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道”与西方之“逻”——论传统中西艺术思维方式的哲学内核

赵彦钧

（云南艺术学院 戏剧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中西艺术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在其不同的存在空间和流动时间中逐渐沉淀而成，其区别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牟宗三先生讲的，文化“可以从各角度、各方面来看，但向内收缩到最核心的地方，当该是哲学”。[1]中西哲学的内核涉及中国之“道”和西方之“逻”，“道”与“逻”是中西艺术的建构上具有再生性的核心概念和范畴。老聃运用的是整体性思维，从而开启了中国艺术领域整体思维的大门。而赫拉克利特运用的则是分析性思维，开启了西方艺术分析思维的天窗。传统观念下，中国艺术形成了于抽象、发散、中庸中寻求“至慧”和“至善”的顿悟，西方艺术形成了在具象、逻辑、科学中找寻“我是谁”；“我现在在哪”；“我将来到哪里去”的终极答案。

一、中国之“道”

笔者认为，再多的文字和言语也无法真正去解释什么是“是”，因此，此处笔者更想用以下几个词来框范一下“道可道，非常道”，那就是“神秘”、“太初”、“混沌”……。

文字本身是具有神秘力量和无限魅力的，在文字夹缝里无不充盈着对道之存在的肯定和向往。但是，在上述的文字中无不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得不去面对和深思的“二元悖反”的出现。

老聃在《道德经》中感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在类似的悖论和矛盾中，哲人们承认“道”与言说，“逻各斯”与语言确实存在差别，思想一旦被说出来就成了另外的东西，唯有沉默无言才是思想的本真状态。同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反讽，哲学家不得不把他们本打算沉默的事说出来，都不得不用文字来宣布他们对文字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