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

马克锋

胡适是20世纪中国的名人，影响很大，一生头衔很多，正面、负面甚至反面的均有。从正面来看，胡适有博士、著名学者、诗人、大使、大学校长、思想家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头衔，有些也存在争议，但总体是肯定的。从负面来看，有反革命分子、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主义代表等头衔，大多产生于特殊时代，现在也只为极少数学者所认可。另外，胡适还有一个战犯的头衔，有人说有，有人说无，给人特别是给初学者雾里看花、扑朔迷离的感觉。有学者曾经撰文，对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问题作过考察，否定了胡适战犯属于官方认定的说法，认为给胡适授予“战犯”头衔的，是当时的媒体和大众传媒。①参见耿云志:《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百科知识》2008年第18期。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明显有误，与实际情况不符。在此，本文将依据相关资料，对之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1948年12月25日，也就是圣诞节，中共中央以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发布了一份战犯名单。名单几乎包括了国民党的党政大员，具体如下: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季陶、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所谓“陕北权威人士”，其实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就是说，这个名单是毛泽东亲手起草的。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5页。有学者据此认为:“这里根本没有提及胡适”③耿云志:《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百科知识》2008年第18期。。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新华社的新闻稿接着指出:“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④新华社:《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人民日报》1948年12月27日。随后，《东北日报》等先后转载此稿，最后举国皆知。

从此新闻稿中可以看出，1948年12月25日提出的43人名单仅仅只是初步名单，有人称之为第一批战犯名单。也就是说，毛泽东以及中共内部均认为战犯绝不仅限于上述43人。

1949年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四十三个。”⑤《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下卷，第445页。既然这是第一批名单，那胡适作为战犯，是否在第二批名单中?1月20日，毛泽东发文指出: “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你们现在就应侦察他们的动向，以便你们在不论是和平开进或者战斗解决时，能够不失时机，一律拘捕，交给人民法庭判罪。一切在逃之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亦须穷追务获，归案法办，绝不宽恕。”①《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1页。在此，毛泽东称胡适为“罪大恶极的帮凶”，用词及语气如此之严厉，胡适“战犯”的头衔已经呼之欲出了。

1月26日，新华社连续发表3个文件，揭露南京政府假和平的阴谋，继续给南京施加压力。要求“现在的南京政府及其合作者，有一个方法证明他们有无和平的诚意，这就是把蒋介石等一大批重要战犯立即加以扣留，并将国外的战犯缉拿归案”，“只有他们实实在在的执行了八项条件的第一条的第一步，即将战争罪犯加以扣留交给人民政府审判，他们才有因将功折罪而获得人民宽恕的可能”。②《杨尚昆日记》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页。其中第二个文件是:继续提出一批战犯名单。③参见《杨尚昆日记》(上)，第28页。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警卫司令员、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参与高层决策。他称此名单为文件，显然说明其是由中共中央甄选的。

1月27日，《人民日报》再次刊布战犯名单:“(新华社陕北电)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受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广泛欢迎，上海有一家报纸，登载了毛泽东主席十四日声明的全文，一天销售了十二万份。工人、学生、市民和中下级公教人员，都认为这个声明里的八条，无论那一条都是人民大众所要求的;国民党里的爱国分子也有同样的看法，一个国民党内有相当地位的公务人员说:有人说国民党不能接受八条中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我看这些家伙，共产党不杀他们的头，我们也要杀他们的头。一位不愿发表姓名的教授说:中国国事弄得如此之糟，如果中共所宣布的战争罪犯不负责任，还应该由谁来负责任?一位老同盟会员说:这些战犯总不会漏网。现在国统区的人民，正在纷纷讨论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有人说:这个名单中的四十三个人一个也不冤枉。更多的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党和特务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北平人认为许惠东、吴铸人应列为战犯，上海人认为潘公展、宣铁吾应列为战犯，广东人认为张发奎、罗卓英应列为战犯，四川人认为王陵基、王缵绪、杨森、潘文华应列为战犯。”④《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欢迎毛主席声明，纷纷讨论战犯名单，认为尚有许多重要战犯被遗漏》，《人民日报》1949年1月27日。

随后，各大报纸、期刊相继转载。解放区最先转载的是《石家庄日报》。1月27日，该报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广泛拥护毛主席声明，正热烈讨论战犯名单》为题转载;1月28日，《晋南日报》转载，题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广泛欢迎毛主席声明，热烈讨论并提出大批战犯名单》，《东北日报》转载，题为《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民拥护中共和平条件，纷纷补充提出若干重要战犯》;1月29日，《晋中日报》转载，题为《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热烈拥护毛主席声明》，《新华日报 (太岳版)》转载，题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广泛拥护毛主席声明，热烈讨论战争罪犯名单》。

以上文献均发表于头版，除了题目略有文字改动外，内容完全一致。有学者提到的《新华日报 (太岳版)》是唯一存在大量错别字而令其困惑的报纸，并认为错了两处，即陈雷，存疑为陈布雷;郑彦传，存疑为郑彦棻。⑤参见耿云志:《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百科知识》2008年第18期。两处存疑，前一个有误，而后一个正确。陈雷系陈雪屏之误，郑彦传系郑彦棻之误。据笔者统计和勘误，仅仅人名一项，就错了六处:谷振纲，应该是谷正纲;陈雷，应该是陈雪屏;郑彦传，应该是郑彦棻;吴铸，应该是吴铸人;王凌基，应该是王陵基;王钻绪，应该是王缵绪。

2月3日，中共创办的《群众 (香港版)》杂志以《第二批战犯名单》为题，转发了新华社通稿，而且醒目地列入封面目录。

在国统区，中外媒体多少有些忌惮，敢于转发中共文告的并不多。《申报》1月27日以《陕北中共电台昨晚冗长广播》为题，转载了中共关于战犯的诉求。其主要内容是:“现在南京李宗仁政府及其合作者有一个方法证明他们有无和平诚意，这就是把蒋介石、宋子文、谷正刚、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刘峙、汤恩伯、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刘建群、吴国桢、潘公展、蒋经国、张君劢、左舜生、戴传贤、郑介民、叶秀峰等一大批‘首要’战犯，立即加以扣留，并将国外战犯缉拿归案。”值得注意的是，《申报》提到的20名战犯，不仅涉及第一批的43名战犯，而且也涉及第二批战犯，但胡适没有名列其中。

同日，上海《新闻报》又以《中共又发表一批“战犯”》为题，转发了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其内容为: “本报收音，陕北二十六日广播: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有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党务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北平人认为许惠东、吴铸人应列为战犯，上海人认为潘公展、宣铁吾应列为战犯，广东人认为张发奎、罗卓英应列为战犯，四川人认为王陵基、王缵绪、杨森、潘文华应列为战犯。”

1月28日，浙江《东南日报》也以《和谈前途障碍重重，中共增列“战犯”名单》为题，转载发表了以上新闻。

2月3日，《中美周报》也以《第二批“战犯”名单》为题，用名单的形式转发，胡适也名列其中。因为刊物的立场不同，对战犯二字加了引号。①参见《第二批“战犯”名单》， 《中美周报》1949年第322期，第34页。

胡适被后来认定为战犯，渊源于此。

二

关于胡适的“战犯”身份，从胡适本人的日记、言论及同时代朋友的日记中，也能够发现一些线索。

胡适本人应该是在当天看到这个名单的。在其1月27日的日记中就附有一份剪报。②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37—738页。剪报没有显示报纸名字和日期，其本人对此也没有评论。1月29日，其日记中又附上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的第一批战犯名单，同样没有显示报名与日期，也没有对其进行评论。经过考证，胡适日记中所附剪报来源于上海《新闻报》。依据之一是:该报所登内容，与胡适日记中的剪报一字不差，特别是“本报收音”四字，更显特殊。《胡适全集》中的日记部分，是曹伯言整理的，但是在那天的剪报中没有这四个字。③参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09—710页。笔者将《新闻报》与胡适剪报对照时，发现全部相同，只是《新闻报》有“本报收音”四字，而全集版的胡适日记却没有此四字，一时气馁，不敢确定。随后查看《胡适日记全编》同日日记剪报时，才豁然开朗。依据之二是:胡适1月15日的日记中提到了上海《新闻报》，而且对该报表示了些许不满:“今早《新闻报》登出昨夜毛泽东的宣言全文，各报皆只登其中的八条件”。④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7卷，第733页。随后，笔者又找出1948年12月25日的报纸对比。原以为胡适1月29日日记中所附的剪报来源于《新闻报》。但经查实，《新闻报》没有刊登第一批战犯名单。该剪报来自何处，暂时存疑。

作为胡适的学生与朋友，顾颉刚于1月27日日记中写道:“中共发表第二次战犯名单，胡适之先生在焉。平日为国民党排击，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推原其故，盖先生办《努力周刊》，《现代评论》，《独立评论》，一班朋友藉此多做了官，乃将之拖下水去，而先生则受人之捧，为人所利用也。捧之害人如此。”①顾潮编:《顾颉刚日记》第6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410页。顾颉刚时在上海，肯定是看到报纸或听到广播。之后，顾颉刚多次与胡适吃饭，可能是顾虑老师面子，日记中没有再记载此事。这一情况说明此事在京沪知识界人士看来，均心知肚明，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顾维钧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在其回忆录中，也曾经提到此事。他回忆说: “第二天(1月26日美东时间)，于斌对顾夫人说，杜鲁门强烈地反对共产党。当他告诉杜鲁门说，他和胡适都被共产党列入战犯名单时，杜鲁门说他一定也是其中之一。”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29页。

同被列入战犯名单的叶青，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把这个名单与自己有关的内容列了出来。③转引自朱文华: 《胡适评传》，青岛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因为内容与上述引述完全相同，在此省略，不再赘述。

郭廷以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1949年1月25日这天的大事记中，也写道:“中共宣布第二批战犯名单，计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谷正纲、俞大维、杨森、王缵绪、陈雪屏、胡适、于斌、叶青”。④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830页。这个记载，虽然名单不全，日子也有错，但明确使用了“第二批战犯名单”的说法。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近代史专家，郭的说法肯定是有来源的。

三

自1949年1月25日起，胡适即被中共认定为战犯。相关言论不时出现在报刊中。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文章，指出:“于本月五日启程逃美的中国内战战犯和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二十二日在旧金山发表荒谬谈话，赞扬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并为国民党反动派乞求美国援助。”⑤新华社:《美帝走狗胡适闭紧眼睛吹牛，乞求美国主子救命》，《人民日报》1949年4月28日。

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有关五四运动评价、学科建设以及批判于斌等问题，文学界代表茅盾、科学界代表华罗庚、宗教界代表陈迹先后撰写文章。在提到胡适时，基本都视其为战犯。茅盾指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在思想分野上，主要也分为两派。一派是马克斯主义者，几天以前纪念过的二十二年前殉难的李守常先生就是一个卓越的代表。又一派，勉强可说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在当时，他们还保持了自由主义者的面目)。现在已经堕落到无聊而又无耻的美蒋走狗，战犯胡适，便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代表。”⑥茅盾:《还须准备长期而坚决的斗争——为“五四”三十周年纪念作》，《人民日报》1949年5月4日。华罗庚指出:“战犯胡适是五四以后一种坏风气的代表，他在反动政府中无时无刻不利用朋友的关系朋比为奸，来代替一切，这种坏风气阻碍了科学的进展，最明显的一例:是傅斯年之做伪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所所长，就不是因为他对学术贡献的缘故，是他系胡适的私党而已。”⑦华罗庚:《如何保证科学建设的成功》，《人民日报》1951年2月3日。陈迹在批判于斌的文章中也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于斌又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工作:在纽约他创办英文中国月报，诬蔑中国共产党;并在华盛顿开设‘中国文化学院’。这个‘中国文化学院’是个什么组织呢?甚至于斌的同伙——战犯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它非学院，又无文化，更说不上中国文化。’这个‘无文化’的学院就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⑧陈迹: 《天主教的败类——于斌》， 《人民日报》1951年2月24日。

1954年，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线，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一场对胡适思想的大批判。在这场大批判中，许多人都论及胡适的战犯身份。郭沫若就多次谈到胡适是战犯，而且是头等战犯。1954年，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了胡适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他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①光明日报记者:《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光明日报》1954年11月8日。。他又说:“目前我们正在批判着头等战犯胡适。他不是自‘五四’时代以来就一直在向着我们喊话:‘少谈些主义’，‘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吗?”②郭沫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开幕词》，《人民日报》1955年3月6日。郭沫若认为胡适是战犯，而且多次在重要场合提到，影响很大。例如，有学者提及自己知道胡适的战犯头衔，就是来自郭沫若的讲话。他说:“我最早得知胡适被认为是‘战犯’，就是从这里来的。”③耿云志:《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百科知识》2008年第18期。其实，这不止他一个人，可能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如此。

于是，在随后发起的胡适大批判中，也不时有人提到胡适的战犯身份。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一九四八年我就被选为协和医院的院长，负责筹划协和医院的复校工作，当时美帝国主义为便于实施其文化侵略政策，设有协和董事会，董事长就是鼎鼎大名的战犯胡适。但是美国垄断资本家们还不放心，又派了一些披着科学家外衣的美国文化特务如娄克思之流来协和监督和实际执行其政策。由于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反攻时期，华北局势有突变的可能，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是看到了这一前途的，因此，美国国务院就决定即使华北局势有变化，美国文化特务和战犯胡适之流必须退出的时候，还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协和这一文化侵略据点，作为其卷土重来的基地，至少也可以在新中国继续产生影响。”④《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之一)》，《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5日。历史学家周一良说:“胡适的反动的政治面貌很清楚，用不着多说。他的名字列在战犯名单，他在蒋匪的伪国大作过帮闲，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也尽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帮凶作用。”⑤周一良:《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 《光明日报》1954年12月9日。汪子嵩等人说:“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虽然早就死亡了，但是他的思想影响却还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潜存着。”⑥汪子嵩等:《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7日。这段话出现在文末，基本上是重复郭沫若的原话，显然是一种政治表态与站队。许德珩也发言称:“‘五四’以来，胡适一贯地就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封建军阀的策士，一直到最后蒋介石卖国集团中的战犯。”⑦人民日报记者:《罗隆基、许德珩、沈雁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4年12月24日。

在对胡适的大批判中，还有人称胡适是“主要罪犯”或“叛国罪犯”。例如，陆侃如说:“胡适直到最近还在不断地和美帝国主义勾结，与中国全体人民为敌，成为蒋介石反动派中的主要罪犯之一。”⑧陆侃如:《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文艺报》1954年第21期。又如，陈中凡说: “胡适现在已经成了叛国罪犯，为全国人民所共弃。”⑨陈中凡:《坚决肃清胡适派的反动思想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毒素》，《新华日报》1955年1月9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批判周扬的一篇文章中，有人还称胡适为“战犯”。其文章写道:“战犯胡适死了以后，周扬不胜惋惜地说:‘胡适对中国的学术还是有贡献的，他要不走，不会不重视他的。’这种对反革命分子的深情厚意，赤裸裸地暴露了周扬的反革命面目”⑩文新生:《周扬是利用文科教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魁》，《人民日报》1966年7月25日。

直到2007年，还有学者依然认定胡适为战犯，而且根据其身份，冠名为“学者型战犯”⑪朱文华:《胡适评传》，第258页。。

胡适是不是战犯是一回事，中共有没有将胡适认定为战犯是另一回事。本文不准备对中共以何种原因认定胡适为战犯做进一步探讨，只是通过对材料的梳理，说明在历史上，胡适确实曾经被列入战犯名单，而且并不是地方小报首先认定，然后才被中共高层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