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刑事司法事实判定中的程序规则比较法视角下的功能分析

王志强

司法过程通常包括事实确认和法律适用两个环节。虽然在司法实践中，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有时不能截然分开，但在逻辑上仍有所区别，其重要性也不可等量齐观。就刑事司法而言，事实确认有时往往更为重要，绝大部分案件的争议焦点，往往都在事实问题的认定。所谓“冤狱”之冤，绝大部分都并非出现法律适用阶段，而是产生于事实判定的环节。历史上也同样如此。对于法律适用中的推理过程及其特色，法律史学者们已给予普遍关注，但对于对案件至关重要的事实判定，除勘验技术外，往往为治中国法史者所忽略，即便史学的目标之一是澄清事实真相。其之所以被轻视，原因恐怕有两方面：一是普遍认为，除了体表检验的传统法医学技术外，中国古代法在事实调查的程序规则和证明标准方面乏善可陈，主要是基于官员个人智慧的经验判断，〔1〕如《疑狱集》、《折狱龟鉴》中有大量此类展示官员断案智慧的案例。但缺乏有价值的规范和标准，因此也未从事实判定的视角剖析当时程序设计的意义；二是由于案件时代悬隔，不能起古人于地下，案件文档背后的客观真实状况，通常已无法获知，因此无法充分验证和评价当时制度运作的效用。〔2〕例如，著名的杨乃武与葛毕氏（小白菜）案，史称奇冤，但真相到底如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凭借案发经年之后重新进行尸检的结果，认定被害人系正常死亡，从而撇清被告人的责任，以常识而论，本身就颇可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