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

“一纲四目”影响台湾当局

1960年后，美国一方面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向台湾当局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美蒋矛盾加深扩大。毛泽东认为这是开展对台工作的好时机。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经与周恩来研究商讨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了对台的总方针。

1963年1月4日，张治中发出经周恩来修改的致陈诚信，正式传达了当时大陆对台湾工作的“一纲四目”方针。“一纲” 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1、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2、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4、双方互约不派遣人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蒋介石称：“两个中国”及“中立主义”的幻想，不明事实，不明道义，不负责任，美国不应对此事加以考虑。陈诚则表示说，他要对历史作交代。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南海密谈至今尚未完全解密

1963年底，经过通信和有关人士沟通，国共双方关系有了新的进展，决定在南海举行高层密谈。关于如何商定的密谈时间、地点，以及双方的参加人员，至今尚未完全解密。现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资料，对这次周恩来与两位台湾高层要人秘密会晤作一综述。

1997年冬天，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纪念文集《最可爱的人》出版。文集中收入了一篇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的文章《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最先披露了两岸高层领导人曾会晤一事。据吴瑞林回忆：1963年12月初，海军通知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前往北京，萧劲光司令员将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会议结束后，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突然到我的房间。他说：“我是刚从总理那里来的。我来向你传达一个重要任务。总理要去视察珠江口，还有两位首长同总理一起去，再就是童小鹏同志和我，还可能有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或副厅长，人数不多。”我问：“有多少时间准备？”他说：“五天时间以内。”他又说：“此事，保密第一，安全第一。这是绝对重要的。”

12月7日，周恩来按时来视察黄埔，与他同来的有副总理陈毅，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治中，随行人员还有童小鹏、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务院对台办公室主任罗青长，他们由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陪同，从新洲乘船到达黄埔。

在134扫雷舰的护航下，848护卫舰沿珠江口向伶仃洋进发，于次日到达了预定地点万山要塞。

关于这次会晤的客人和内容，1998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做了一些披露：1963年12月，他（周恩来）又专门到广东中山县孙中山的故乡向台湾派来的一位客人具体阐述了 “一纲四目”的内容。由于这次会见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台湾客人不见了。

这位“神秘的台湾客人”（当事人罗青长回忆是两位客人）究竟是谁至今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解密和考证。1996年1月，香港《南华早报》曾发表一篇新闻，点出参加这次秘密会晤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接着，香港某杂志在1996年4月号上，也发表了一篇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的专稿。该文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

和谈“六项条件”最终搁浅

此次秘密会晤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说：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1965年7月，蒋介石派密使曹聚仁访问北京，毛泽东与曹聚仁谈话间，亲笔写了一首词《临江仙》，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表达了毛泽东“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7月20日，蒋介石由蒋经国作陪听取曹聚仁密访北京报告，曹向蒋氏父子出示了毛泽东所写的《临江仙》词，并逐条介绍了中共开出的条件。蒋氏父子经过一番斟酌讨论，也加入了他们的一些意见，由此形成了一个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其大意为：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2、蒋经国任台湾省长。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 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但后来由于1966年 “文化大革命” 全面爆发，风云突变，蒋介石也心存疑虑，“国共第三次合作”因此搁浅。

（转摘自2013年11月19日《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