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文的传奇人生

王培垠

有志青年

刘鸿文，原名刘先富，曾用名刘季温，1916年12月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长临河镇刘寿山村一个农民家庭。

刘鸿文祖父早亡，祖母带着幼子生活。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孤儿寡母更难，常受本地富豪的欺凌，曾一度被迫移居外村。由于曾祖母和祖母两代孀居，其家备受歧视，祖母为摆脱这种窘境，力主子女读书出头，即使债台高筑也从未放弃。

刘鸿文的父亲刘治平，读过私塾，在商店当过学徒，在税务局当过职员，失业后以小本生意糊口，由于生意不景气，离家赴闽谋生，家中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母亲耕种的五亩薄地。

刘鸿文的家乡有一句民间俗语 “吃口生姜喝口醋”，意思是青少年要遍尝人间酸辛，历经艰难磨炼，方能成人立业。坚忍的祖母要子孙“吃口生姜，喝口醋”的励志教育，成为激励刘鸿文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

在祖母的教诲下，刘鸿文从小就知道学习的重要，养成了热爱学习的自觉性，学习从不甘居人后，家人对此都很欣赏。一天，在外经商的父亲回来，把小鸿文叫过来，说道：“我长年在外，你要听奶奶和妈妈的话，用功读书，须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儿一定听奶奶、父母的话，刻苦学习。”小鸿文认真地回答。

1932年秋，刘鸿文以优异成绩考入省城安庆第一中学读书。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常常利用空闲的时间，阅读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在语文老师曹觉生的指导下，他先后阅读了《新青年》、《向导》、《共产主义ABC》、《少年漂泊者》等进步刊物和革命书籍。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增强了追求光明的勇气，开始认识到当时社会腐败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军阀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入侵。

一年后，刘鸿文转入上海山海工学团，这是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一所半工半读学校，是以中共秘密党员和同路人为核心组建的学校，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爱国进步青年，共产党员马侣贤、张劲夫先后担任团长（校长）。

在那里，大家同劳动、同学习，刘鸿文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认真系统地阅读了《社会辩证法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等社会科学书籍，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逐步认识到：只有走革命的道路，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走向独立和富强。

1935年，刘鸿文先后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和“反帝大同盟”，并负责保管秘密文件。

1936年初，刘鸿文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国难教育社”，并多次参加救国会组织的游行示威。通过斗争的考验，同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伟大而壮丽的革命事业。

投身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鸿文先到前线参加救护伤员，后又被调回做市区马路宣传和难民工作。不久，根据中共上海特委决定，他随张劲夫、余立金前往嘉定前线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吴奇伟部做战地服务工作。在炮火弥漫的战场上，刘鸿文多次组织民工、民船运送弹药，救护伤员。

随着日军的节节进逼，大片国土沦陷敌手，上海成了日军占领区中的孤岛，混乱中刘鸿文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历经坎坷，1938年初，刘鸿文终于在安徽六安找到了张劲夫，接上组织关系。

此时，李宗仁被任命为安徽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司令，他响应共产党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在六安成立了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并兼主任，并向各县派出工作团和指导员。宿县、阜阳、霍邱等县率先成立了县动员委员会分会，刘鸿文任霍邱县动委会指导员。

为了壮大抗日干部队伍，中共皖省工委在霍邱河口集举办抗战干部训练班，招收各地进步青年。组织上让刘鸿文以流亡青年的身份，任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和班主任。经短期培训的二三百名青年，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工作团，成为各地抗日的骨干力量。

6月，刘鸿文被任命为皖北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霍邱县委书记。在此期间，他以举办抗日救亡训练班形式，先后建立起高塘、众兴、河口等8个区动委会和2个县属工作团。动委会和工作团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了“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各种抗日团体120个，在全县范围内迅速掀起群众性的抗日热潮。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霍邱县成立了抗日自卫军，但国民党顽固派却极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造分裂，挑起了抗日自卫军四、六支队的武装冲突。对此，刘鸿文坚持原则，不仅同顽固派作坚决斗争，而且挺身而出，参加处理了这两支武装的冲突，使共产党重新掌握了这两支抗日武装。

1938年底，刘鸿文调任安徽省总动委会巡视员，巡视、指导立煌县（今金寨县）、寿县等地的民运工作。次年初，他又调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任民运科长，在舒城、无为等地为部队“招兵买马”，接粮筹款，并组织和发动群众，支持和配合敌后游击战争。

1940年春，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刘少奇的领导下，新四军创建皖东敌后根据地，淮南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6月，刘鸿文调任全椒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在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惩治汉奸，清剿土匪，扩大农民抗日自卫队，实行民主建政，成立县参议会，团结开明地主和进步绅士，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2年，由于日军占领定远县连接寿县的公路，定远县被南北隔开了。路西区党委决定将定远南部和肥东县合并，建立定合县委，刘鸿文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兼民主县长。这里是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最前沿，斗争更加残酷。刘鸿文上任时，该县名义上所属5个区，实际上处于数千日、伪、顽军层层包围之中，地区范围很难固定，县里武装力量开始只有几十人。刘鸿文到任后，呕心沥血，全力工作，经过发动群众，打击敌人，迅速发展了一只五六百人的武装队伍，巩固了根据地。

翌年3月，刘鸿文调任皖东专署党团书记兼秘书长，协助领导整个淮南津浦路西的抗日民主政权工作。9月，调中共中央华东局整风学习。

一年学习结业后，刘鸿文调任路东地委城工部部长，后调任淮南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继续在敌占区城市从事党的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深入虎穴建奇功

1946年5月，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城市工作，中共中央华中局拟组织成立陇海工委，让刘鸿文领导陇海铁路全线党的秘密工作。刘鸿文从江苏淮安出发，经徐州，过商丘，抵达河南省会开封。根据自己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刘鸿文向时任华中局副书记的谭震林汇报，认为战线拉得太长，工作诸多不便，建议先成立汴（开封）郑（州）工委，以汴郑为重点，兼顾陇海其他地方。华中局采纳了他的意见，成立汴郑工委。在刘鸿文有力的领导下，开封、郑州的秘密党组织快速发展壮大起来，在东起徐州西至西安的千里陇海线地域内陆续设立了多个工作点。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为适应战争需要，刘鸿文按照上级的指示，重点领导了争取、分化、瓦解国民党第六十八军、第五十五军的策反工作。

刘鸿文的妻子林恒，原名钱行，山东曲阜人，早年是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高材生，1936年参加革命，既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又是一位机智刚烈的女性。为站稳脚跟，刘鸿文先让妻子去开封静宜女中担任中文教员，以此作为掩护来开展工作，接着，又派她到国民党第六十八军副军长王致远家做家庭教师。刘鸿文通过这个关系做国民党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及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的工作，争取“二刘”在陇海线以北战地起义。

为此，刘鸿文多次深入虎穴，到“二刘”驻地会谈。在与“二刘”谈判促其起义未见成效时，他报请组织批准，果断派人策动国民党第六十八军张公干团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气焰。

1947年初，汴郑工委获知河南军统特务机关要派人到解放区对高树勋部策反，以及郓城县大队负责人与军统秘密勾结的情报，刘鸿文随即派人赶赴晋冀鲁豫解放区向刘、邓首长汇报。此后，他派叶超打入国民党第六十八军军部，详细掌握了敌军的部署和城防情报，为配合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情报人员还为进行睢杞战役、郑州战役收集了大量情报。

1947年，全国大中城市学生掀起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五二○”运动，刘鸿文机智果断地决定以河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名义，采取欢送学生、教员代表赴南京请愿的形式，发动了数千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参加游行示威，从市中心到火车站，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呼“打倒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震天动地，沿途市民鼓掌欢迎，吓得敌人胆战心惊。

1947年6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按照党中央、毛泽东部署，转入大规模战略进攻。刘邓大军计划强渡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挺进大别山。蒋介石气急败坏，亲自指挥、布置国民军第六十八军、第五十五军的5万多重兵，从河南开封到山东菏泽、郓城一线严守黄河。蒋介石还密令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准备炸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阻止刘邓大军南下。刘鸿文获悉这一情报后，穿越国民党的防线，星夜驰赴晋冀鲁豫中央局驻地，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

刘伯承向刘鸿文讲述了自己和刘汝珍的一段历史关系，并用绢绸亲笔给刘汝珍写了一封信，要他携信立即返回，抓紧做“二刘”的工作。按照刘邓首长的指示，刘鸿文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仅带一名交通员，昼夜兼程，火速急奔山东菏泽国民党第六十八军军部，与刘汝珍会谈。

刘鸿文向刘汝珍严正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决不能按蒋介石指令决堤放水，如真做了，便是千古罪人，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回来交人民严惩。第二条，创造条件，举行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政治上可作适当安排，可保留军队番号，不没收土地以外的动产。第三条，不能阻挠刘邓大军南下，我军路过防区，只可虚晃几枪，让我军顺利通过。

刘汝珍默然无语，似心有疑忌，刘鸿文继续对他开导。经过几番唇枪舌剑的较量，刘汝珍迫于大势，表示“完全接受”中共的条件。

为防备刘汝珍反悔，发生意外，刘鸿文进一步追问：“如果蒋介石下死命令，叫你炸黄河大堤怎么办？”对方答道：“战场起义！”刘鸿文为了监督其是否履行诺言，坚持自己要留下来。但刘汝珍恐慌地说：“你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如出了事我向贵党无法交代。”

经商议，最后决定交通员叶超以军部“副官”身份留在第六十八军，以密切注视敌军动向。在刘鸿文的努力下，刘汝珍没有炸黄河大堤，也没有阻拦刘邓大军南下，他们甚至主动撤退，几乎没有向我军发一枪。刘邓大军这支铁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千里跃进，长驱挺进大别山。

1948年初，刘鸿文回解放区担任中共豫皖苏区党委城工部部长兼汴（开封）郑（封）信（阳）工委书记，继续领导开展敌占区的城市工作。

1948年10月，开封第二次解放后，时任汴郑工委书记的刘鸿文接到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命令，到国民党绥靖区做策反工作。策反的对象，是国民党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当时何基沣、张克侠的部队驻扎在徐州以东的贾汪、台儿庄地区。

刘鸿文化装成国民党高级官员，带着一名警卫员火速赶到徐州，与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接触。原来，张克侠早在192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陈毅曾派出密使和张克侠接触过，并要求他长期深度潜伏，在关键的时刻率部起义。在张的官邸，他们密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对于张克侠，蒋介石早有所怀疑，逐渐剥夺了他的兵权，在淮海战役布防上，也把他的部队摆在贾汪、台儿庄这个在蒋介石看来并不重要的地区。

和蒋介石的战法不同，我军发动淮海战役的布局是，先拿下东部淮阴以及海州，再形成对徐州的包围，最后全歼国民党在江北的主力。而位于徐州和连云港之间的黄伯韬兵团就成为我军首要消灭的目标。

11月6 日，淮海战役打响。黄伯韬部怕被歼，从东收缩，向徐州退却。要拦截住黄的退路，形成对其包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穿过贾汪、台儿庄一线的国民党防线。在这个大背景下，刘鸿文再次被派往去说服、策反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

为了配合刘鸿文的说服、敦促工作，谭震林、王建安率领的山东兵团也对何基沣、张克侠率领的部队形成了合围之势，让他们手下的基层军官都知道，不起义就是死路一条。

11月8日上午，何基沣、张克侠率领国民党第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5万多人在贾汪起义。下午，我华东野战军穿过这一防区，截断了黄伯韬兵团的退路。

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4 个纵队将黄伯韬兵团4 个军7万多人合围在碾庄一带。16 日晚，我军发动总攻，经过六天的浴血奋战，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

战后，无论是中央军委首长，还是淮海战役总前委领导，都对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评价说：“北线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第一个大胜利。”

刘鸿文当然功不可没。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很欣赏刘鸿文的干练才智，见到刘鸿文时，直拍他的肩膀，翘起大拇指笑着说：“有功之臣！有功之臣！全国解放以后，派你去当大使。”

新中国成立后，刘鸿文历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委员、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等职，先后当选为第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第三、四届政协副主席，在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和外事等工作方面颇多建树。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鸿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因而长期受到打击和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了七八种疾病，于1979 年1 月30 日凌晨1 时30分不幸病逝于河南郑州。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