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出版研究述评（下）

文/康丽娜 郭志菊

宋代作为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的“黄金时代”，彰显着宋代思想、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共同进步，为文化传承、资源共享以及后世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笔者力图通过对宋代图书出版情况研究的史料著作和学术期刊论文的搜集整理，理清相关研究成果的脉络与思路，整体表现宋代繁荣的出版图景。

在《宋代出版研究述评（上）》中已经对宋代出版业繁荣的原因、出版特色及出版思想、著名出版家及著名出版物的编撰过程、出版的装帧艺术、印刷技术的成熟与活字印刷术的相关研究做了归纳和梳理。本文主要从宋代出版的内容、机构、发行流通、管理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梳理，作为对上文的补充完善，从而更加全面地展现出宋代出版研究的全貌。

一、梳理宋代出版的主要内容及出版机构

之所以说宋代出版十分繁荣，一方面指其图书编撰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出版了很多经史子集类著作，还大量刊印关于天文历法、医药、农学等题材的著作，内容遍及当时的各个知识门类；另一方面指其涵盖官方编修和地方撰刻，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以及书院、寺院、道观出版等多种出版机构。总的来说，宋代出版物数量庞大，质量精良，堪称上品的为数众多；出版机构各具特色，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规模。

徐寿芝在《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与收藏》中对于宋代出版物的内容有完整的论述。文章指出：“综合官、私、坊三大刻书系统所刻书籍，其内容涵盖当时各个知识门类，儒家经典、历史、地理、医药、农业、工业、天文算法、诗文、词集、小说、佛教和道教的经典以及民间所必须的一些其他书籍、民间文学等都有刻本，所刻著作不仅有前代的，就是当代的著作也大量地刊刻印行。”[1]可见，宋代图书的内容十分广泛，题材已较前代有了很大的拓展。

李致忠的《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辟专章“宋代的官方编修和繁荣的私人撰述”“宋代的出版机构与出版概况”及“宋代出版图书的主要内容”对宋代图书出版的主要内容和出版机构展开论述，全面地勾勒出宋代出版物的原貌。他认为，“宋代的出版机构，按其自身性质，可分为官办、私营和民间集体经营三类系统”。[2]这与众多学者所提出的官刻、私刻、坊刻的说法一致。从当前的著述来看，大多数的作品都对出版物的内容和出版机构有了详尽的描述和严密的考究，甚至对于宋代的出版机构的数量都有相应的统计。李致忠曾在他的《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里提到过宋代出版机构的大致数目：“现在我们把官方、私营、民间三大系统的出版机构合在一起加以不完全统计，大约不下300家。这还仅就现存宋版书，而且主要是国家图书馆所藏之宋版书上明确可知的出版机构，实际数字当比此数大得多。”[3]从如此规模的出版机构来看，可见宋代的出版事业何其兴旺发达！

宋代的私人出版十分发达。这主要包括私宅刻书和书坊刻书两种形式，虽然两种民间出版机构的刻书目的和图书品质不完全相同，但是其对宋代文化出版业的繁荣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私宅刻书多是为了推广文化和传播知识，所以更加注重知识的严谨和普惠，精加校对，质量极佳。北宋私宅家塾刻书相当普遍，很多士大夫及文人都曾从事过图书的编校活动，如陆游、叶梦得、周必大、朱熹等。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宋私宅家塾刻书》著录的有47家。[4]而相比之下，坊刻多是以营利为目的，书籍编校的质量略逊一筹。从数量上看，北宋坊刻较少，南宋较多，并形成一定规模。据李明杰在《中国出版史（上册·古代卷）》中的论述：“南宋以后，坊刻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形成了四大坊刻中心，即以杭州为代表的两浙地区、以建安为代表的福建地区、以成都和眉山为代表的蜀中坊刻和以吉州为代表的江西坊刻。”[5]另外，方厚枢的《蓬勃发展的宋代民营出版业》则从地域研究的角度对宋代的民营出版业给予论述，分析成都、汴梁、杭州以及福建建阳县的民营图书出版事业，并得出了“民营出版业的编辑出版工作突破了过去单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少数人服务的狭隘圈子，扩大到面向民间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市民以至城镇居民，在客观上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6]的结论。

此外，宋代的出版机构中还有书院出版和寺院、道观出版等形式。宋代书院的刻书与藏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成为宋代另一文化特色，形成了四大书院，即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应天府书院。寺院、道观出版除为了宣传儒、释、道的经学教义之外，也刊印和收藏大量的其他史学类和科技类的书籍。多样化的出版机构无疑满足了不同阶层和不同学历水平的读者需求，也为促进学术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正如贾秀丽在《宋元图书刻书与藏书》中所概括的书院藏书的历史作用：①对保存我国珍贵的文化典籍做出了积极贡献；②对培养人才起到了促进作用；③对宋元时期的学术活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④为完善藏书管理制度打下基础。[7]钟景迅的《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及其启示》一文从“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特色形成的文化背景”以及“学术自由对当代高等教育的启示”两方面对宋代书院的概况给予分析。他提出宋代书院教育之繁荣主要源于三个原因：①独立于官学系统的特有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性质；②官方大力支持；③宋代学术繁荣与书院学术自由的盛行相辅相成。同时，他还指出了当代教育机构可以借鉴宋代书院的两个方面：①学术机构必须独立，这是学术自由产生的基础；②加强学术创新和学术自由交流时学术机构的本质生命。[8]丁金华在《宋代书院谈略》中对宋代书院兴起的背景、宋代书院的职能及其教育制度、宋代书院的教育特色等方面都展开了丰富的论述，为我们了解宋代书院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打开了一扇窗。

二、概括宋代出版的发行流通情况

对于宋代的出版发行情况，学界的相关论述不是很多，其中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李致忠在其著作《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中提出的观点。李致忠认为宋代出版的发行流通方式主要有朝廷宣赐、书贾经销和外贸出口几种。①朝廷宣赐。国子监的图书以及各地的官方出版机构都有皇室的下诏刻印书籍，如国子监曾受诏刻印《礼记》《春秋》等释文。②书贾经销。这主要指以营利为目的的坊肆刻印图书在市场上销售，如建阳的崇化、麻沙等市镇多商贾云集、行销图书。③外贸出口。有宋一代，辽、金、夏等割据政权犹在，因此在国际交流和往来中，书籍也作为一种外贸商品行销国内外，成为另一种图书传播和发行的方式。此外，日本、高丽的僧人多次访华经历，也使宋代的图籍和佛经得以在海外传播。[9]这与巩本栋在《宋集传播考论》的域外汉籍传播的相关论述不谋而合。两人均认为，书籍的海外出口对于传播我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传承中土文化的意义都是十分巨大的。在《宋集传播考论》中对于汉籍的域外传播，巩本栋依据现存朝鲜时期的各种书目及其相关文献，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于宋人撰述传入高丽、朝鲜两朝的情况给予论述。[10]

此外，李明杰的《宋代国子监的图书出版发行》一文从出版体制、人员配置、经费来源、校勘程序、版权保护、选刻对象和发行渠道等六方面探讨了宋代国子监的出版发行模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出版体制上是集教育者、出版者和管理者于一身的体制优势，为刻书事业的繁荣提供制度保证；人员配置上是出版人才集中与专业分工协作的组织优势，保证了宋代监本的高质量；经费来源上是设立了专门掌管钱物的机构，同时依靠政府补贴；校勘程序上是建立了一套严格规范的校勘制度；版权保护上是宋代监本禁止翻版并由官方垄断发行；选刻对象和发行渠道上是能够配合社会形势的需要而刻书。[11]全文结构紧密，论证考究，是值得一读的好文章。

三、探讨宋代政府出版管理及版权意识的觉醒

宋代出版业的极大繁荣也使宋代的出版管理与书稿审查达到了空前严格的程度。政府和书商为打击盗版、净化书业环境共同努力，版权意识明显，已经出现了保护版权的相关措施。郭孟良的《论宋代的出版管理》一文，从“预先审阅”“事后查验”“奖励检举”三方面概述宋代的出版管理情况，同时文中也列举了宋代出版传播的限禁书目。他指出，两宋时期对出版传播的限禁，大致包括四方面：“天文图谶、阴阳术数、兵书、邪教异说之禁”“科场应用时文、儒家经典读本及所谓的‘伪学’”“刑律、历书、国史、会要、识路等官书之禁止民间私刻和翻印”“朝政、边机等文字输出辽金之禁”。[12]此外，文章还论述了对违法行为的追惩。全文结构严谨，还原了宋代出版管理制度的真实面目。祝尚书的《论宋代的图书盗版与版权保护》一文，主要对宋代书商的盗版方式、盗版危害以及宋代版权保护措施作了论述。作者根据《丛桂毛诗集解》《方舆胜览》二书所附法律公文及《东都事略》“已申上司，不许覆版”的木记指出：“从两件公文及《东权法都事略》木记可以看出，不仅我国的版权理论产生很早，而且形成了相应的版规。”“虽然上述文书及木记与现代的版权保护法还有相当距离，然而早在八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尝试立法以保护版权，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但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得到完善和发展。”[13]宋代的出版管理制度不仅包含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管，更包含着出版商们自发自主地对盗版行为的打击，这无一不是宋代从上而下的版权意识觉醒的体现。侯佳的 《浅谈宋代的出版政策》在文末指出“除了官方推出的法令形式的干涉以外，书商们也有自己保护出版物的措施，他们在书中某些地方附印上一段版权声明，以示合法，他人无权翻刻。”[14]

四、阐述宋代出版的影响及意义

刻书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分支，其对文化的影响自然成为当前研究刻书业影响的主要落脚点。朱英平的《宋代刻书产业对文学的影响》主要从“文人文集刊印普遍”“历代经典大量刊布”“文体的演变”“重要文学流派的形成”[15]等四方面论述了宋代刻书业对文学的影响。刘玮的《宋代刻书业与宋代文化转向》则从“挖掘刊印大量传世经典、文集，为宋代求知尚文的文化奠定基础”“改变了当代文人文集在传抄过程中集无定卷、难有定本的局面”“为宋代教育普及及提供统一、准确的范本、教科书”“宋代刻书业的发展提高了城市市民的文化水平”[16]四方面进行论述。还有陈静的《宋代出版对宋诗的影响》仅从宋代出版对宋诗的影响分析宋代出版的影响。从“出版繁荣带来整个社会欣赏力水平的提高”和“有意识地刻书作注使宋代律诗的审美要求深入人心”[17]两方面探索宋代出版的繁荣对宋诗的影响。此外，刘莎荣在《两宋刻书及其影响》中提出了“两宋刻书版式体例的演变对我国古籍版本学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8]的观点。

可以说，学者们对宋代刻书业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宋代文化、宋学、宋诗等方面，而对于宋代出版业对经济、政治及社会层面的影响较少涉及，也是当前宋代出版史研究的空白。

五、结语

宋代的书籍出版在中国书籍出版史占有卓越的地位，其形成的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对后世影响十分巨大，一直垄断了其后近900年封建社会的图书刊行，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机械印刷术的传入和图书出版事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出现之后,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宋代的出版业对于后世的文化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宋代书籍出版成就巨大，掀起了一轮文化界的出版高潮，其对经史子集的大量出版，无疑对保存中国传统文献、传承中华民族的宏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李致忠所总结的那样：宋代出版业无论从其官刻、私刻并存的格局，还是从知识共享、出版行教化、重创新、重质量等编辑思想来看，其自始至终所遵循的原则都是“不离稳定社会秩序，不离尊经崇儒，不离正面的社会教化”[19]，这都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元、明、清三代，这就是宋代出版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1]徐寿芝.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与收藏[J].盐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2][3][9][19]李致忠.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8:5，8，159-169，193

[4][5]李明杰.中国出版史（上册·古代卷）[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268，287

[6]方厚枢.蓬勃发展的宋代民营出版业[J].中国出版，1997(4)

[7]贾秀丽.宋元书院刻书与藏书[J].图书馆论坛，1991(2)

[8]钟景迅.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及其启示[J].现代教育科学，2006(2)

[10]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144

[11]李明杰.宋代国子监的图书出版发行[J].出版科学，2007(6)

[12]郭孟良.论宋代的出版管理[J].中州学刊，2000(11)

[13]祝尚书.论宋代的图书盗版与版权保护[J].文献季刊，2000(1)

[14]侯佳.浅谈宋代的出版政策[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

[15]朱英平.宋代刻书业对文学的影响[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3)

[16]刘玮.宋代刻书业与宋代文化转向[J].文化建设纵横，2010(7)

[17]陈静.浅谈宋代出版对宋诗的影响[J].出版科学，2008(2)

[18]刘莎荣.两宋刻书及其影响[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