已穷尽智慧，有分量的见解厚厚地积累下来，后来者每推进一小步又何其艰难！李零先生在小心考证基础之上，洞悉“《九变》《九地》两篇各自然章句之间的联系及编次上的矛盾”，提出退而求其次的大胆假设，不失为学术新见，对后学的启示意义更是难以估量。

进行以上辨析并非单纯地进行“商榷”，愚者千虑的真实意图是要奉献有关《孙子》研究的一些思考。

历史研究的真正魅力在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⑤[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9～1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若为推动学术进步计，我们更关心学术责任的召唤。因此，“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6～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正是时代赋予《孙子》研究的真正使命，从中也能够领悟到今后《孙子》研究的三个重要方向：第一，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因此，《孙子》研究最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是发掘当代启示，资鉴当今，指导现实。第二，继续研究原典，得古人之意。第三，重温《孙子》研究的历史，“通过学习，并把自己的经验与前面各代人的经验结合起来”⑦[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2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仅就后两个方面而言，可能实现的突破之处大致可以确定为：（一）发现新史料，或者重新寻出已经沉没了的事实；（二）运用新方法得出新解；（三）发现前人之误并予以纠正。关于这一点需要遵循的原则应该是“不薄今人爱古人”。也就是说，对待学术先辈的成果，要有“与有荣焉”的心态，要给予“理解而不是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