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勇敢的生命礼赞
——《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的存世价值

徐光荣

——《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的存世价值

ZHENSHIYONGGANDE SHENGMINGLIZAN

徐光荣

2012年月12月，北京京东宾馆三楼第四会议室，我作为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奖评选组委会副主任、长篇传记文学评委和监票人，见证了一个颇具历史感的动人时刻。当参加终评作品得票统计图板的“正”字瞬间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张盈盈的《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得票数最终停在19票时，我的心头刹那涌起一股少有的惊喜。我清楚，这部作品得了满票。

我将终评作品的得票统计结果呈交评委会主任万伯翱会长。当万伯翱向与会的评委宣布评选结果，张盈盈的《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以唯一一部翻译作品同另外五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同获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奖时，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人们对张盈盈、张纯如母女有种发自心底的由衷钦敬，对她们的作品《南京大屠杀》与《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从此庄重地载入中国传记文学史册感到欣慰。

早在十几年前我就读到张纯如的长篇纪实文学《南京大屠杀》在美国出版，并在《纽约时报》等拥有广泛读者的传媒上连载的信息。这部作品连续三个月列入《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发行五十万册，并在很短时间内译成十五种文字，在多个国家出版发行，轰动了世界。

徐光荣，辽宁辽阳人。民进成员。1963年毕业于沈阳教育学院中文系。1959年参加工作，历任沈阳低压开关厂业大教师、工人、教育主管，《群众文艺》编辑部主任，辽宁美术出版社编委、省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副主任、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作家、辽宁文学院副院长，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第一、二、三届副会长，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省作家协会第六、七届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辽宁省第八届主席团成员。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该书中译本《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在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出版,我也曾读到相关信息,当时我正在撰著一部新书,没有刻意去寻求这部中译本。没有想到的是,五年之后,我却先读到了纯如母亲张盈盈所写的记述已逝去的女儿生平的长篇回忆录。

那是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奖评委集中到京东宾馆的日子,由于评委多,而入围作品的样书少,评委们要交换审读样书,当我拿到包括《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在内的一批进入终评的作品样书时,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扬正润教授指着张盈盈教授这部新著的中译本对我说: “这是一本值得关注的书！” 正是这一提示,使我这天下午到午夜，捧读这部回忆录，度过了一个时而震撼,时而感奋,时而凝思,时而深味的晚上。

曾以《原子弹秘史》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理查德·罗德斯评论张盈盈这部作品时说 :“这本勇敢的回忆录令我们共同对一个生命加以赞颂, 感觉到她宛如再生 ,充满勇气与信念,充满活力。”我有同感。

美国BPS新闻一小时节目主持人吉姆·莱勒说:“ 张纯如是一个英雄，没有她, 由她讲述的那个恐怖故事可能将永远不为人所知。这是一本值得被广泛关注的充满爱心,文字优雅的回忆录。”我同样表示赞同。

正因如此, 在其后的九个月间, 我又先后购得中信出版社出版、鲁伊译的 《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和2013年1月中信出版社出版、潘春霞、焦国林重译的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 , 进行了更认真而深入的阅读。 这次通读, 不仅是心灵受到一次次震颤 ,更诱发了我对二书做进一步研究与评析的欲望。

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伟林教授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序言中说：“当西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忘却南京大屠杀时，该书更加突显出其重要价值。张纯如称之为‘被遗忘的大屠杀’，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欧洲与亚洲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事件联系在一起。诚然，日本和德国只是后来才成为盟友……然而发生在南京的惨案却使他们成为道德的共犯，因为他们作为暴力侵略者都犯下了后来被称为‘反人类罪’的滔天罪行。”这里对《南京大屠杀》一书的论析无疑已成为我们今天评价该书的社会价值的基点之一。该书出版后，新闻传煤、作家、学者纷纷给予热评，涉猎方方面面，对此，影片《以天皇的名义》的制片人兼联合导演汤美如中肯地说：“作为20世纪极其重要的著作之一，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将成为世界战争史中的经典著作。”这一评述同样是实事求是的。

《南京大屠杀》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轰动和巨大社会价值，也引起了人们对当年仅二十九岁的作者张纯如的特别关注，直到2004年11月9日，这位年轻的历史学者以悲剧性的自杀结束自已三十六岁的生命，她一直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她为什么能写出《南京大屠杀》？她为什么能将枪口对准自已的头颅呢？疑团与不解曾引发困惑。对此，与张纯如共同生活十六年的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在新版《南京大屠杀》的尾声中，曾为读者破解了五个疑团。纯如的母亲张盈盈教授更用五年时间的持续跋涉，以母亲对女儿成长的真切而全面的了解，真挚而博大的爱，在三十万字的长篇回忆录《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中，为读者呈现了这位勇敢女性的非凡的一生，一个20世纪对历史和道德进行了深入而成功探究的杰出学者、巾帼英雄的高贵灵魂。

《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在几个方面展现出杰出成就与无以伦比的存世价值。首先，她以母亲的视角，用大量、翔实、充满真情的叙述，呈现了非同寻常的女儿富于传奇色彩的生平，特别充实地展示出她所做的恢复历史真相的工作的必然。

布雷特·道格拉斯作为丈夫，在《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尾声”中写道：“纯如是否有过灵光一闪的‘尤里卡’时刻？1994年底，纯如参加了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的一次会议，并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个流传最广的神话是，纯如正是因为看见了这些照片，才在彼时彼刻决定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事实恰好相反。纯如一生保留着一份新书写作构想的详细清单，截至2004年，她已经积累了四百个构想。纯如从小就从他祖父、父母那里听说过南京大屠杀。1988年10月，我们开始约会不久，她就告诉我自已想就南京大屠杀写一本书的愿望。一完成《蚕丝》的终稿，她就下定决心将日军对南京的蹂躏作为下一本书的首选主题，并开始进行相关研究……”

对布雷达特·道格拉斯这段追述，张盈盈在回忆录中做了更充分更详尽的回顾。她的回顾分两个方面。其一，家庭的文化濡染与学校的教育启迪，使张纯如从童年到大学时代有了充分的历史文化知识积累与写作实践锻炼，包括写出多部著作的作家外公张铁军的影响与自办报纸的尝试；其二，父母双方两个家庭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经受的苦难，经母亲的讲述，成为张纯如后来写作《南京大屠杀》的源泉与动因。

显然，伸张正义的责任感、使命感，此时成为张纯如选择新书题材的主宰。而且她之伸张正义，不仅仅为了真实地记录下来，还在于要张杨开去，让全世界更清晰地了解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因为这时她已了解到“直至当时为止，还没有一本用英语写成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著。”正是面对这样一个南京大屠杀已经被历史遗忘的现实，张纯如以超人的勇毅，承担起了这一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

张盈盈在回忆录中详尽披露了女儿为写作《南京大屠杀》一书艰辛的采访、搜集、挖掘、研究相关史实与资料的情景，生动显示出张纯如从三个不同视角讲述的南京大屠杀，以及对这场历史上旷无仅有的大屠杀所进行的精神、道德层面的深入剖析。

采访活动是从1995年初到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开始的。五周活动结束后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二十五页的长信。母亲在回忆录中引用了长信的片断，把这次行程的辛劳记述得纤毫毕显。起初，她每天要早早从寄宿地乘公交车转火车到国家档案馆去，从早晨九时开馆工作到晚上九时闭馆，在浩如烟海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相关资料中浏览、选择、复印，当她踏上回程时，公交车往往已停运，是寄住地的房主人，一位华裔老化学家，自愿无偿地在火车站将她接回家。长时间的伏案查阅，行程中的鞍马劳顿，足证其工作之艰辛。

这次采访她收获最大的是在耶鲁图书馆。她在这里查阅到亲历南京大屠杀的一些传教人士摄录的惨状影像和多位神职人员用日记或信件记录下的大屠杀的真相。其中一位女教师魏特琳曾在金陵女子大学教书，目睹日军暴行记下五百多页日记后，没多久就自杀了。张纯如在信中写道：“当我将一张又一张泛黄的变色变脆的信件，放在复印机上复印时，我的眼前匆匆闪过那些句子，内容关于成千上万被机枪扫射致死的男人，被用刺刀、碎瓶子或高尔夫球杆蹂躏下体的女人和女孩。只要看看这些对暴力的叙述就已经让我很难受了……”

正是这一次采访行程中的耳闻目睹，更加坚定了张纯如写好《南京大屠杀》的决心。

南京大屠杀一书封面（左），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张纯如雕像（右）

接下来是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为此张纯如专程经香港来到南京。在江苏社科院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帮助下，她和向导走进郊区的荒草丛中，一天中走遍了南京郊区的大屠杀行刑现场。站在无名遇难者的大石碑前，读到石碑上刻写的死亡数字，“想到无幸的中国人就是在这里被屠杀然后被遗忘。巨大的悲痛涌上心头。”在南京，张纯如采访了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等八位大屠杀的幸存者，每位幸存者都向她讲述大屠杀时的亲历，有些人接受采访情绪激动，甚至流下泪来。她用录相机录下这一切细节，每个采防都要花上几个小时。

张纯如在采访活动中最具轰动的发现是《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在六—八周的时间里，日本军人屠杀了二十六万—三十五万中国平民，并极其残忍地强奸了二—八万中国女性。在这场屠杀中，一批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传教士、学者、医生，在南京设立了一个两平方英里的安全区，保护了大约二十五万名难民，负责人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他也是纳粹党驻南京分部的头目。 1995年夏，张纯如从台湾国史馆带回美国一批关于南京大屠 杀的档案中发现当年德国政府关于南京屠杀的一批外交报告，纯如从报告中得知；“约翰·拉贝在自已南京家中的院子里收留了两三百名妇女，让她们住在暂时塔建的棚子里。关于他保护难民免遭日本士兵强奸和杀害的事例在报告中数不胜数。拉贝走遍了南京城内城外，记录下大屠杀的规模。纯如正是循着这条重要的线索，顺藤摸瓜，找到了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莱恩哈特,并使其慷慨奉献出她所保存的外公的日记、照片与极其宝贵的南京大屠杀记录文献与报告。日本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真实发生过，拉贝日记是驳斥这妄说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唯因如此，当《纽约时报》将张纯如发现拉贝日记的信息刊发后，即在世界上引起轰动效应，人们急切企盼早日读到张纯如的新著。

张盈盈在回忆录中以动情的笔触追述了女儿在获得一系列历史证据后，进行夜以继日忘我写作时的情状。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多半是夜间写作完成的。写作中，她读到上百例日本军人在南京对男女老幼残酷地奸淫、杀害的案例，甚至有些麻木了，痛苦万分，几乎要窒息。她对母亲说：“我要将这些遇难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替那些喑哑无言者呼号。”

写作《南京大屠杀》也是张纯如深入剖析日本侵略者对人类的生命漠视的根源的过程。她在写作中探讨了日军残虐、践踏道德的人性根源。张盈盈披露，纯如在采访初期即对化学家李圣炎博士谈过日本武士道历史文化的影响，而在书的结语中，她从多角度挖掘了大屠杀的施虐者们残暴行为背后的动机，理性光芒使《南京大屠杀》这部作品增强了振聋发聩的启迪力量。

张盈盈的回忆录中，令人信服地呈示了女儿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后所产生的巨大震荡与影响，它不仅使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更像长呜的警钟震响在历史通往未来的时空。

南京大屠杀在西方几乎被遗忘，并非偶然。这不仅因为欧洲与美国对亚洲二战历史的漠视，还因为“冷战”思维在作崇。战后为了拉拢日本，使之成为盟国，以便对付社会主义的国家，美国保持了日本战前的政治结构，并使许多战犯逃避了应有的惩罚，这批战犯的后裔成为当今日本政治的核心人物。这些人中，曾担任内阁大臣的永野茂门、藤尾正行等都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甚至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杜撰出来的故事”，“是赤裸裸的谎言”。二战后，日本从未对自已的罪行进行真正的道歉和赔偿，他们否认南京大屠杀，就是要掩盖战争罪行，篡改历史。

张盈盈在回忆录中引用了女儿在《南京大屠杀》前言中的警语：“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踏复辙。”用以警醒世界。她指出，女儿写作《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是呼唤日本真诚反省，力促日本对受害国家的人民道歉及赔偿。她不想煽动仇日情绪，恰恰相反，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是为了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盈盈写这部回忆录不仅描述了张纯如精彩真实而勇敢的一生，更以她写作《南京大屠杀》而展现的博大胸襟和对人类良知的呼唤，显示出积极向上的存世价值。

事实上，在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出版后，马丁·吉尔伯特在他的巨著《20世纪世界史》中就写入了南京大屠杀，并引用了张纯如书中的内容；彼得·詹宁斯的《世纪》和史蒂芬·安布罗斯的《新编二战史》也写入了南京大屠杀。日本学者津田道夫在《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中，把张纯如的书列为主参考书并加以引用。都说明张纯如的著作已经使人们对二战历史的认知产生了正面效应。

此刻，我忽然想起五十多年前读到的一本名作，即牺牲于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的捷克著名记者利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在书的结尾有一句名言，与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前言结尾处引用的警句异曲同工：

人们， 我爱你们。你们千万要警惕。

责任编辑 叶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