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法的证成＊

陈晓聪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266100）

一、佛教法的证成考察维度“格义”说

用法律的视角来研究佛教社会组织的内部规范，势必要用到法律术语及法律逻辑，这是一种“格义”的方法。正如当初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的情形，以及后来清末用佛教来解释西学一样，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佛典翻译阶段之初，中印文化、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带来理解上的隔阂，为了使其更好地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融入社会，最初的佛典翻译者采取了一些技术性处理的手段，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格义”。任继愈先生在《中国佛教史》中指出：“所谓的‘格义’是援引中国的传统概念来解释外来的佛教概念，目的在于消除中外思想交流中的隔阂和抵触，把两种不同的思想说成是符合、一致的，使人易于接受。……它不拘泥于片言支语的训释，也不追求忠实于外来的般若学的本义，而只着重于从义理的方面去融会中外两种不同的思想，只要在它们中间找到了某种同一性，便可以自由发挥，创立新解。”［1］（P216）“格义”用当时中国社会现成的词语，诸如儒家和道家的术语来比附佛教的用语。格义的特点是“选择佛教的概念组并以相类似的本土概念组与之匹配。”［2］（P27）比如佛教的“五戒”用“五常”来表示。这种方式为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立下了汗马功劳。

类似的“格义”手法的使用延续到了晚清人们学习西学时，那时人们用佛教的原理和术语来“格义”西方科学，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