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长”“写不完”
——晚清海归派小说写作的一种奇观

黄曼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写不长”“写不完”
——晚清海归派小说写作的一种奇观

黄曼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晚清最后十几年，留洋之风盛行，由此形成了中国第一批较大规模的“海归”群体。此群体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史影响颇大，在对小说功用的阐发、小说地位的提升、小说文体的重塑等方面均有不小贡献，但在其小说写作实践中，却存在着一个普通现象——“写不长”和“写不完”。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约有四：一是态度的随意；二是精力和时间所限；三是才力不够；四是写作构想不切实际导致难以操作。

晚清；海归；小说；写作实践

一

晚清最后十年有相当一部分海归派参与到小说创作或翻译中。这些人为中国小说发展贡献了力量。但是他们的写作实践却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不足，那就是往往“写不长”或者“写不完”，更有甚者是空有一个写作的计划而并无实际写作行动。

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历的1908年，有一个署名“笑笑子”的人编了一本《中外新新笑话》。这是一本笑话集，多录时人对于现世的讽刺。其中有一则题为“小说亦一代不如一代”：

某生语其友曰：“就小说言人才，亦一代不如一代。”友疑其别有所见，因问之曰：“予固何所见而云然？”某生曰：“旧小说多独出心裁，一书之成，往往二三十册。今之小说，有从西洋抄来，有从东洋抄来，少则一二册，多亦不过三四册……。”[1]

这里“某生”对新小说的揶揄，尽管与新旧两种审美观念和阅读习惯的分歧相关，但确实指出了新小说在晚清当时的一个重大弱点：创作力的严重匮乏，表现在写作实践中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写不长”和“写不完”现象。海归作为新小说之首倡者是这个现象的典型代表。

首先从数据来看，晚清海归所著译小说总计约在300种以上，其中短篇小说将近180种，占到一半还多①。而其它章回或非章回小说中，真正可以称得上是长篇的也少之又少。即以章回体来看，多数仅在十回到二十回以内，比如陈景韩《刺客谈》六回、《新中国之豪杰》四回，履冰《东京梦》六回，陈渊《海外扶余》十六回，独立苍茫子《游侠风云录》十二回，陈独秀、苏曼殊《惨社会》十一回，徐卓呆《大除夕》十五回。这还是完成了写作的情况。有的则干脆写个几回便半途而废，比如陈独秀《黑天国》写了四回，未完；罗普《东欧女豪杰》写了五回，未完；陶祐曾《新舞台鸿雪记》写了两回，未完；徐卓呆《分割后之吾人》写了五回，未完；周宏业《洪水祸》欲叙法国大革命历史，写了五回，未完，大革命主要过程尚未提及；还有众所周知的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也是写了五回，不了了之。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较起来，写不长和写不完的现象在海归创作小说中表现得更严重。130多种翻译小说中短篇占57种，70多种创作小说中短篇则占到了120种以上，创作小说中长篇显然更少。写不完的情况在创作小说中也更普遍：170种创作小说中有20多种未写完，也就是说平均每8种小说中便有一种是没有写完的，翻译小说中没有完成的则仅有7种。

其次从作者来看，海归中真正具备创作长篇小说能力、可称“长篇小说家”的唯黄小配一人②[2](18)。翻译长篇的海归较之创作者虽然为多，用力者如陈寿彭、陈景韩、凤仙女史、梁启超、伍光建、周树人等，但也远不如短篇译者繁盛。实际上，晚清海归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仅仅参与过短篇小说著译，如蔡元培、陈去病、狄葆贤、何虞颂、黄伯耀、景耀月、孙翼中、陶叔懋、昙华、王亚斧、筑客、李庆芳、廖旭人、汪廷襄、张坤德等。

“写不长”“写不完”毕竟都还付诸了小说写作的实践。另有一种情况则是空有写作的计划，并未落实于小说写作的行动。宋教仁曾经和孙中山等人在东京闲谈，他们计划合译一本法国小说，不过最终没有下文。而就在同一年稍早些时候，宋教仁还萌生过独立创作一部小说的想法，当时他正集中阅读一些中外小说，比如《水浒传》《石头记》《新蝶梦》《彼得警长》等。《宋教仁日记》1906年9月10日记载：

观《石头记》小说(余前日在刘林生处借来者，余久欲作一小说，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然必先阅中西各种小说，以比较研究作小说之法，故余久拟多购买或借阅各种小说也)，观至第三卷而止[3]。

紧接着，为积累素材，给正式写作做准备，宋教仁在日记中专门添设“小说库”一项，1906年9月22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

是时即以余所思，自下次始，改良日记法记于首云。……一、小说库(余欲作小说，须备材料)，分为主观、客观二者……[3]

应该说，宋教仁的写作计划是诚心的，但是我们最终也没有看到他的小说的只字片语，而且不仅如此，他要在日记中建设小说库、预备小说材料的打算也没有真正施行，小说也好，小说库也好，所有终究都只是一纸空文。

狄葆贤在阅读了众多言情经典之后，觉意犹未尽，摩拳擦掌，也欲自撰一部写情小说：

余生平所见写情小说，如《茶花女》、《红礁画舫录》以及吾国之《红楼梦》等，美则美矣，然举不足以尽我心坎之蕴结，因之常欲自撰一至高尚、至沉挚之写情小说，以发泄吾胸中固有之至情，亦即发泄此社会人人之胸中固有之至情[4]。

然而和宋教仁一样，狄葆贤的想法只限于想法，也没有变成创作的实践。在晚清文人中狄葆贤其实算是非常热衷小说的一个，可惜他基本属于论而不著的类型，他在小说评论方面相当活跃，但是创作的实力实在不能叫人恭维③。再比如邱炜萲，也与此类似。邱号称自己读新小说“周年经眼何止千卷”[5]，但他实际写过的小说仅有《两岁星》一种。还有韩孔厂，索性只做一个批点者。俞明震1908年在《觚庵漫笔》中宣称他要重排一个《红楼梦》的精本：

《红楼梦》，小说中之最佳本也。人人无不喜读之，且无不喜考订之、批评之。乃今日坊间通行之本都是洞庭护花主人评、蛟川大某山民加评，其评语之恶劣、陈腐，几无一是处。余恒拟重排一精本，用我国丛书版口，天地头加长，行间加阔。全文概用单圈，每回之末加入空白纸三、四页，任凭读者加圈点，加批评。吾知此书发行后，必有多少奇思异想、勾心斗角之佳著作出现矣[6]。

俞明震对洞庭护花主人的评点本显然相当不满，所以有了重排的打算，他对心目中所谓精本的设计也堪称细致周全，不过这依旧是一个未予实践的计划。到最后他的精本也没出现。

还有严复和夏曾佑，这是更早也更加闻名的小说提倡者，1897年他们在《国闻报》上发布《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如梁启超所言，《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确为一篇“雄文”。人文自然，中西古今，著者旁征博引以推出小说之重要性。然而，除了理论的意义，这一篇本为小说刊载实践而作的说明文字亦是一纸空文。莫要说严复、夏曾佑未亲自捉笔写小说以助刊载，就是任何其他人的小说文字也没有出现在这份报纸上④。到后来梁启超倡办《新小说》，著译躬亲，所以不免把《国闻报》的事拿出来以自夸：“《国闻报》论说栏登此文，凡十余日，读者方日日引领以待其所附印者，而始终竟未附一回，亦可称文坛一逸话。”[7]不过，梁启超的著译躬亲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在他那里未予实践的写作计划同样不少，比如《旧中国未来记》和《新桃源》(又名《海外新中国》)。这是梁启超政治小说写作设想中的另外两部，还有一部即《新中国未来记》。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也即《新小说》出刊前的三个月，《新民丛报》曾详细介绍过梁启超这两部小说的基本构想：《旧中国未来记》欲叙述“不变之中国”及其“将来之惨状”，《新桃源》专为“发明地方自治之制度”[8]。结果这两部小说都没有被写作。而《新中国未来记》的情节设计，若按《新民丛报》书目著录来看，其实也全然未及展开。

二

为何会出现上述现象，笔者以为原因有四：

(一) 写作态度的随意

综观发现，晚清海归真正可以称得上致力于小说写作的并不多见。就作品数量而言，在我们所考察的全部研究对象中约有四分之三的海归仅仅参与创作或翻译了一种至两种小说，其中绝大部分人只写作过一种小说。作品量在五种以上的海归仅有十四人，他们是陈景韩、何虞颂、黄伯耀、黄小配、陶祐曾、徐卓呆、周树人、周作人、王亚斧、梁启超、廖旭人、罗普、汤红绂、伍光建。其中又有一部分人以写作短篇为主，如何虞颂、黄伯耀、王亚斧、廖旭人等。就写作持续时间而言，晚清海归中能坚持长期写作小说的人则更少，除了陈景韩、黄小配、徐卓呆、王亚斧等少数几人，大多数海归都只是在其人生中的一个极短时间内参与了小说写作。以横滨新小说派为例，梁启超、罗普、麦仲华、凤仙女史等人的写作基本都在1902—1904年间，此前及其之后，他们没有写作小说。对于多数海归来说，小说写作更像是他们人生中的小插曲。他们于游学课余信笔写作，或者出于办报需要率尔操觚。与吴趼人、李伯元等本土派对待小说的态度不同，他们不以为意，更加不以为生。据留日学生吴人达自己的描述，他在日本留学时过着懒散的生活，闲暇时间常以小说自娱，“东居数载，性懒散不欲与恶社会为俦，暇则以书自遣。一日走古肆，得《虞美人》，大喜，且读且译。”[9]在吴人达那里，小说写作不过是他闲散留学生活的一种调剂而已。“厉剑四郎”在日本留学时用课余时间翻译了一本英国言情小说《难中缘》。黄郛译《旅顺实战记》也是在课暇写作。等到游学结束，这一批留学生回国，或入政界(比如吴人达)，或入军界(比如黄郛)，从此再不与小说写作相关。还有一些人因为办报的关系勉力写出几篇应景的小说来，他们的小说活动也基本不长久。李庆芳1907年在东京办《牗报》，他翻译了两个短篇登在《牗报》上。景耀月1909年总编《民吁日报》，为供报纸刊载，他写了两篇小说(其中一篇到最后也未写完)。区凤墀为1907年《新小说丛》成员，他和“枢垣”合译了一篇《亡羊归牧》刊在《新小说丛》上。这些人于小说史而言都只是昙花一现，除了在这几份报刊上的小说活动之外，他们终身再未有涉足过小说写作。

归根结底，在晚清人才构局中，海归终属上乘。特别是留学生廷试的出现及科举废除后，出洋游学的价值大增。海归回到国内无须也大可不必以小说为事业、为生计。其实那时何止小说，即便整个文化领域都不是海归的首选。《民吁日报》分析当时上海著作者日渐稀少的原因：“他国书业之中心点多在京师，而中国则在上海，因上海尚可自由也。而岂知近来社会上之人才悉被政府所垄断，亦影响及于上海。前数年，留学生归国则羁栖海上著书、翻书，近来则是直走北京写摺子、读策论，故无暇著述，此新出版之物所以日少也。”[10]比起振兴文明、开拓民智来，野心勃勃的海归们到底还是更倾心于政界与官场。所以，最终于小说一隅而言，反倒是那些生路不太广、更倚赖于小说支援的中下层本土文人占据了主导，他们成为晚清小说写作的所谓生力军。而海归无论其身价或其境遇，都未有使小说步入到他们人生轨迹的正中心。这一点，显然与他们最后在小说写作中所表现出的实力大有关碍。

(二) 时间和精力所限

第二个因素则是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不够。有一些小说因为作者的不得空闲而被搁置或者根本不及展开。宋教仁曾提到有一叙英德战争的法国小说，“孙逸仙欲汉译之而不得暇”[3]。梁启超也说：“余欲为《中国未来记》有年，卒无属稿暇。”[7]康有为诗中有“去岁卓如欲作述，荏苒不成失灵药”句。《新中国未来记》在《新小说》上断断续续刊载了五回，后来梁启超访美洲返日本，《新民丛报》登“新小说社广告”：“饮冰室主人以他事蝟集，《新中国未来记》尚未暇执笔从事，当俟第九号以后以次印入。”[11]但此后梁启超忙于政治，并没有再续写该书。

(三) 才力的欠缺

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才力的不够。如陈平原所说，这一批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除黄小配外，都缺乏创作小说的天分和才华”[2]。大部分海归应该说是很重视小说的，但确实不擅此道。《江苏》刊载过一篇小说，题为《破裂不全的小说》，作者开篇便交代：“我好小说，我欲作小说，然而我不能作小说，乃于每日晚间记其日间之所遇，以学作小说。兹摘其一二以相连续，名之曰《破裂不全的小说》。”[12]这位作者确实如他所言是“不能作小说”的，《破裂不全的小说》载了两回便再没有了。作者自己也不无自嘲地评价：“意义既不一致，曲折又不波澜，无小说体，一可笑。不南不北，不文不俗，无小说腔调，二可笑。有此二可笑，奚得谓之为小说？”[12]类似的话梁启超也说过，他总结《新中国未来记》：“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13]署名“失情、凝血合述”的《侨恨》也是刚载了两期便戛然中止。作者“凝血”在篇末讲道：

但我恨自己是不能做小说的，恐怕这回要做小说，必定有人见笑，心里又要不肯做了。后来想想，这小说事件虽小，关系极大，是实在不由我不做。我自己又不能做，所以我拉着‘失情’，强他大家来做。说了许多的话，实在那‘失情’也真是不能做小说的，这回也是要不肯做。同我一样的，也实在是不由他不做。所以两个人勉勉强强，大家厚起面皮，硬着头皮做起来了[14]。

像这样硬着头皮勉力做小说的还有很多。对于那时多数的海归来说，他们只是发现了小说这样一种文体的重要性，至于创作小说本身是远在他们的知识储备和写作能力之外的。所以当宋教仁很严肃地预备写一部小说时，他不得不从长计议，不仅要广泛阅读西方新小说，还要对中国旧小说来一次全面补课，进而比较两者异同，以研究作小说之法。可以说这样一批人，他们对于小说文体写作的掌握程度基本还在初级阶段。这样的阶段，要叫他们写完或者哪怕只是启动一部小说的写作其实都很困难。张肇桐在《自由结婚》的弁言中说：

译者髫龄去国，疏于国学。又习闻故老之言，卑视华文小说。《新小说》报未出以前，中国说部之书，概未寓目。今乃冒昧译此，深用自惭。邦人君子，倘不余弃，幸赐教言[15]。

毕竟张肇桐还是具备了一定写作实力和成绩的，他尚且如此，遑论其他等而次之者。

此外，不得不承认，与国学的渐趋疏离也正在影响着海归们的小说写作实力⑤。尽管这还并非此时的突出问题，但从某些文字中已经约略可以见出它的端倪。《汉声》增刊《旧学》题辞中曾有“仆等负笈西洋，于今十载，旧学荒芜，尝用自愧”句[16]。上面张肇桐也讲：“译者髫龄去国，疏于国学。”[15]周作人对自己写的《孤儿记》很不满意，他追究其中原委：“著者久欲作是书，而终不敢下笔，逮至不可复忍而作，而视之仍毫无趣味，其故有二：一、思路窄；二、文笔劣。实则国学缺乏之故，敬敢谢罪。著者本意，欲于汉文上少加修饰，而为力所限，故多弱点。”[17]

事实上那时海归创作小说普遍文法较劣，如梁启超小说般“似说部非说部”的并不少见。此时海归小说家中，真正称得上对小说文法颇有研究和修为的只怕极少。尤其创作领域，从遗留下来的文字看，唯陈景韩、黄小配等人对小说文法有着较强的自觉意识。陈景韩在《侠客谈》叙言中曾提到小说的命意、立局、转折和文字。

《侠客谈》之命意无小说价值。何则？甚浅近。《侠客谈》之立局无小说价值。何则？甚率直，无趣味。《侠客谈》之转折无小说价值，《侠客谈》之文字无小说价值。何则？甚生硬，无韵，不文不俗[18]。

不过这段文字语焉不详，陈景韩并没有对小说的命意、立局之类作深入剖析。海归中黄小配要算最讲究小说文法的一个。他论小说文法之密：

即就文学之一方面观之，群书文法之疏，更不如小说文法之密。此非特小说家之思想独优也。盖其起、其结、其应、其伏、其布局、其运笔、其造句，如云锦裳焉；其剪裁，针线无迹，如常山蛇焉；其首尾迥环互应。不如是不足以成小说也[19]。

他并且认为现在正值社会改良时期，若想以小说开启民智，创作者就必须考究小说的文法，只有文法好的小说能打动读者。但是很不幸新小说中“文法不协”的现象却非常普遍：

然准此以观今日之新小说，固大半异夫前轨矣。特以文学之风气因时而迁。究其间不无矫枉过正者。或文饰其词曰：‘吾之笔法，自成一家。’否则曰：‘新世界之文字，固当如是。’甚则满纸芜词，绝无意境开发。意则平平庸淡，而字句间或过为雕琢，将以是为矜奇。而一篇之中，有散漫无结束，有铺叙无主脑，有复沓无脉络，前后无起伏，穿插无回应，见事写事，七断八续[20]。

在他看来，新小说在文字的意境、叙述的脉络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使新小说很难产生出引人入胜的效果，小说而无法引人入胜，小说的优势便没有了，再要指望用它去开启民智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行诸戏本，必不足发听者观者之神经。行诸小说，必不能辟观者听者之脑力。……总而言之，则文法不协，何足以语优劣，更何足以引人入胜？如是而欲藉以开通国民之知识，乌夫信也。”[20]只可惜黄小配所言文法之劣正是那时大部分海归在小说创作中的关键缺陷。

(四) 写作构想不切实际

才力已经不够，可偏偏海归们寄予小说的野心普遍很大。就像宋教仁一个字儿没写，但他的打算却是要用一部小说来“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海归中到处是这样志大才疏、不合情理的写作构想。狄葆贤欲创作的是“一至高尚、至沉挚”的写情小说，不仅要能发泄他一人“胸中固有之至情”，还要能发泄“此社会人人之胸中固有之至情”。梁启超的政治小说计划也是不合适的宏大，《新中国未来记》写变法后五十年之中国，《旧中国未来记》写不变法后五十年之中国。还有吴敬恒作的《上下古今谈》更是大而无当。他“思以无足重轻之文章成一中国六千年史谈之小说”。该书序言：

欲与今之青年，上下于古今，将进之以六千年之近古者，必且先进之以六千年以前之远古。天人之际，鉴而可沟者，无论为宇宙、为星辰、为日月，皆一一穷其构造，著其系统。是即所以说明六千年之由来，先使知六合内外事事物物无所谓从古所有。此无量数世界变相四卷所由先史谈而脱稿[21]。

“六千年来”“天人之际”“无量数世界”，光看字眼就能知道史上还绝少小说有着如此不切实际的写作宏图。然而吴敬恒在序言末尾说该书还仅仅只是他的写作构想的前编，“以此四卷之演述无量世界变相者为前编”。[21]他接着计划，“他日六千年中国史谈续演毕，即以为后编”[21]。吴著小说的水准，他的才疏与志大，可以想见。

三

晚清“海归”群体带给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影响巨大，比如小说功用的阐发、小说地位的提升、小说文体的重塑等，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中的关键力量与核心驱动力。然而与这种巨大影响极不相称，他们在具体小说写作的践行中实绩平平，而且硬伤不断。所揭示的写不长和写不完的问题正是他们的硬伤之一。晚清最初的这一批海归，是新小说的最早推行者，他们的表现直接关系于新小说的成败，所谓“小说一代不如一代”的口碑，他们难辞其咎。这个群体虽然力倡新小说，但若期望这一文学生命体走向成熟和稳健，那还须留待新的力量与人群。

注释：

① 当然短篇较多还与报纸的编排需要相关。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第一章第三节“新小说群体的形成”中讲到在国外生活过的作家群体：“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和实践，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影响十分深远；但除了黄小配外，都缺乏创作小说的天分和才华，故作品转瞬即逝。”

③ 狄葆贤仅仅写过《唐生》一个短篇。《噫有情》则为在他人译本的基础上删改润色而成。

④ 整个晚清严复、夏曾佑都未有著译小说。现将他们参与过的其它小说活动罗列如下：严复1904年为林纾《埃司兰情侠传》题签。夏曾佑 1903年为《绣像小说》作《小说原理》，1905年为醉醒生《庄谐选录》作叙言，1905年为林纾《迦茵小传》题诗《积雨卧病读琴南迦茵小传有感》，中有“会得言情头已白，捻髭想见独沉吟”句。

⑤ 此问题不仅涉及小说一隅，更牵扯文界诸多分歧。从大的背景看，尽管梁启超等倡言文界革命，欲以外来语改革中国旧文章，但实际却是晚清普通海归们的写作正日益遭到国人诟病：留学生渐疏于国学，文章粗陋者众，“论事则满口新名词，下笔则满纸新名词”。(笑笑子.中外新新笑话[M].上海: 改良小说社,1908.)此时科举文章风气也随之一变，徐一士《近代笔记过眼录》“清末八股策论并考趣话”：“庚子役后，壬寅补行各省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新章改八股为策论，……叶学宪专取时务。时务者何？西洋诸国之事也。古场有能以时务应试者，俱高列，甚至八股文中有明用西学字以及铁路电线等字者，俱删改而取之。”“记学部留学生考试”：“……然此次国文卷中亦有至可笑者。某君文中，有‘古之所谓车者，非今日之人力车马车欤’二句，场中资为谈助。”(徐一士.近代笔记过眼录[M].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1]笑笑子.中外新新笑话[M].上海: 改良小说社,1908.

[2]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宋教仁.宋教仁日记[M].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4]狄葆贤.噫有情[N].小说时报,1910-11-18.

[5]邱菽园,加批李觉出身传[M].上海: 商务印书馆,1911.

[6]俞明震.觚庵漫笔[M].小说林,1908.

[7]梁启超.小说丛话[N].新小说,1903-09-06.

[8]佚名.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N].新民丛报,1902-08-18.

[9]吴人达.虞美人[M].东京: 神田活版部,1906.

[10]佚名.著作者日少之原因[N].民吁日报,1909-11-01.

[11]佚名.新小说社广告[N].横滨: 新民丛报,1903-02-14.

[12]佚名.破裂不全的小说[N].江苏,1903-05-27.

[13]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N].新小说,1902-11-14.

[14]失情,凝血.侨恨[N].华商联合报,1909-03-21.

[15]张肇桐.自由结婚[M].上海: 自由社,1903.

[16]佚名.旧学·题辞[JN].湖北学生界,1903-05-27.

[17]周作人.孤儿记[M].上海: 小说林,1906.

[18]陈景韩.侠客谈·叙言[N].新新小说,1904-09-10.

[19]黄小配.小说种类之区别实足移易社会之灵魂[N].中外小说林,1907-10-17.

[20]黄小配.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N].绘图中外小说林,1908-02-21.

[21]吴敬恒.上下古今谈[M].上海: 文明书局,1911.

Endless novels——an unco sight in overseas returnees’ novel writ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HUANG Man
(Fuda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ghai 200433,China)

During the last decade of Qing Dynasty,quite a lot of overseas returnees participated in novel writing or translation,which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Chinese novel development.However,there was a serious drawback in the novel writing,they used to find that they could not develop or complete a whole work,or even,they were not able to end a novel dispite of a grand blueprint.This paper takes the phenome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while laying emphasis on describing it in attempt to seak and analyse the reasons behind.

Late Qing Dynasty;Oversea Returnees;novels;writing

I242

：A

：1672-3104(2014)04-0131-05

[编辑: 胡兴华]

2014-03-25；

：2014-07-24

黄曼(1984-)，女，湖北宜昌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近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