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角荣访华拒战争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是人们最熟悉的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条款，它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责任”。但在其背后，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上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分裂、中美关系改善，中日邦交正常化进入两国的政治议程。但日本政府担心被要求战争赔偿，因此作种种试探；而试探最为成功的是在野党政治家——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

1972年7月，田中角荣胜选自民党总裁后组阁，大平正芳任外相，中国方面期待“和式基辛格”，请竹入尽早来访。竹入遂会晤大平、田中，要求得到政府委托，但遭拒绝。无奈之下，竹入与同党一起拼凑了一份政府主张，7月25日秘密到北京。

据竹入义胜回忆：假戏真唱做“特使”很是心虚，所幸周恩来并没有认真追问，自己也“没能启齿说出否认的话”。他着重提出三点要求：邦交正常化不能缔结和平条约，因为与台湾已有和约，且外务省和自民党多数都反对；要默认田中首相事前与美国协商；听说中国不要赔偿，请给予确认。他获得了满意的答复，并拿到中国的《联合声明要点》，史称“竹入笔记”。

竹入在正式谈判前假扮首相“特使”，得到中方草案。知己知彼的日本外交团队在谈判中压住中国，不就侵略战争明确谢罪，甚至否认中方有权要求赔偿，以至于周恩来怒称“是对我们的侮辱”。但日本坚持：蒋介石政府已经“放弃”赔偿，联合声明中不能出现“法律意义”的表达。

1972年9月，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访华。随后，《中日联合声明》发布，其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这份“友好”没能经得起时间考验。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间战争受害索赔案不断出现，日本政府均援引此条予以拒绝。中国政府希望“妥善解决”侵华战争的遗留问题，并指明所放弃的“不包括个人赔偿要求”。

其实，关于“友好”之说，谈判时就发生过外交修辞学较量。中方的联合声明初案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日方返回的对案改成了“两国国民的友好”。于是，中方二次草案也变作“两国人民的友好”。

这里有两处一字之差：一是改用“国民”的概念，澄清日本国的共同体性质；二是不承认两国存在有“交情”“友情”之谓的“友谊”，澄清若中国不放弃赔偿要求就不能结邦交之好。从后来的回忆看，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的确是抱着“如果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的决心踏上访华旅途的。

1987年9月，竹入义胜就假扮特使一事请求邓颖超“原谅”，澄清当年拿给周恩来的并非“田中方案”。他承认这是多年的“一块心病”，但又辩解：“我并没有打算欺骗周总理……”

（摘自《财经》刘建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