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之痰说的泛化对中医理论创新的启示

张法英，刘 洋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1 无形之痰说提高了病机综合的层次

痰分有形无形，有形之痰易识，无形之痰难辨。无形之痰者，外无排泌之痰质，表无视触之痰形，故命之曰无形之痰。无形且为痰，痰便脱开了视触可及的有形性，进入到医生思维把握的领域。因此，在无形之痰的识辨上，便不着力于痰质痰形，而以“痰证”作为依据。如清·林佩琴《证治类裁·痰饮》说：“痰则随气升降，遍身皆到，在肺则咳，在胃则呕，在心则悸，在头则眩，在背则冷，在胸则痞，在胁则胀，在肠则泻，在经络则肿，在四肢则为痹，变幻百端。”其中痰在肺为咳，咯咳当为有形之痰，而呕、悸、眩、冷、痞、胀、泻、肿、痹等在辨证时就不当以有形之痰论之。当对上述以至更多的病证应用无形之痰病机进行阐释时，可以说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相当多的病证进行了新的病机综合。无形之痰说扩大了痰病机对证候的解释范围，由于中医理法方药的一体性，随之而来也就确立了对无形之痰所导致病证的治疗方法，同时便意味着提高了中医对病证尤其是疑难怪久病证的治疗能力，因此无形之痰说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理论之一。

痰首先是病理产物，是各种初始病因，如六淫、七情、饮食劳倦、房室不节、虫兽击仆外伤等病因作用后，人体津液运行失常的结果，即津液的留聚阻滞不归正化。中医是通过审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当对因施治未能愈病，病程日久迁延，以上这些初始病因所导致的证候消失或变得模糊；或者初始病因难以清晰审辨，临床病证又纷繁复杂不能以一统之，因此对后续证和复杂证的辨证论治就需要以新的视角思考，需要在更高的层次进行综合。无形之痰说则是这种高层次综合的病机理论。久病多痰，怪病多痰，凡遇此类病证可不拘于临床表现，从病程之久、病状之怪从痰论治，或兼以治痰之品。从上引林佩琴所列之证便可见一斑，宋元以下诸贤关于无形之痰的证候表现所见更多，此不赘叙。

2 无形之痰说是守形到守神的升华

“粗守形，上守神”，从有形之痰引申为无形之痰，可以看作是在病机领域从守形到守神的升华过程。可以说，无形之痰说是痰病理论的高境界，是痰病机中的“神”。无形之痰说在病机学中的泛化，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临床治疗能力。在现代以代谢性、退行性为主的疾病中，符合中医痰、瘀、虚病机者占有相当的比重，治痰、治瘀、补虚是这类疾病中最常见的中医治法。如果现代医学把代谢性、退行性疾病看作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生理调节失制的话，那么中医学的痰、瘀、虚病机理论和相关治法，就是对这个网络病理状态整体恢复调节的最佳理论和方法，其中无形之痰说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较之瘀、虚的普适性更强，因此又占有欹重的地位。

从无形之痰引申于有形之痰，从有形泛化为无形的学术发展历史看，中医学的理论突破和发展是从形下向形上的过程，是从守形向守神升华的过程。在《内经》时代，中医的解剖学知识是很先进的，如《灵枢·肠胃》和《灵枢·平人绝谷》等关于消化道的度量衡数据都很确切，但《内经》并没有把这些放在著作之首来作为基础，直至今天的中医教学，也不是从《灵枢·肠胃》和《灵枢·平人绝谷》等解剖学内容学起，因为中医看脾胃大小肠病根本不需要考虑消化道的解剖学内容。《内经》的这些记录只是告诉我们，解剖学工作古人已经做过了，这些内容在中医理论中不占有重要地位。在《内经》的思维中已经着力于向“神”的层次升华，《内经》明白：离形愈远则形上的理论愈丰富充实，对形下的制御就愈有力，且生命力愈长久。而不像现代科技文化那样，依赖技术进步，依赖对形下物质阐明的清晰程度来建立理论和促进其发展，由此2种知识体系的异同或可一见。推阐开来，中医学术的发展就是以理论泛化为主要内容的升华过程。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是对《素问·热论》六经的泛化，故后世有“六经赅百病”之说，不泛化何以赅百病。金元四大家的

补土、寒凉、攻下、滋水等学说，也可以看作是对脾胃虚弱、火热病因、实邪致病、阴常不足等在病因病机领域的理论泛化，于是便扩大了这4种学说的临床应用范围，执其一者也可以赅百病，成为名医大家。甚者执一方或数方、执一药或数药，也可以名留医史或声振遐迩。如明·赵养葵专恃六味、八味、补中益气数方临证，其所著《医贯》可为佐；近之四川郑钦安擅用附子，誉称郑火神。至于某柴胡、某逍遥、某泻心、某补中、某温胆、某熟地、某大黄、某石膏等称谓的中医更是不绝于耳。这种对某方某药出神入化应用的本质，也是该医家对某方某药所适应病因病机的理论泛化。当然这种泛化不是滥化，是建立在对《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的透彻领悟上，建立在对临床病证病因病机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上，建立在对前人经验的学习继承和自己体会揣悟之上的。

3 理论泛化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形式

无形之痰说的泛化是中医学理论突破和发展的一个缩影和典范，从中可以领悟到什么是中医学的发展，怎样做才可以实现发展。几十年来，中医界在细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愿意采用现代科技和医学技术阐明中医理论概念的“是什么”，器官、组织和细胞分子上是什么以及生理病理机制的“为什么”等等，而中医的本体思维主要是考虑生理上的“做什么”和病理时的“怎么样”。如肝在生理上“主疏泄气机”，病理时就会产生疏泄不及和疏泄太过。我们今天的研究与古人不在一个层次上，尽管采用现代科技和现代医学手段，依然是在“形”的方面下功夫，与古人的“神”有明显差距。由于现代做的是阐明“是什么”的工作，所以在泛化和综合方面能力明显不足，拿不出能够超越前人的辨证论治体系。如清·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在血瘀证方面就做了很好的理论泛化工作，血府逐瘀汤、通窍活血汤等所涉及的病证范围就非常广，绝不像现在是以疼痛、包块、舌暗瘀斑、舌下静脉迂曲暗瘀来包打血瘀证的。如果中医临证时用四诊看不到上述4项表现，就不能辨为血瘀证吗？我们目前是在走与泛化相反的路数，是一种离神返形的做法，路越走越窄了。因此，中医学难有理论突破和发展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医病因病机学的发展所引领的辨证论治体系的产生，是中医学发展的主要模式，举凡“风为百病之长”、“百病皆生于气”、“一有怫郁，百病生焉”、“百病皆由痰作祟”等学说，都为新的辨证论治方法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探讨无形之痰说在中医理论尤其是在中医病因病机学中的创新意义，探讨理论泛化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探讨如何在“神”的层次而非形的层次提出新的病因病机学说，从而建立新的辨证论治体系，对中医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发展都会有相当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