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抑或误读
——里格比对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解读论析

许恒兵,申一青

(南京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就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历史遭遇来看，将其解读成“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家比比皆是。英国学者里格比所列举的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都表现出了此种理论倾向。而当代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威廉姆·肖、科恩还对“生产力决定论”作了系统的理论论证。虽然里格比认识到“生产力决定论”的根本性缺陷，并做了较为系统和有效批驳，但由于其对马克思的“分裂式”阅读，即其基于对马克思的“一些”论断的解读将其界定为一个“生产力决定论者”，同时基于马克思的“另一些”论断将马克思界定为一个“反生产力决定论者”，并由此提出了对“生产力决定论”的替代方案。虽然里格比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较为系统的批判对于我们全面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具有启示意义，但其将历史唯物主义割裂为两种性质迥异的历史解释原则无疑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

一、误判马克思为“生产力决定论者”

我们首先来看里格比对马克思之为“生产力决定论者”的判定。在对此展开论证的过程中，里格比正确地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生产力决定论”成为第二国际和苏联理论家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性解读模式，并在当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得到了“精致”的论证。这一勾勒无疑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史的事实。例如，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范本”，斯大林构筑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将生产力上升为解释整个人类历史演进历程的最终原则，即认为“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1]44虽然斯大林也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但仅仅停留于“加速或延缓”的层面。而系统论证生产力决定论无疑构成了当代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正如作为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姆·肖所声称的那样，其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是更加具有“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即关注“马克思关于历史变化的一般的、基础性的模式以及提供历史统一性和推动它向前发展的那些要素。”[2]526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里格比将生产力决定论之所以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归结为马克思本人，即“马克思确实明确做了一般性论述的地方，它们通常都是生产力决定论性质的”[3]74。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将马克思此后的生产力决定论追溯至马克思，本身并不能构成对马克思之为“生产力决定论”的论证，毕竟，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要求马克思对其以后的关于他的思想的任何一种解读负责。

里格比对马克思之为“生产力决定论”者的“显得”有说服力的论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来源出发，论证马克思为“生产力决定论者”。对此，里格比首先宣称了一个似乎是伟大的理论史发现，即“对那些希望寻找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源的人而言，他们至少应该在同等程度上去关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关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3]92-93而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将马克思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以后者对马克思的影响来论证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对此，他明确指出：“由此可见，马克思强调生活资料生产的根本重要性，这不大可能被说成是他对历史理论的独创性贡献。因此，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至多只能算是将法国和英格兰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唯物主义发展到了极致。”[3]90在他看来，生产力决定论的一般假设已经在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了确定，并在圣西门的“历史观”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它们共同导致了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的形成。毫无疑问，里格比的上述论证是以彻底抹杀马克思与法国唯物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根本差别为前提的。但实际情况却是，马克思始终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对待这些思想先驱，即一方面承认他们的理论贡献，但同时又强调他们的理论局限，并最终通过理论上的革命性变革而与他们彻底划清了界限。

其次，从马克思的具体论断出发，论证马克思是生产力决定论者。从表面上来看，里格比的这一论证最有说服力，但深入分析他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概括和解读可知，这一论证同样是无效的。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论断，即“不进行生产，人类不可能生存，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存在。”[3]35不可否认，这个观点是马克思的观点，但能否由此观点得出马克思是生产力决定论呢？里格比认为可以，而其判定的依据在于这个论断将“生产”置于社会之前，而实际情形则是，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如果马克思正像里格比所说的那样，那他的确是“生产力决定论者”。但实情绝非如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追问历史由以发生的“前提”，即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时，首先强调了物质生活生产及其再生产对于历史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但这绝非是说，先有一个处于社会关系之外的生产，然后再产生出社会。马克思可能预料到此种误解，因而明确指出：“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做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使德国人能够明白，把它们看做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是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作用。”[4]532而就里格比援引的第二个论断，即“人类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事生产，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将他们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来看，由于其论证的关键点仍然在于将其解读成“人类从事生产，由此创造出社会关系”[3]112，所以可以将对其所作的批判归并到第一点之中。归根结底来看，将马克思强调生产对于历史的决定性作用解读成马克思认为存在着社会关系之外的生产，无异于认为马克思承认存在着社会之外的个人，但详细考察马克思的思想演进过程可以发现，“虽然马克思直到1845年才最终确立了‘实践’的视域，并由此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变革，但即使在这之前，马克思也没用陷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实在论的根本错误”[5]，其中，社会唯名论认为在形成社会之先便已经存在着个人。

第三、四、五等三个论断密切相关，可以合在一起考察，即“一般而言，社会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且“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并由此造成“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里格比认为，第三个命题“是生产力决定论的本质所在，所以要求做最详细的引述来证明它的合法性”[3]37，为此，他罗列了马克思的一系列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具体论断，以此判定马克思是一个严格的“生产力决定论者”。需要指出的是，单从一般意义上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不能有效地证明马克思是“生产力决定论者”。为此，里格比从马克思的众多论断出发将其作了多方面的归结。其中核心的方面有三：第一个归结是：“个体首先开始生产，然后才创造相应的社会关系”，正如上文所说，这绝非马克思的意思；第二个归结是：“生产力决定论是一种演绎性的历史哲学，不管我们问什么样的历史问题，它都能给出某种答案”，或者说，“生产力决定论”将“生产力”上升为一种解释历史的终极根据，不仅历史的整体性演变历程，而且包括历史中的任何事件，都可以在其基础上获得有效的合理性解释，那么，此种解读无疑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4]526；第三个归结是：“生产力决定论包含某种形式的目的论。其中，生产力的未来要求决定着当前社会阶级关系的结构”[3]113。如果说这是“生产力决定论”的重要特征之一的话，那么，它应该成为马克思是非生产力决定论者的证明，正是马克思彻底终结了任何为历史设置目的的做法。

里格比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揭示，生产力为什么必须不断发展”[3]55，换句话说，“生产力的内在发展”仅仅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并以此来构筑整个人类历史演进的历程，从而提供了指导历史研究的万能钥匙。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将马克思的具体论断抽离出其所属的文本整体所造成的严重理论后果。首先，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断然否定他们的历史观是历史研究的万能钥匙，而始终强调其仅仅只是供进一步展开具体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指南”。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生产力的发展”绝非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假设，更非是主导历史研究的“单一线索”。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分工——其不仅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尺，而且体现了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来论述生产力的发展。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有机体”的类比，来强调人类历史的整体演进，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要素都处于密切的相互联系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6]237

上文的论述表明，里格比对马克思之为“生产力决定论者”的判定实为一种误读。在此基础上，里格比结合马克思的“另一些论断”，认为马克思提出了将“生产关系”置于解释历史的首要原则的替代方案。但是，完全撇开生产力的作用，单向度地强调“生产关系”的首要解释原则的地位，使得里格比又滑向了“生产关系决定论”的泥坑，并在另一个层面背离了马克思。

二、马克思替代“生产力决定论”的方案

里格比认为，同样是一个马克思，却在“生产力决定论”的旁边同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历史的原则，正如他所说：“马克思本人提供了一种对他自己提出的生产力决定论的替代性理论”[3]169。这一理论方案的核心就是给予“生产关系”以解释历史的首要原则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来说，里格比结合马克思的相关论断，大致上作了六个方面的论证。第一，作为社会生产的生产。里格比认为，在生产力决定论中，生产力的首要性是基础，“物质生产产生社会关系”，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强调了生产关系的首要性地位，即“生产本身被视为一种社会活动，它受到劳动工具分配的制约，而工具的分配又是由特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诸如中世纪的工匠拥有工具，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者却与生产资料相分离”[3]175-176。此外，里格比的第四个论证，即“阶级关系具有首要性”，即“不再是生产过程产生特定的生产关系；取而代之，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变成某种生产形式的条件。在对社会的解释中，不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3]178与这里的论证在关键点上是一致的，所以下文不再另行分析。总之，里格比得出结论：“不管怎样，他承认生产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这就为一种对历史变迁非常不同的解释开启了理论空间，这种解释不同于生产力决定论给出的解释。马克思的立场是前后不一致和模糊的。”[3]176的确不同于生产力决定论，但由此所体现出来的分裂绝非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分裂，而是里格比制造出来的分裂。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在其思想演进的历程中从来未曾认为存在着脱离了“生产关系”的单纯的生产以及脱离了“生产”的生产关系，而是始终在两者之间的“辩证”关联中阐述人类历史的演进历程，包括剖析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行规律。

第二，对不同社会的区分。里格比指出：“如果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根据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来对社会做出区分，这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并未遵从他自己的观点”[3]176，而是按照“生产关系”，即“根据对于剩余劳动居于主导地位的占有形式来对社会做出分类”[3]177。的确，一种社会形态中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是马克思判定该种社会形态的性质以及由此将各种社会形态区分开来的主要标志，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4]724具体来说，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等这些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的划分都是建立在它们所内在具有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基础之上的。如此一来，“生产力决定论者”——当然不是马克思——将“生产力”提升至解释人类历史变迁的惟一原则无疑忽略了生产关系在解释特定社会形态性质中的重要作用。但马克思是否真像里格比所说的，通过诸如此类的论述而将“生产关系”上升为唯一的历史解释原则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解释从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过渡。从逻辑上来看，“生产关系”之间的更替无疑不能通过“生产关系”本身来获得有效的解释，而只能基于其对立面，即生产力。对此，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4]724。

第三，每种社会生产形式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里格比指出：“生产力决定论以发展命题为基础，即生产力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一种对马克思的替代性解释将会质疑他对这种超历史规律的依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阶级关系是生产过程所采取形式的重要决定因素，那么，从中可以推断出，我们需要确定出每种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和趋势。”[3]180这段话首先表明，里格比将一种“超历史的规律”附加给了马克思，但正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恰恰反对的是这种规律观。撇开这一点，里格比论述的核心问题是一般性历史规律与特殊性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并以马克思强调历史规律的特殊性来确立“生产关系”在解释历史中的首要地位和作用。如果说里格比突出这一点是为了批判那种超验的历史规律观，那么，他无疑是对的。但由此否定一般性历史规律的地位和作用，并由此彻底否定生产力对于解释人类历史的重要作用，那么，它无疑彻底歪曲了马克思。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6]26，只不过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5]29。既然如此，里格比在这里就犯了双重错误，即一方面将“超历史规律观”附加给了马克思，另一方面借着强调马克思对“特殊历史规律”的强调而否定生产力决定论——这无疑是对的，但却不是马克思的——，并由此彻底否定生产力对于解释历史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强调生产力的作用，并不一定就是“生产力决定论”。

第四，生产力的倒退、停滞和进步。里格比认为，在假定生产力具有内在发展倾向的同时，马克思“又”否定生产力具有内在发展的倾向，他“对特定历史情势的分析强调，生产力也许会在几个世纪中保持停滞状态”[3]182。单从这句话本身来看，里格比是对的。在马克思看来，“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5]51但里格比却要以此否定“生产力”在解释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他所说，“‘发展命题’并不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在那些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并不具有内在的发展倾向。对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发展命题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在该种生产方式中，能够根据它所特有的市场和阶级结构来对生产力的增长做出解释。”[3]187如果里格比以此否定“抽象的发展观”及其在解释历史中的效力，我们毫不犹豫地同意他。但问题决不止于此。在这段话中，他将生产力完全视为一个消极被动的被说明的对象。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以里格比列举的马克思关于罗马帝国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源于多种原因造成的生产力的落后为例，里格比无疑误解了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恰恰是由于生产力落后，罗马帝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为了说明罗马帝国新的封建生产方式源自于生产力的落后。而就资本主义社会来看，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相比于封建生产关系，无疑更加有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前提是，正是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里格比却强行将其分割开来，其结果必定是误解了马克思。这种误解更为集中地体现在第五，马克思有关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论述。

里格比认为，马克思对“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分析，同样提供了否定生产力决定论的证据，它暗含着对首要性命题的否定。马克思论证，并不是生产力的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的增长稍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3]187里格比的概念混乱总是逼着我们仔细分辨他的话语。就其认为马克思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分析提供了否定生产力的“终极根据”来看，里格比是对的，但这个否定绝非是自我否定，因为正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从来就不是生产力决定论者。更为重要的是，里格比强调马克思论证了并不是生产力的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在一定的范围内，或者就对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仅仅看成是生产力变化的结果的批判而言，那么，里格比是对的，但是他的目的绝非止于此。正如最后一句话所表明的，里格比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根源。里格比用“新的阶段”指明了这一点。但是，问题有二。首先，既然是“新的阶段”，那么，它据以区别于一切旧的历史阶段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在这里，里格比用“生产力的增长”作为主要内容，但按照里格比的理解，生产关系是标志资本主义作为新的历史阶段的根本标志所在；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将生产力的发展提升至新的阶段，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产生的呢？很显然不能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实际上，里格比由于厌恶“生产力决定论”，以致于他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由此可见，里格比基于马克思的论述所概括出来的“替代性方案”，即给予“生产关系”以解释历史的首要性原则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虽然他颇为有效地批判了生产力决定论，但由于其彻底抹杀了生产力在解释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致其无法有效地解释人类基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演进历程。

三、“矛盾”还是误读

对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遗产，里格比作了一个总体判定，认为其“本身就是矛盾和模糊的”，“不仅在有关生产力决定论问题上，马克思的遗产有模糊之处，而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问题上都不可能确定一种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3]10而具体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看，正如上文所述，里格比认为“马克思也许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一位‘生产力决定论者’，他将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视为社会演进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同时，“人们也许可以援引马克思自己的论述来提供对生产力决定论的一种替代性观点”[3]10，即“生产力的变化本身是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结果”[3]19。在他看来，两种解读都有文本的依据，并且确定哪一种解读更加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并无意义，关键的问题在于“哪一种解释更有利于历史研究的进行”[3]192。且不说此种对待马克思的态度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危险，此种将本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解释原则，并由此将马克思塑造成一个自身相互矛盾的形象，无疑是对马克思的致命性误读。

为了有效地驳斥里格比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的分裂，我们不得不围绕这一原理将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做一简单的梳理，以充分说明马克思始终坚持以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此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还会回到里格比的解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要点式记录的方式指出：“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6]51这段话既可以视为接下来《资本论》及其手稿将要予以展开的内容，同时也是之前对历史进行研究的一个总结。虽然这一原理——正如下文将要阐述的——直到《资本论》及其手稿才真正臻于成熟，但其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得到了初步的阐述。按照里格比的解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大程度地应用了他的生产力决定论”[3]187-188，但这恰恰是里格比“分裂式”误读马克思的结果。正是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从一般历史观的角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受经济水平的限制，马克思此时尚未制定科学的生产关系概念。虽然在有些地方采用了生产关系，但其却被置于交往关系之下。相比于生产关系概念来看，交往关系无疑在外延上更为宽泛，即其不仅包括交往关系，而且还包括交换关系，不仅包括物质交往，而且包括精神交往。按照马克思50年代末的成熟的观点来看，交换关系恰恰决定于生产关系。因此，就对人类历史运动的最基本的矛盾来看，生产关系才应该是最基本的概念。虽然存在着概念上的笼统性，但马克思通过论述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交互作用关系，为以后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马克思在论及新历史观的前提时强调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4]520这段话明确表明生产与交往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决定的辩证关系，两者共同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内部结构，即“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4]520。换句话说，马克思在解释历史时，并未独尊生产力，也未独尊交往关系，而且强调两者的共同作用，即“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567-568。按照里格比的解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分析集中体现了生产力决定论，但正如马克思在简单描述资本主义的发生史之后所明确指出的，“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4]569其中，“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无疑是指生产条件，其所体现的是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但请将马克思判定为“生产力决定论者”的人注意，马克思紧接着又强调“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也即封建社会的交往关系，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换句话说，马克思将生产关系视为生产力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但“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创造的”，他们也就是他们结成的社会关系。因为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01，那么这里的“他们”是什么样的，无疑要通过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具体来说，马克思在这里又强调了“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

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实现了对这一原理的理解上的重要“递进”，即明确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而由于里格比将《哲学的贫困》作为判定马克思为“生产力决定论”的重要文本，所以我们着重对这部著作的相关内容展开分析。在里格比看来，马克思下面的这段话对“生产力决定论”做了最明确的阐述，即“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602的确，在这段话中，马克思突出了生产力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动力性作用，而其目的则是为了批判以蒲鲁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塑造成永远不变的“自然关系”。而由于里格比认为只要是强调生产力的作用，便是“生产力决定论”，并由此否定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演进中的动力性作用，所以其自然是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来源问题。但是，需要再次明确，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生产力的动力性作用，决不意味着其将“生产力”视为唯一的解释历史的原则，从而陷入“生产力决定论”的泥坑。就这句话本身来看，“社会关系的改变”，并非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由人们“改造”的结果，而人们又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来从事生产和改造世界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这同一著作的第一章中，马克思同样是在批判蒲鲁东时所强调指出的，文明的发展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7]104而阶级对抗正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由此，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制约生产关系的同时，其本身的发展同时又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只有像里格比所做的那样，把两个本来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强行分割来看，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随着《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诞生，马克思实现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的最为系统和成熟的理论阐述。按照里格比的理解，就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也“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论断”。里格比列举的一个“重要例证”是《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两段话，即“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以及“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8]894。在他看来，前面的论断赋予生产关系以解释历史的首要原则的地位和作用，后面的论断则赋予生产力以解释历史的首要原则的地位和作用。就这段话本身来看，再次充分体现了里格比“分裂式”阅读马克思所造成的误解。首先，就第一段话来看，马克思的确通过“决定性的反作用”说明了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就已经说明了这种生产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因而“归根结底”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第二句话则是对这一点的进一步说明。但就是在这里，马克思同时表现出与“生产力决定论”的根本性区别。在马克思看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看，生产力制约着生产关系，但“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8]894-895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在这里，核心的前提就是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关系。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通过突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作用，的确给予生产关系以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6]450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比这个过程的物质结果更为重要。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根本上体现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其核心表现就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8]927-928这绝非意味着马克思彻底取消了“生产力”概念在解释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构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并由此导致了新型生产关系取代它的历史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这乃是新的社会形式取代旧的社会形式的“唯一道路”[9]562。而由于将两个本属于“矛盾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分裂为两个毫不相干的原则，里格比是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由此所形成的批判的历史观的。

里格比的失误提醒我们，确立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实属重要。里格比对马克思的误读直接根源于其解读马克思的方法。对于“文本”解读，里格比认为其所彰显的是“读者”的意义表达，“即使当作者的意图能够被重构时，这些意图仍然不能被视为是对文本所表达意义的证明，或视为是对它所表达意义的限定。文本的意义不是由它的某些实质内容确定的，而是由于读者特定视角的解读确定的”，“从关注作者的意图到关注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解读，这种转向使对特定文本做出多样的解释成为可能”[3]前言2。毋庸置疑，此种解读法势必会滑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而里格比将本来辩证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恰恰是这种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集中体现。的确，我们承认对马克思的解读不能局限于马克思的“意图”，只有在与时代的不断共鸣中，马克思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来。但这绝非意味着可以撇开马克思的“意图”，相反，我们只有把握了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实质，才能为科学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更好地理解作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意义[10]。

参考文献：

[1] 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参见俞吾金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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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许恒兵.马克思扬弃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实在论的视域及其意义[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3).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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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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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许恒兵.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