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凤清于老凤声”的期待

张俊海

人杰地灵的三晋大地古往今来蕴育了数不清的著名人物，他们像历史长河中耀眼的星辰，虽经岁月流逝，依然明亮。在这些著名人物当中，不仅有广为人知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更有关汉卿、白朴、郑光祖等梨园领袖、戏曲大家；走进山西博物馆，那一块块古代戏曲行当画像砖、一幅幅戏曲脸谱，甚至古戏台可以说，国内没有哪家博物馆能拥有这么丰富的古代戏曲资料馆藏。山西省晋剧院就根植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丰富戏曲资源的沃土之中。

作为首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承保护单位，如何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探索人才培养方式，有效地实现保护、传承、发展晋剧艺术的长远目标，是压在山西省晋剧院领导肩上的一副沉甸甸的担子。面对压力和挑战，领导班子努力探索艺术人才培养的新机制，优化人才成长环境，搭建人才发展平台，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深厚的艺术积淀与四代人的薪火相传

据考证，从清朝光绪初期到上世纪 30年代末大约半个世纪里，是晋剧从山陕梆子向中路梆子飞速转变的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晋中商人势力迅猛崛起，不断向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北京、天津乃至全国延伸，为晋剧艺术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保障。当时，梆子戏备受青睐，三多堂、锦梨园、四喜班、五义园等戏班如雨后春笋竞相涌现。各戏班里名家辈出，高手如云。现有记载的名老艺人约一千余人。卓有成就和有影响的有：十二红（杜盛林）、五月鲜（商文武）、三儿生（孟珍卿）、说书红（高文翰）、盖天红（王步云）、毛毛旦（王云山）、狮子黑（乔国瑞）、刘一腿（刘少贞）等。这些名伶艺人可以说都是晋剧艺术执牛耳者，为晋剧艺术从引变、成熟、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名伶艺人齐聚河北张家口一带，不仅使艺人之间有了大融合大交流的机会，更使晋剧与京剧、河北梆子、评剧等剧种有了交流学习的机会，极大地推动了晋剧艺人演技水平的提高和剧种艺术的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老一代晋剧艺人从思想上、制度上都得到了空前解放，生活上得到了保障。特别是在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三并举”方针的指引下，晋剧艺术可以说是人才荟萃，特别是活跃在上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晋剧舞台上的第一代晋剧艺术家（以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为代表的四大流派和乔玉仙、梁小云、刘俊英、刘仙玲、刘宝俊等），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他们各具风格的演唱和精湛的表演艺术均来自旧戏班严格的“口传心授”和“打”出来的，因而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具备这样的特征，即：全面继承传统，每个人都如同一本厚厚的能说话会表演的“大戏考”。

这一时期，声腔的变化，使晋剧在人才结构上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

一大批女演员登台演唱，转变了男扮女装的格局。这也使得声腔艺术发生了很大变化，改变了过去演唱时粗野俗气的唱法，逐步向清新婉约，声情并茂，追求韵味方面转变，并再一次融入了秧歌和民歌小调元素，丰富了音乐表现力，提升了剧种的艺术品位。与此同时，男女同腔同调迫使男行当声腔进行改革。

这期间，一大批有艺术天赋的青年人才纷纷加入戏曲队伍，这使得如何培养新入行的年轻演员的问题被凸显出来。

上世纪 60年代到 80年代，在中共山西省委直接关怀下，从戏曲学校和全省各地精选优秀青年演员成立了山西省晋剧青年团。这在新中国成立后晋剧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他们成为第二代晋剧人才，其代表人物是王爱爱、田桂兰、冀萍、马玉楼、刘汉银、王宝钗、张友莲、姬荣生、温明轸、郑忠贤、金世耀等。

第二代晋剧人才的培养由政府主导，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政府出面举办了收徒拜师授艺仪式。二是指令性的以丁、牛、郭、冀为流派代表，根据行当对二代新人一对一，手把手，分工包干进行传授。

第一代和第二代艺术家都有明确的师承关系，成就大的艺术家又都不只是一个师傅，往往是博采众长的。如丁果仙的开蒙师傅是孙竹林，以后拜说书红、盖天红为师。王爱爱的老师是程玉英和牛桂英。

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才在晋剧舞台上的卓著贡献，为山西省晋剧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丁、牛、郭、冀为代表的第一代晋剧艺术大师们联袂出演的《打金枝》《明公断》《蝴蝶杯》《走雪山》《教子》等剧目，家喻户晓，脍炙人口，至今仍然是久演不衰的经典保留剧目。特别是他们独具匠心，精诚合作，把《打金枝》一剧重新创作改编后成功搬上了银幕，成为首部晋剧艺术影片，为晋剧艺术跨入全国戏曲之林竖起了一块不朽丰碑。第二代表演艺术家们吸收和发扬前辈的优良传统，以全新的姿态排演了《打金枝》《小宴》《杀宫》《算粮》《含嫣》、现代戏《刘胡兰》《三上桃峰》等剧目，蜚声三晋，誉满京华，创下了“九进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创造了晋剧艺术人才欣欣向荣的第二次高峰。

编、导、音、美人才的重要性也在这一时期得到认可，并逐步向专业化培养转变。对编、导、音、美人才的培养，当时采取的方式是“靠”、“学”、“干”。即对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写作兴趣的文艺干部，推荐向编剧靠拢；对有排导才华的演员，选拔向导演靠拢。另外，对外地下放来的专业人才予以大胆重用，边学边干。由于措施得当，使山西省晋剧院拥有了赵步颜、王辛路、刘元彤、董新良、温明轩、刘柱、陈晋元、刘和仁等一批卓有成就的编、导、音、美高级艺术人才。

从第三代人才开始，院校毕业的专业人才占据了主要地位。剧院的演员、演奏员大多都毕业于戏曲专业学校，但在人才进一步的培养使用上，政府关怀扶持仍占主导地位。

第四代人才的成长既受到了老一辈艺术家的传、帮、带，同时又得益于新时期山西省委、省政府对青年人才全方位培养的举措。

二、“综合治理，出人出戏”的新举措

进入上世纪 80年代。古老的戏曲艺术已难以满足青年观众的审美需求，传统戏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山西省文化厅果断做出“综合治理，振兴山西戏曲”的战略决策。并在人才培养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1. 1984年，新组建了山西省晋剧青年培训班（青年团）。这是时隔 20年后，对晋剧人才培养采取的又一次重大举措。办团宗旨是“综合治理，出人出戏”。以栗桂莲、孙昌、张智、张瑞杰、陈红、陈转英、杨爱莲、王晓平、苗洁为代表的一大批清新亮丽的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剧团精心打造的《打金枝》《富贵图》《桐叶记》《崔秀英》《教子》，现代戏《油灯灯开花》，不仅多次轰动省城，获得奖项，而且进京展演，好评如潮。他们中 2人获中国戏剧“梅花奖”， 3人获文化部“文华奖”。在全国剧坛引起了很大反响，为山西争得了荣誉。

2.

狠抓艺术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定期举办山西省戏曲教学剧目汇演，检阅教学成果，发现优秀人才。

3.分别举办山西省振兴晋剧、北路梆

子、上党梆子、蒲剧四大梆子调演，促进艺术交流，打造艺术精品，培养艺术新人。

4.举办振兴山西省戏曲青年团调演，为青年艺术人才的成长搭建平台。

5.创办了山西省首届戏剧“杏花奖”。

山西省文化厅狠下决心用七年的时间，对戏曲艺术“综合治理”取得了“振兴”的成效，不仅推出了一批优秀剧目，而且培养了一批表演人才和创作人才，极大地鼓舞了山西文化艺术界的士气，使老一辈艺术家们看到了晋剧艺术新的希望。

三、新剧目的成功打造与人才培养的战略眼光

一个剧种或一个剧团要想发展，离不开优秀剧目的积累，一个演员要想成长同样离不开剧目的磨练。如果长时间不排戏，再好的演员也会被荒废掉。这不仅浪费了一批人才的最佳发展期，也挫伤了演员以及创作人员投身艺术的热情。

2012年，新的院领导班子调整上任后，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再次提出了“出人出戏，传承创新，统筹发展”的工作目标。首先，确立了正确的人才培养机制，组建了由名老艺术家和在职一级演员相结合的“艺委会”。从社会上广纳贤才，迅速启动了优秀传统剧目的传承排练。为了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决定打造一台新视觉、强联合、高品位的《晋剧名家交响演唱会》。演唱会上，晋剧“皇后”王爱爱、著名演员谢涛、史佳花、栗桂莲、孙昌、陈转英、杨盛林等名家，老、中、青三代晋剧人同台献艺，尽显风采。专家和领导们称赞这台晚会“晋风晋韵，高雅清新，大气磅礴，美轮美奂”。省晋剧院的老艺术家们兴奋地感叹：“晋剧的威风又来了”！

2013年，剧院领导在山西省文化厅、省演艺集团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将表现元代清官姚天福形象的《巴尔思御史》一剧搬上了舞台。该剧的排演在角色配备方面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重点培养和扶持青年演员。该剧的主演中没有一个是曾获过国家梅花奖和文华奖的名牌演员。作为一部新剧目，尤其是作为一部准备参加戏剧节角逐的剧目，做这样的安排是需要魄力和眼光的。剧院领导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剧目带动对新人的培养，真正做到出人出戏。

可喜的是，这部由青年演员担纲主演的《巴尔思御史》，先后在山西各地、内蒙古、北京和苏州等大城市进行了演出，观众反响热烈，剧场效果空前，并获得第十三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这部戏的成功演出和获奖，不仅为山西赢得了荣誉，也使青年演员树立了自信心，同时也让院团所有演员感受到作为一名晋剧演员的尊严。

如今，山西省晋剧院上上下下正凝心聚力，为传承晋剧发展晋剧，培养和造就晋剧新人而努力拼搏，为古老晋剧的再次辉煌做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