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欧阳淞

(本文作者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 北京 100080)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不断谱写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这其中，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更是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必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深刻的反思 伟大的转折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愿望的实现在此后两年中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的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怎样才能开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路，邓小平把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贯穿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从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得到借鉴，凝聚拨乱反正、开辟新路的共识;从对现实的准确把握中发现差距，汇聚改革开放、开拓前进的力量，从而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移。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文化大革命”对党、国家和民族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后果。政治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尚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遭到巨大破坏;经济上，发展速度缓慢，效益普遍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思想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倾错误理论泛滥，一些人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观念;文化上，科学文化事业和民族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破坏，文化事业出现严重倒退局面;党的建设上，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败坏了党的作风，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

在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磨难后，邓小平痛定思痛，反复强调要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使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只有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党才能够真正汲取“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才能够真正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全党逐步凝聚起共识，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和全面拨乱反正的时机已经逐步成熟。邓小平审时度势，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前，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并就全面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端正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决定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重大决策，使党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得以顺利实现。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页。“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此扬帆起航、破浪前进。

(二)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整体而言，由于从50年代末以后“左”的错误接连发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群众生活仍然总体贫困，发展水平不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进一步扩大，与周边新兴国家和地区相比也已经明显落后。

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影响而导致人口剧增，1976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37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从吃的方面看，1976年与1956年相比，粮食人均消费量从380．56斤降至351．12斤，减少29．44斤;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从3．19斤降至1．25斤，减少1．94斤。从穿的方面看，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23．55尺，比此前最高的1959年减少5．62尺。其中，1968年平均每人只发了15．52尺布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为负数，农村经济从人均水平看增长也很缓慢。面对这样的状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中国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欧、日等经济体的实力有了大发展、大提升，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曾经比较落后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还有一些地区如中国的香港、台湾等，也都抓住机遇，获得快速发展。比如，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为679亿元人民币，约合305亿美元，人均约53美元，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172．49亿美元，人均约200美元，日本人均不到中国的4倍;而26年后，即到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645．2亿元人民币，约合2165亿美元，人均约222美元，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9807．32亿美元，人均8538美元，日本人均相当于中国的44倍还要多，已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对此，邓小平曾深有感触地指出:“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1—232页。

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也才能实现根本的长治久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②《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4页。“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6页。穷则思变，反思中国发展落后的严峻形势，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加快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出路。

(三)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

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是关系人类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的一个根本问题，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基本判断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尽管美苏争霸形势紧张，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我们党仍然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认为爆发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已经被推迟了，争取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的。但到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上半期，中国同美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以“反帝防修”口号的提出为标志，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对抗。在这种外部重压之下，党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出现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转向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更为严重的偏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此后，极左思潮在外交领域泛滥开来。虽然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下，外交工作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对外政策也逐渐实现重大调整，到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之间也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但党对“世界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没有根本改变，“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思想也没有及时调整。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这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这一观点，为邓小平进一步反思国际形势、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页。这表明，邓小平通过冷静观察、认真思考，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判断。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的这一科学判断，使我们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并成为我国调整国际战略和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事物的发展总是否极泰来，对历史和现实的正确把握是走向成功的前提。正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对中国发展落后状况的深刻反思，才使邓小平意识到必须另寻出路;而正是因为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才使邓小平有可能从容地去探索一条新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愈加坚定、步伐更加稳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经根植于中华大地，便显示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光辉旗帜。

成功的开创 卓越的贡献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程中，邓小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正是对这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回答，“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①《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

(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但怎样才能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整盘棋下活，路径问题仍亟须解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政策和措施。

1979年3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命题，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此后，邓小平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一直没有停顿。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了明确具体的阐述，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③《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决议》从十个方面对这条道路的主要点进行了概括。《决议》虽然还没有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指称这条道路，但这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具体路径，已经清晰可见。

到党的十二大开幕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已是呼之欲出。1982年9月，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并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如果说，在此之前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实践还处于“自发”状态的话，那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提出之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实践就进入到“自觉”状态。这一科学命题，既是总结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

(三)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坚持、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又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成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起点和逻辑起点。

在此基础上，1987年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指出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随后，邓小平肯定了“两个基本点”的提法，强调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至此，“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提法都已正式出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不仅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而且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科学概括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由此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走向和核心内容。

(二)科学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之初在前进中出现的一些犹豫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最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此外，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问题上，邓小平都有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

以上这些探索成果，都是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从党的立党宗旨和治国目标出发，从面临的国际挑战和机遇出发，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所作的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把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思想认识概括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又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创造性的独特贡献，是邓小平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遗产。

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是，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页。“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因此，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断改革、健全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就成为每一代共产党人都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一再强调现在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设计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还在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制度建设的重点首先是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1980年8月18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也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在邓小平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下，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体系日趋完善。在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方面，以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为起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始全面恢复并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渐法制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在法律体系方面，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以法治国”的设想，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从1978年到1992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138部法律，对10部法律进行修改，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基础。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邓小平更是倾注极大心血，不断总结改革开放新鲜经验，借鉴别国经验，逐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他的这个谈话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根据这一重要思想，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重要的创新和发展。

总之，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首次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明确的内涵;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坚持、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的这些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初步指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就开创在这里”⑥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鲜明的特点 辉煌的成就

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而这一切，都是在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发展前景提供了思想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并提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表述，是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他在1978年就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他强调，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精辟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邓小平全面阐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从而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新的时代内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有力思想武器。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上，都有过不同意见和各种疑虑。由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事实来说话，逐步澄清了是非，使广大党员、干部转变了观念，统一了认识。事实证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回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推进，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才使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进步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二)邓小平开启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永不枯竭的强大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有任何本本可遵循，也没有现成经验可照搬，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大力推动、热情支持和积极鼓励下，党和人民在实践中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邓小平对此有许多重要论述。自恢复工作后，他曾在多个场合使用“改革”一词。据现在掌握的公开资料统计，仅在1978年，他在不同场合17次明确谈到“改革”，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同样，“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也是邓小平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在1978年10月接见外宾时，他就谈到了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从1979年到1980年，邓小平至少有12次提到这个词组。到1986年，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这表明，邓小平已经把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点而要长期加以坚持。1987年至1993年期间，“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在党和国家制度、政策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共识和国家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不仅思考着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原则问题，还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改革开放的实现形式。他大力支持和推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热情赞扬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他最早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他倡议和推动沿海经济特区的兴办、沿海城市的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逐步形成了由“点”到“线”到“面”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坚决排除一个又一个的干扰和阻力;同时，他又极为审慎、稳步前进，一再要求及时总结经验，做对了的就坚持，做得不足的就补足，做得不对的就改正。在他的领导和指引下，改革开放不断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①习近平:《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2日。

(三)邓小平作出了关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谋划，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邓小平在谈到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时，曾经充满自信地指出:“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8页。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邓小平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战略谋划。

在推进现代化的根本方略上，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4页。在推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上，邓小平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强调“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在推进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上，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在推进现代化的评判标准上，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强调“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正是在邓小平推进现代化的战略引领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快速发展举世瞩目。从1979年到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年至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高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的速度。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明显上升，1978年为1．8%，2007年提高到6．0%，2012年更是上升至9．7%。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已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如果从时间维度分析，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放到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可以说邓小平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世界上也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但在人类社会开始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时期，中国却落在了西方国家后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越拉越大。从17世纪中叶至今的350多年，中国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重新振兴中华民族。围绕这一主题，近代中国各个政党、派别、集团以及无数先进分子都曾拿出过自己的方案，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导演过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振兴中华民族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近代中国历史表明，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必须完成和推进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第一个历史任务。随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然而在探索实现第二个历史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党经历了曲折和失误，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同样，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领导，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华民族也就不可能有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如果从空间维度分析，把阔步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国放到世界这一宏大舞台上观察，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位思想巨匠，是人类社会进步历程中的一代巨擘。在代际交替的人类历史上，邓小平科学地把握了一个时代的新特征和新主题，不仅为我国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明确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指明了方向，也为世界人民正确认识历史发展潮流、明确社会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竞争和对抗中，邓小平成功地提出并设计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对策和发展战略，初步解决了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使这一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对保持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对全球利益的维护产生了重要意义。在民族对立、民族纠纷与冲突不断的当今世界，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成功的范例。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邓小平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领导人民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巩固和发展了中国这块社会主义的重要阵地。今天，“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令世人瞩目。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步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宝贵的品质 光辉的楷模

邓小平之所以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也是与邓小平特有的个人禀赋、非凡的人格魅力密切相关的。

(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和科学态度，为邓小平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蓄积了深厚的理论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不仅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上，邓小平堪称楷模。

邓小平善于从本质和精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进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他坚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特质决定它永远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科学体系来看待、理解和掌握，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正是理论上的清醒、坚定与自觉，使邓小平勇于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敢于破除各种“左”的和右的桎梏，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创立邓小平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正如他自己曾经指出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邓小平深刻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自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就体现了他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出发，将作为普遍性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作为特殊性的中国实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而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提出民主和法制要两手抓，“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提出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要两手抓，强调“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提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强调“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强调“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2页。。所有这些，都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对于国际大势的准确把握，为邓小平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赢得了重要的时代条件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自己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290页。在把握时代主题问题上，邓小平目光远大、襟怀宽广，总是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回答实践和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也使社会主义中国融入时代潮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邓小平推动中国抓住机遇、融入世界，是坚定不移的。他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坚决主张对外开放，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社会主义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故步自封的产物，而是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邓小平推动中国抓住机遇，融入世界，又是有鲜明的底线的。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也逐渐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邓小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多年来，邓小平为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做了大量工作，对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进行了坚决斗争。正如他所说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他旗帜鲜明地强调:“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三)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无限热爱，为邓小平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准备了真挚而又充沛的感情基础

邓小平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至诚至爱的民族情感基础之上的。邓小平曾经说过:“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⑨《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邓小平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时刻惦记着人民的安危冷暖。他提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他说:“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10“一切为了人民”“人民利益至上”是邓小平思想和实践的生动写照。

邓小平热爱祖国，心系中华民族的自强和振兴。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他作出科学分析，要求沉着冷静，把握住一个根本的立足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页。点，就是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这是我们对自己民族的责任。他庄严地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深厚感情的集中体现。有了这样一种深厚感情，才能坚定自觉地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坚定自觉地把民族精神、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四)对于群众首创精神的充分尊重，为邓小平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探索、创造和在实践中检验、发展的，无论是道路、理论体系还是制度，都体现着鲜明的实践特色。“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富有民族特色、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无不展现了邓小平尊重实践、崇尚实践的宝贵品格。他正是以这种特有的魅力和情怀，领导亿万人民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人民的利益。而谁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谁就能赢得人民群众。因此，他坚持把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统一起来，时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提出“人民，是看实践”的论断，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 “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邓小平还提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页。以此来感召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实践，贯穿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他在审看党的十四大报告送审稿时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③《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50页。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走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到社会建设;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到生态文明，等等，改革开放的每一个创新、每一步进展，无不凝聚着亿万人民的智慧和经验。历史表明，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党才能够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五)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作为终生奋斗目标，为邓小平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造了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英勇果敢、崇尚实干的性格优势

邓小平一生中经历过“三落三起”的磨难，但即使在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也从不消沉，总是以崇高的使命感，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担当重任。

在开拓新道路的进程中，他尊重实践，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他崇尚实干，行动果断，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决策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政治风波，邓小平坚决支持党和政府，紧紧依靠人民，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使党和国家经受住了险风恶浪的严峻考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1992年初，邓小平又以88岁的高龄，前往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在涉及个人进退的问题上无私无畏。他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带头实践，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邓小平的这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伟大品格和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他无私无畏的品德、坚忍不拔的意志、海纳百川的胸怀，将永远鼓舞我们勇敢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①《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一次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次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同样，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这种历史联系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割断的。对于毛泽东的“奠基之功”“探索之果”，我们要永远铭记，对于他的“未竟之业”，我们在惋惜之余也要客观看待;对于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我们也要永远铭记。要看到，正是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毛泽东的“奠基” “探索”同邓小平的“开创”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因此，对于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重要论述，既要看到重大区别又要看到相互联系，要看到，这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开创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新局面，正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始终是高瞻远瞩、放眼未来的。他曾经说过:“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很有希望。这十年进步很快，但今后进步会比这十年更快。”②《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1336—1337页。他在为自己的英文版文集所作的序中写道:“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③《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714页。细细品味这些话，的确令人感动，也让人更加肃然起敬，它表达了邓小平对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和殷切期待。展望未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