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建设运动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乡土复兴

张富利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44)

新乡村建设运动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乡土复兴

张富利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44)

自晚清始，乡村建设问题一直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晚清的精英们对乡村社会的建设与改良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因各种原因，结果不尽如人意。在物质建设丰富繁荣的同时，如果失去了文化自觉和传统精神，社会转型时期的新乡村建设难免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背景下，重提乡村建设，让精英回归，承继传统、弘扬文化，是一个可探讨的选择。

乡村建设；村治运动；文化自觉；传统精神

中国社会近百年的历史中，乡村建设始终是国人最重要、最关切的议题之一。尽管伴随着社会变化、历史发展而数度沉浮，但每次都反映了中国各种政治派系和知识力量对乡土建构、社会改造能力的印证和检视。时至今日，在对现代性的追寻中，它仍然是中国必须审视而又难于迅速破解的重大问题。在当今这样一个崇尚现代都市、日益趋于物质追求并沉迷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下，开展乡村建设实践而达致乡土复兴、对农民的关怀、对农村的坚守、对农业的重视，也面临与民国同样的困境。

一、百年中国的乡村建设回顾

中国的精英阶层探索乡村社会的改良始于晚清。河北的米氏父子①，是最早的先行者。1902年始，米氏父子提倡“村治”，普及村民教育、识字读书和地方自治。“村治”的理念得到了时任定县县长孙发绪的高度首肯，在其赴任山西省长后大力弘扬，引起了阎锡山的关注和鼎力支持，使乡村实验运动在山西构成规模。1924年，由华北精英绅士王鸿一、米迪刚、米阶平、彭禹廷、梁仲华、伊仲材、王怡柯等联袂创办的《中华日报》《村治月刊》，标志着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村治派”的确立，开启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新局面。1925年“五卅惨案”后，乡村建设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有学者统计，到1934年，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团体多达600余；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更是达至1000处之多[1]。在这些先行者中，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和晏阳初，前者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山东邹平进行了积极实践，后者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开展实验。二者的实施方针和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梁氏的“旧派”乡村建设哲学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和导向，渊源于“村治派”； 晏阳初的“新派”则依靠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以基督教为信仰。回溯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总体看来，当时的乡村建设实践主要形成了六大流派：① 西方派。信仰西方宗教，依靠外国得扶植，以晏阳初为代表；② 本土村治派。弘扬传统传统思想的宝贵经验，发扬儒家思想的村治精神，代表人物为梁漱溟；③ 教育派。以陶行知为代表，其在南京建立的晓庄师范学院享誉东南，可称为该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主要实践成果；④ 军事型。依托村治建立地方防卫政体，以彭禹廷的河南镇平地方防卫治理为代表；⑤ 官府型。由官方为主导并提供大部分支持的村治类型，以南京国民政府直接出资支持的浙江兰溪和江苏江宁为主要代表；⑥ 精英建设派。以开明士绅作为领袖来主导本土村治实践，比较出色的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由高践四领导)在无锡黄巷进行的村治实践和中华职业教育会(由民主人士黄炎培领导)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进行的村治实验，二者在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为积累中国本土经验做出了有益探索，对民国的本土村治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问题在于，这些乡村建设的所有类型都与政治密不可分，“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动。”[2]在政治土壤不充分，政治条件悬而未决的处境下，希冀凭借教育文化、经济建设的社会运动来改良乡土社会，即便在局部可见起色，但无法给中国的乡村问题提供根本之解决方案。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乡村建设始终面临的巨大问题，不仅阻碍了它繁衍发展，也最终导致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结局。尽管有先行者如晏阳初从运动开始就希冀他的乡村建设远离政治局势，但现实的结果让他最后不得不喟然叹息“事实的情势使我们也不能不钻入政治”[3]。而儒家村治派梁漱溟更是一语中的，道出乡村建设的最大困难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其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4]乡村建设在政治态度上的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不能从根本上走向“政治解决”，最后的命运必然是难得善终。

乡村建设运动的繁荣局面并未持续多久便遇到了1937年日本的侵华，异族的入侵中断了乡村建设的实践。在“救亡压倒了启蒙”[5]的大局势下，比起农村运动的成败与否，民族存亡更为迫切。假设如果没有这场外来的战争，乡村建设运动便会风生水起一帆风顺吗？实际的情形是，他们的启蒙和改良的努力，必然会因自身的时代局限最终走入困顿与艰辛。1930年，彭禹廷被敌对派系暗杀，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则被蒋介石下令关闭[6]。国难当头，各派政治力量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都不得已投入到救亡图存的行动中，梁漱溟经营多年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被迫解散，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虽未解体，却也只能做出随国民政府西迁的抉择。到重庆后，晏阳初通过组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来继续其乡村建设的梦想。1950年，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贸然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并军事接管，晏阳初在大陆的努力至此结束②。

乡村建设派的缺陷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复杂的时代处境以及对当时积重难返的中国社会的认识不够深入。千家驹就认为晏阳初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大有问题：“他们以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病根是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之愚、穷、弱、私，所以要救中国必须针对这四个字着手，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愚、穷、弱、私，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病态之表现，怎样会发生这四个病态的现象问题，是不能由这四个字本身得到解决的。”[7]而对于梁漱溟，比起晏阳初，尽管其作为一度享有盛誉的“乡村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解析稍许深入些，但其为农村社会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老树开新花：“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好似尽善尽美，仿佛真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新招牌，戳破了说，却也不过是现存秩序之巧妙的设计而已。”[8]实际存在的问题可能更在于，乡村社群对乡村建设的理解往往从眼前的实利出发而罔顾其对精神价值和长久利益的深远影响，往往与知识分子的理想抵牾并时有冲突。如果村治运动不能带来他们关心的立竿见影的眼前利益，便不会得到乡村社群这个巨大群体的精神认同。而且，在现实的村治实践中，由于忽略了农村社会历史形成的天然属性而进退维谷：可能在实践中尽心竭力帮助了一个阶层、一个群体，却导致了另一阶层、另一群体的利益受损，而后者的利益也是合法的、正当的、历史恒久存在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晏阳初在定县时，旨在帮助乡民摆脱当地银号高利贷的压榨和中间商人的盘剥而推行的棉农合作社，结果虽然让棉农受益得以改善生活，当地银号却因此纷纷停业倒闭，最终爆发了要将其逐出定县的围攻平教会事件。

二、现代社会重建乡村的路径探索

中国的“农耕社会，乡土中国”，在现代化的经济建设背景下已经悄然转变为“工业社会，城市中国”。现代化让人们追逐时代，拥挤在城市，远离乡村，情感无所依，精神无家园，国人的精神根脉变得虚无。破解问题的真正的出路可能还是应该在城市化的潮流中去追寻田园梦，这样的努力便是逆城市化而行，即让当代国人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以城市资源反哺乡村，回溯传统的、情感有所依的乡土社会，是唯一重建乡村的可能。

尽管中国每天有上百个乡村消失，但大多数现代人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乡村在众多现代人看来是落后、消隐、被孤立、被抛弃的代名词。殊不知，溯本清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乡村。国家权力对中国乡村的控制是极为松弱的，中国乡村“被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9]，依靠习惯与伦理这些自生秩序来协调。村民们的关系是基于熟人共同体中长期交往而默认的权利义务交换，而移植来的现代化法律是为城市这个陌生人共同体设计的，其中利益界限分明的权利叙事对乡土人来说是疏离的、陌生的。传统乡村是人伦道德、家庭伦理、文化传承、文脉绵延的根基。人的建设需要百年筑基，逐代文化传承。因此，梁漱溟描绘“新农村图卷”的基调是精英回归。他认识到，国人学习西方的过程，从最初学器物，再到仿制度，其结果是想学的优点没学来，原本自身的优势传统却丧失殆尽，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农村破产”。“一般人最大错误，是只看见中国不及西洋的一面，而不知中国尚有高过西洋的一面”[10]。因此他得出结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农村开始，乡村重建更应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近百年的乡村建设里程，证实了这位国学大师的真知灼见。

具体而言，逆城市化的第一步，是要先为传统正名，要给现代化除魅。乡村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是世代才俊士子的根基所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人们安于乡土、坚守传统、耕读传家的最大动力。在当下中国，人们的意识中城市即意味着先进、现代、有文化，乡村则是其反义词。但中国的乡村远不是这样简单到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历史上的中国则更加不是。乡村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所以才有“礼失求诸野”。著名小说《白鹿原》中有一个描述乡绅朱先生调解白鹿两大家族纠纷的片段，朱先生劝诗给白嘉轩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一场可能导致火并的潜在纠纷就在乡贤的劝导下消解于无形，自然平息。皇权与绅权潜移默化得以维系中国民间数千年的秩序与安定。《白鹿原》描述的这个自然的“无讼社会”中，铲除罂粟时官府的衙役站立一旁，由乡绅朱先生主持整个仪式，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在民间的大是大非面前互为凭借，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时，惊讶的发现这是一个自律的道德社会，因为整个民间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居乐业享受太平。传统农业社会真正的价值，在于勤劳、节俭以及天人合一那种热爱大地的教育，若是我们现在把这一切都轻视都抛弃，那么未来在哪里？现在社会中的原子化趋势愈加明显，住在公寓大厦，即使是邻居也是形同路人，完全凭借私利和一己好恶来生活，传统农村集体耕作劳动时形成的同心协力、友爱互助的精神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黄春明先生悲观的预言，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可能将来都要吃很大的亏之后才会慢慢懂得重拾往日的价值。

费孝通早在八十年前便论断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这个论断今日仍然成立。传统乡民生活的所有学问，无论是父慈子孝、兄爱弟悌、中庸和睦、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敬畏天地、天人合一、弘忍节制的“道学”，其实质都是“乡民学”——是祖宗先辈在世代的生活历练中与人、与天打交道磨砺出来的学问。遗憾的是，五四一代尚未来得及“整理国故”就碰到了内忧外患的“救亡图存”，随之而来的是大运动、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大破坏。整个民族的文化自尊与自觉，对人本价值的终极关怀和感恩敬畏以及文化重建，都一如环境一样被破坏；儒家伦理的秩序、三老四少的坚守等维系民间社会稳定的因素被破坏，民间建设的中间力量被铲除。失去乡绅主导的精英阶层和中间力量，乡村文化传承发生断裂，这是历史和时代的遗憾。面对乡绅倒下后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南怀瑾大师晚年反复引用唐人诗句：“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尽管小偷为世人不齿，尽管才子们品格高尚经纶满腹，但世界付与才子们的，是“尘土十分”，是满怀的萧索凄凉、落寞失意与不得志，才子们按照传统伦理做事，坚守传统道德，得到的只是“尘土”；偷儿们投机取巧、投机倒把、道德卑下、不学无术、沽名钓誉、满腹草莽，尽管世人吝于褒奖，但世界对它们却异常慷慨。成王败寇，窃国者诸侯，不仅古代如此，现代社会也仍然如是。

三、乡土文化重建与乡村复兴

针对“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宏大命题。“文化自觉”，即是对现代社会中的主体独立人格、个体尊严、自我反思及自我批判等问题的人文关怀，其潜在的内涵则是文化的包容和开放。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1]，即是说文化的自觉性只能在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的沟通、对话中产生，却不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出现。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这十六个字是儒家哲学的最高理想——“和而不同”下不同文明的价值共享。传统文化的重建需要从文化自尊起步，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再造；同理，乡村复兴也需从乡村自尊起步，然后才是乡村自觉最后再到乡村再造。现实的问题是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当下乡村如何自尊、自觉及再造？中国乡村的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从乡村走出来的现代人没有与家族谱系、现有政权形成合力。文化和氛围不能留人，以致农村越来越落寞，这需要在破败的基础上追寻乡村精神，重建乡村文化。反观近年的中国民间社会治理现状，为什么南方农村的文化、秩序和传统甚至环保都做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而北方的农村则环境破坏乌烟瘴气一派凋敝，村民自治中也往往村长支书一权独大？这其中的重大差异，大约可以从宗族来寻根。热爱乡村就是是爱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与敬畏，没有任何其它能动摇国人心中的家族根基，因为祖先在那里，即使远离乡村，精神也不会远离。南方的宗族势力保存完整良好，在端午除夕等传统节日，一个大家庭数十口上百口，烹鹅宰鸭，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其乐融融，这样的乡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这样的乡村才给人以归属感。广西贺州的毛家村维系一方清净，村里规划有序，自然环保良好，有一口泉水清澈见底。这个状元村九成以上均属毛姓，村里有个毛家祠堂，每年春节，无论多远，无论当多大官，都要回来聆听族长训话，村长书记也在列。这里仍保留着续修家谱、村谱传统，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村里一位 94岁阿婆仍在织布。[12]当然，仅仅依靠传统的宗族势力可能还不是完全的足够充分，传统的宗族也有着天然的局限，比如相对封闭、对外来文化排斥、难以主动与现代社会的普适价值对接。所以新农村运动的推进，需要乡绅、知识分子、民间精英几方合力，需要从农村走出去的精英回乡，需要城里同乡寻祖，也需要功成名就的成功者们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为乡村带来新的治理模式和新兴变革力量。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推动新乡村运动也即是在推进逆城市化，比起让乡人们进城和城里人进村来，让农村人回乡的意义显然更重大。若是连农村人都不爱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失去了对土地的恋恋不舍的情感，那么新农村运动注定是一个从发起就难逃失败宿命的运动。如火如荼的撤村并居、轰轰烈烈的拆迁在现代社会每天都在发生。撤村并居和“土地经营规模化”不仅不利于农村的和谐与稳定”，而且“降低了多数农民的实际收益”，“不仅打破了被征地农民现有的生活方式，更降低了农民的各种非经济利益和隐形经济利益：如，土地承载的养老功能，基于农村伦理道德观念和利用土地生产方式自然形成的稳定、和谐的生产及生活秩序、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家庭手工业、养殖业等农副业带来的隐性收益及成就感等等”。[13]更严重的问题是，乡村在无形中销声匿迹的同时，乡村数千年所形成的独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被完全颠覆弃置。在工业化的时代，农二代农三代以争做城里人为荣，以在乡下为耻，远离故土背井离乡。新时代的农二代农三代游离在土地与城市之间，既不在城，也不在乡，如无根草一样尴尬漂泊。陶行知先生在半个世纪前痛心疾首地说：“中国现在的教育是让农村的孩子走出来，到城里去，这彻彻底底的错了！”今日中国的乡村在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沦落成老人、留守女人、留守儿童的乡村。乡村之所以到今日的状况，是特定时代下一系列政策实行的结果。历史上的粮食统购统销，以求在“剪刀差”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是造成城乡差问题的根源；而之后的务工潮，乡村人口为生存计大量进城，在以低廉劳动力实现凭低成本占尽优势的“中国制造”时，客观上也造成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剥夺。而被抽空传统精髓的今日乡村，所谓的自治管理机构基本都是在执行城市化、征地、计划生育等相关事务。中国的新农村决不应该是高楼林立、厂房遍野的现代化城市之翻版，以GDP增长为农村建设的辉煌样本是误读。农民的土地资源、祖上基业被城市开发无限蚕食，农二代农三代进入城市后生活和思想更加贴近“城里人”却发现实际上并不被现代城市接纳，这都造成了新时期的客观难题和普遍担忧。“逆城市化”的最好的设想是离土不离乡，就地城市化③。如果连乡民都失去对故土的亲近，抛弃对血缘家族为纽带的乡村的依恋，丢掉对祖辈耕种劳作的田园家乡的敬畏，将数千年来耕读传家的传统，将山清水秀沃野千里的土地，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毁坏，这让我们无法面对后人。现代化背景下的未来十数年，城市化仍占据着中国发展的主导地位，农民远离乡村、离开土地是很难逆转的大趋势，所以“逆城市化”的新现象无法成为普遍的景观，其不能回避的原因是在这样背景下的新乡村建设运动有突出的难处：不仅与现有农村的整体体系相抵牾，而且存在着与农民追求现代化需求的矛盾。农民在刚刚享受到现代化生活的好处时，绝不会放弃多年奋斗才实现的现代理想生活而响应号召回到乡村。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逆城市化”将是一场两亿多非城非农人与城市人的全方位博弈。

四、结语

正视新时代农村建设问题，是当下甚至未来中国的切实需要。在“逆城市化”的尝试中重建乡土文化、使乡村真正变得能吸引现代人的故乡，是国家的长远需要。通过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重新追溯根植于乡土社会的道德、文化，形成新时代背景下对传统的传承，才是新乡村运动的最终出路。比国家更源远流长的是民族，比民族更历久弥深的是文化。认识中国必须始于了解乡土，家庭、家族、血缘、亲情、乡恋要比物质、GDP更有基础，更有根脉。现在溯本清源，物质上已今非昔比的我们要修的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姓氏的家谱，而是整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淡定安宁的乡土充满敬畏和感恩。

注释：

① 即出身于河北定县望族的米鉴三和米迪刚父子。

② 晏阳初对乡村建设的努力，可谓一生不辍。1960年他又在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此学院至今仍在运作。

③ 可以参照的西方模式，美国占人口3%－5%的农场主不但为整个国家提供粮食，还有大量余粮出口。中国非城市户口人口仍占70%。如今对土地的投入回报甚至已不足以养活农民自己。

[1]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建设经验[M].上海: 中华书局,1935: 19.

[2]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北京: 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 242.

[3]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C]// 宋恩荣.告语人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97.

[4]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C]//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368.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M].合肥: 安徽人民文艺出版社,1994: 53.

[6]欧宁.乡村建设的中国难题[J].新周刊,2012(11): 86-92.

[7]千家驹.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C]// 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上海: 新知书店,1936: 101.

[8]千家驹.中国的歧路[C]// 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上海: 新知书店,1936: 142.

[9]秦晖.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J].战略与管理,1999(6): 62-75.

[10]梁漱溟.读书与做人[M].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26.

[11]费孝通.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J].读书,1990(10): 3-11.

[12]肖锋.谁的新乡村运动[J].新周刊,2012(11): 56-59.

[13]杨世建.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冷思考[J].调研世界,2011(5): 41-44.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home village revival

ZHANG Fuli

(School of Law,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rural construction ha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Although the late Qing Dynasty elites have made a great beneficial exploration in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rural society,there are some degree of defect for various reasons.Only rich material construction will toil with no gain,at the cost of the loss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ity construction,even with the origin drawn further apart.In the process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modem industrial society,we can trace back the origin,let it return to tradition and carry forward the culture,the selection is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home village revival;cultural consciousness;traditional spirit

C912.82

：A

：1672-3104(2014)04-0181-05

[编辑: 颜关明]

2013-10-18；

：2014-04-20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生态脆弱区生态补偿政策演进与法律制度建设研究”(12BFX127)

张富利(1980-)，男，河北玉田人，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史学，公法学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