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黑白”足球城

2014-01-15 01:17郝洪军
中国周刊 2014年1期
关键词:赵本山体育场沈阳

郝洪军

沈阳到底是一座什么性格的城市?

从王宗方、王宗玮(民间称之为“东北二王”,特大案件作案人)、刘涌这些人的身上,有人会以为沈阳是一座充满暴力美学的城市;而迷恋赵本山、那英、艾敬、毛宁等明星的人,又会觉得沈阳充满幽默与欢乐;如果有人喜欢研究慕绥新、马向东、薄熙来等落马高官,也难免体会到沈阳的肮脏与龌龊。

我更喜欢从足球角度来解读这座城市。

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但足球早已超出体育本身,成为一种鲜明的社会文化符号。尤其对沈阳来说,中国足球是在这里冲进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因此沈阳被称为中国足球的“福地”。最关键的是,这个由12块黑色正五边形面料与20块正六边形面料拼合而成的皮球,不仅成为沈阳的特殊符号,足球特有的颜色—黑和白,似乎也准确揭示着这个城市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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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5楼办公室的窗外,有一个由七幢40层高的楼群簇拥、三年尚未打好地基的工地。

这个工地的位置,六年前是一座叫做沈阳五里河的体育场。2007年2月,一声巨大爆破声之后,整个体育场灰飞烟灭。这块土地时下的主人是拥有沪港两家上市公司的世贸集团。在他们设计的蓝图上,这里将成为集商业、住宅、公寓和五星级酒店为一体的商业丛林。

五里河体育场处于沈阳金廊工程的核心地段。所谓金廊工程,是以贯穿南北的青年大街为中轴线,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创造新的投资热点而推出的战略举措。可沈阳人却渐渐迷惑了:既然金廊工程的目标是通过逐步开发改造,使其成为城市地标,那青年大街两侧的沈阳标志性建筑,如辽宁体育馆(当地人俗称大馆儿)、夏宫、五里河体育场为什么接二连三地被爆破拆除?

辽宁是体育大省,沈阳是辽宁体育的大本营,而足球恰恰又是这个城市抒发个性的重要载体。赢球了甩开膀子豪饮庆贺,输了球泪流满面张口骂娘。胜负荣辱让人的情绪波动如同春夏秋冬一样四季分明。正因为如此,有些沈阳人甚至偏执地认为:你们可以拆除东陵北陵,五里河体育场拆不得。

官民为一个建筑的博弈,近似于巴西国家队与中国队的对抗,胜负已没有悬念—五里河体育场最终变成了鸿商巨贾们囤积财富的“私宅”。当年,体育场正门广场有座为十强赛中国队出线建造的V型纪念雕像,它如今被重新安置在旧址对面的科普公园。公园的草坪上还站立着米卢、郝海东、杨晨、范志毅、李明等人的青铜像。

隔着车水马龙的青年大街,他们离原来五里河体育场的大门不到50米,国脚们张望着什么?是那些在五里河体育场“遗体”上崛起的高楼大厦吗?

在沈阳人的足球生活里,民间为足球与官方博弈,也有一次难得的胜利。

沈阳市人民体育场始建于1930年。早在2000年,沈阳人就听说该体育场要被拆除,原址处要建成商用住宅。于是,158名群众联名上书沈阳市人大,随后9名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市人民体育场改变用地性质的质询案》。经过两年的抗争,2002年4月30日,沈阳市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市政府《关于人民体育场实施总体改造方案》。根据该体育场的现状特点和区位条件以及城市总体规划对该地区的要求,拟将该用地规划为开放式的体育公园,也就是后来的沈阳市体育公园。

这座公园让沈阳市民感到欣慰。在五里河体育场未建之前,这里一直是沈阳足球的“心脏”。为看一场比赛,球迷卷着铺盖卷提前三天到体育场外排队购票。当时沈阳两只职业球队,辽宁队和沈阳队的主场都设置在这里。体育场变成体育公园,珍藏在沈阳球迷心中的美好记忆也没被完全撕碎。

20年前,中国足球开启了职业足球的大门。沈阳这个城市的足球像沈阳的工业一样迎来阵痛。这主要表现在两只职业球队生存艰难,甚至流离失所。十多年的阵痛期让沈阳人对足球有了更深的理解。

足球由两种颜色组成—黑与白,即是与非。当职业足球催生出一个巨大名利场时,因足球而发生的故事愈发逃离了足球本身,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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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的一个寒夜,我和知名文化人羊驰在沈阳皇姑区一个“酒吧一条街”里寻找看球的酒吧。当晚要进行的是中国国家队与印尼队的一场比赛。羊驰是编剧,痴迷话剧。当天在一个清冷的酒吧看完球后,因为足球,我们先聊起老球迷李默然先生。李老因为在电影《甲午风云》中成功地塑造了爱国将领“邓世昌”的形象,而赢得了广泛声誉。

羊驰刚从辽北一县城回来,他去参加李默然安葬仪式。李老是个铁杆球迷。我10年前因为足球话题曾多次采访过他。李老多次建议要重视足球,尤其让足球形成一种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城市。

李默然一生献身于话剧事业,足球只是他和弟子羊驰的业余爱好。羊驰除了写剧本,也痴迷于话剧舞台。可残酷的现实是,人们是通过电影《甲午风云》熟知了李默然。李默然先生有生之年没有让话剧成为沈阳的文化名片。在话剧惨淡之时,李默然最难以接受的是赵本山的二人转却以沈阳为根据地,像“病毒”一样四处蔓延。

李默然健在时从不回避对赵本山的蔑视。他一直认为赵家班的二人转是“垃圾文化”。我记得有一次在本山基地见到赵本山时,赵本山谈起李默然,给予足够的尊重后,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文化艺术不能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他说二人转就如同足球,老百姓喜欢是硬道理。赵本山后来也开始“防守反击”,在2011年辽视春晚的小品《相亲》里,他以夸张的腔调朗诵着:

啊!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地飞翔……

有人猜测这是赵本山在公开暗讽擅长诗朗诵的李默然。

其实,以李默然和赵本山为例,从他们身上寻找文化的契合点并不是难事。比如,赵本山也是球迷,还曾出任过辽宁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对辽宁足球和中国足球有深刻的理解。这一点与李默然相同。我曾和羊驰开玩笑,如果让沈阳这两个文化大师摒弃前嫌,携手打造沈阳的城市文化,那么足球应该是两位大师最合适的介质。endprint

沈阳有文化吗?我和羊驰从这个所谓的“酒吧一条街”聊起。这条街不足百米,坐落在一个著名楼盘之中。它西侧是辽宁大学,东临辽宁艺术剧院。皇姑区本是这个城市最有品牌的文化教育区,也是富庶区。随着城市的发展,市内其他几个区靠房地产等产业迅速崛起,没有足够土地可卖的皇姑区停滞不前了。羊驰曾对这条酒吧街寄予厚望,但事实是,这条不足百米的仿欧街巷只有两三家酒吧开业,其他店铺因赔不起钱而关闭。

酒吧应该是一个城市显著的文化符号。北京的后海、南京的1942、成都的九眼桥、广州的沿江路等,都是著名的酒吧街,也是城市里最绚美的风景线。在沈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辽宁体育馆后面的酒吧街很火爆,酒吧最多时达到50多家。到了2007年,为了商业开发的需要,有着30多年历史的辽宁体育馆寿终正寝。它西面的酒吧一条街也为这个沈阳标志性建筑做了“陪葬”。

随后,沈阳曾尝试着建造奥体酒吧街。在浑河南岸利用大堤修建几百米长的半地下街市。可不知为何,最终导致招商失败。勉强开业的几家酒吧为招徕顾客,雇佣艺术院校女生用色相喝酒陪侍,但色情也没阻止这条酒吧街夭折的命运。

沈阳酒吧的沦陷令人唏嘘。尽管不能简单地说全民泡吧是文化繁荣的标志,可当地职能部门对一切文化符号的漠视,才是许多人对这座城市的失望所在。辽宁体育馆、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消失了,五里河体育场斜对面的夏宫也曾是亚洲最大的室内水上乐园。当年,那椭圆形的白色建筑也是外地人识别沈阳的标志,可它在2009年年末的一声爆破声里成了沈阳人心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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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从不忌惮刻意去渲染自己悠久的历史。有历史学家考证,7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上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从公元前229年设立侯城起,沈阳的建城史已近2300年。

事实上,在历史坐标上解读沈阳,它与古称“龙城”的“三燕古都”朝阳和古称“襄平”的辽阳相比,属于资历太浅的“小兄弟”。沈阳真正的“龙兴”始于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迁都于此,沈阳才有了“一朝发祥地,三代帝王城”之称。

满清近三百年的沉淀让沈阳厚重起来。民国初年,张作霖父子据守沈阳。随后伪“满洲国”像根稗草一样又摇荡了14年,再加上1949年建国前后的特殊贡献,沈阳足以奠定了历史名城的地位。可是,如同辽宁是体育大省但称不上体育强省一样,沈阳是历史名城,但不见得就是文化名城。

谈起沈阳这座城市,许多人津津乐道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该记录片用支离破碎的工厂寓意转型期沈阳市产业工人倒塌的生活,用一条铁路形成的尴尬生态圈来慨叹这个城市的可怜与封闭。至于艳粉街,这条早被艾敬唱红的街区为生存衍生的争斗,又要被导演定格成城市永恒的疮疤。艳粉街失去艾敬歌声里的淡淡凄美,它和《铁西区》一样断章取义地解读了沈阳这个城市。

铁西区的工业可以阵痛,可以消失,工业文明却无时不潜移默化地在传承着。现代足球的兴起和工业文明密不可分。英国工业革命后,足球率先在产业工人聚居区兴起,随后受到商业关注,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沈阳铁西区,许多产业工人下岗、转型时,他们的子女依旧迷恋着足球。最能诠释这种现象的是沈阳铁西勋望小学,它始建于1946年,解放后校足球队曾获全国“贝贝杯”和“萌芽杯”冠军,董礼强、肇俊哲、徐亮、王霄等国脚都出自这里。数十年来,仅这一所小学就培养出职业球员一百多人。沈阳勋望小学和大连东北路小学,都被媒体誉为“足球摇篮”。

2008年11月中旬,有十冠王之称的辽宁足球队继1995年后再次降组,已从辽足俱乐部辞职的“球迷领袖”黄祖刚在一个雨夜郁闷难忍,非要找我喝一下。

酒桌上,这个汉子落泪了。他悲愤地和我谈起一场球:当年,辽宁队远征上海。辽宁队赢了,一旅行袋的奖金却是S队给拿的。原来,当年辽足保级无忧,S队要夺冠,需要辽宁队坚决阻击与S队同城的G队。辽宁队践约而行,队员们分得了100万奖金,另一百多万归俱乐部所有。

黄祖刚曾是沈阳军区某部作战参谋,20多年前毅然脱下军装,成为一个职业球迷。我曾在他儿子的婚礼上看到许多他当年的战友,他们大多成了军分区正副司令员,而黄祖刚这个喜欢足球的汉子因为看不惯俱乐部有悖于职业道德的行为,在北京奥运会后再次辞职,成为“光杆司令”。

黄祖刚的上次辞职是2006年。当时赵本山还是辽足俱乐部董事长。辽宁队在赵本山当董事长后的第一场比赛踢输了。那场比赛,赵本山请来孙楠、那英等十多位明星助阵,输了球,脸上无光。

当时,在沈阳一座五星级酒店里,时任大连实德俱乐部老总的徐明作为赵本山的朋友,指着辽宁队主教练王洪礼的鼻子一顿训斥。黄祖刚当时是俱乐部副总,他一直尊重德高望重的王洪礼教练,面对徐明的训斥,黄祖刚忍无可忍,“拔刀相助”后愤然辞职。

后来,但凡有人和我谈起沈阳男人的脾气秉性,谈到这个城市的性格,我几乎都会讲这一个场景,讲这个场景里的黄祖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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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和足球的缘分竟如此奇妙。

这个城市见证了中国足球最辉煌的岁月,转眼间,沈阳又成了足坛反赌扫黑的大本营。沈阳一夜间成了敏感词,许多足球人“谈沈色变”。

记得2011年10月7日,我们邀请米卢来沈阳,为中国队冲进世界杯10周年做个纪念活动,设想把老国家队队员请回沈阳与辽宁足球功勋球员进行一场表演赛,痛定思痛,为新国家队出征汲取点正能量。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除了米卢、金志扬、沈祥福、杨晨等人欣然来沈,与李铁、张玉宁、肇俊哲等组成老国家队阵容,其他那些大腕都以各种借口拒绝了。

因为足球,沈阳承受着大喜大悲,也体味着耻辱和尴尬。比如,当广州恒大在2013年底取得亚洲冠军、恒大人矫情地导演倾城乃至倾国之恋时,许多人似乎忘了早在23年前,也就是1990年4月29日,刚竣工一年的沈阳市五里河体育场里,6万多人摇旗呐喊,辽宁队战胜日本尼桑队,第一次捧起亚洲冠军的奖杯。

人生就是这样难以琢磨。

当时在五里河体育场,球迷孙长龙刚过完29岁的生日。他没想到自己后来接替黄祖刚成为沈阳球迷协会会长。2001年米卢率队在五里河体育场出线后,孙长龙出资150多万元在五里河体育场正门广场修建了镶嵌国足团队肖像的V型雕像。他把多年做生意的资产孤注一掷,也由此破产。

2007年五里河体育场要被爆破时,孙长龙拟与体育场共存亡,爆破这天,他被有关部门派人贴身监控。随着体育场的消失,他的V型雕像也被拆除。随后,孙长龙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

三年前,沈阳市体育局给了16万补偿。眼下,孙长龙失业在家,女儿又患了绝症,他说还应有60万的补偿款没有到位。孙长龙说,“雕像他们又立在科普公园了,那是我的产权,为了生存,我要讨回这笔钱。”

30年前,辽宁足球和广东足球南北呼应,强势垄断着中国足球的资源。30年后的今天,广州恒大腰缠万贯,横行天下。他们的球迷乘坐包机为自己球队呐喊助威。沈阳,曾经的球迷领袖孙长龙却为了生存艰难地走着上访之路。

当然,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是一个城市的悲哀。

因为在沈阳要迎接2014年到来时,孙长龙不仅难以讨回他60来万的补偿,他连在自己家门口看球的机会都没有了—新的赛季,栖息沈阳的辽宁队同样为了生存,把中超主场搬迁到荒芜的盘锦海滨去了。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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