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日本列岛和中原地区的渤海人

孙炜冉，董 健

（通化师范学院 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吉林 通化 134002）

渤海亡国后，其主要遗民被契丹迁往上京道、中京道以及东京道地区；此外，还有据地抗敌者，如定安国和兀惹；再有，便是流入王氏高丽和女真地区者。这些渤海人之流向因有较为详备的文献记载而早已被学者所熟知，故而学界对这三方面的渤海人流向问题着眼较早，研究成果颇多。但是相比之下，对于与渤海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以及陆地上被契丹国境阻亘的中原地区，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渤海人很难直接前往、顺利到达，所以，这两个地区流入的渤海人基本是通过二次移民才能完成。因此，少有文献对渤海人移民两地有较为详尽的记述。但是，从相关文献可以分析出，早在渤海亡国之前，渤海人就开始了移民日本列岛的行为，而渤海亡国后经由契丹境内流入中原地区的渤海人远比明见于文献的数量庞大得多。

一、移民日本列岛的渤海人

中国东北地区之国族与日本的交往和接触由来已久，早在高句丽时期，日本就与之有着频繁的外交关系，从公元540年到682年间，就有30余次遣臣出使日本。[1]199而日本与靺鞨之间的交往也比较密切，日本史书往往称靺鞨人为肃慎人，有记录表明，靺鞨人曾到达库页岛、北海道，这些均有考古材料佐证。[2]尤其是到了渤海国时期，以海东盛国的渤海为桥梁，唐文化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列岛，为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革提供了养分，成就了日本社会文化的形成。而在渤海与日本频繁的交聘中，又有一定数量的渤海人来到日本定居，尤其是渤海亡国后，一些渤海人通过朝鲜半岛为中转站，来到了日本列岛，为日本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渤海国与日本的民间交往始于何时无从考证，但国家间的正式通使始于渤海大武艺仁安九年、日本圣武天皇神龟四年（727），武王大武艺派出以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高斋德为代表的24人使团出访日本。然而，使团因海路遭遇风浪，漂流至今日本北部的北海道虾夷境内，高仁义等16人遇害，高斋德等8人幸免逃脱，辗转至出羽国地区登陆，完成了此次出访，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3]由此，开启了渤海国与日本之间频繁且友好的国家往来。“至渤海亡国前的公元919年（五代后梁贞明五年），前后192年间，渤海聘日34次，日本聘渤海13次，双方共交聘47次，平均每四年即有一次往来，比唐和日本之间的交聘往来，既多且密，促进了唐代东北地区与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丰富了两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国文明的进程，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动人的一章。”[4]199-200在渤海与日本交聘期间，还形成了专门通往日本的“日本道”，为渤海五道之一，是渤海国经济、文化输出的重要道路。

从渤海与日本频繁的官方交聘中不难看出，双方间的交往是极为密切的，由此可以推断，其民间的交往势必更加频繁。这其中，一定会有渤海人因商业、政治等原因留居日本，为日本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众所周知，古代的日本是一个吸纳外来文化的巨大受体，正是在来自于大陆和半岛先进文化的巨大影响下，日本才在极短的时间内摆脱蒙昧，迅速踏入文明社会。而这其中，大量来自大陆和半岛的移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所以，外来人口来到日本是这个时期日本社会的常态事件。唐代以前，即朝鲜半岛上的三国时期之前，“渡来人”文化对日本之影响自不用提，单从八世纪初来看，日本政府将移民来者，即“归化人”有组织地迁移到东日本附籍，并为他们建立村庄，如新罗郡、高丽郡等；亦或采取其他积极的措施予以安置，这样的事例在《日本书纪》中屡见不鲜。事实上，不唯中原和半岛，渤海人也有借机留在日本者。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元年（810）五月，“渤海使首领高多佛脱身留越前，安置越国给食。即令史生羽栗马长并习语生等，就习渤海语。”[5]后来，日本朝廷还赐高多佛姓“高庭”[6]，醍醐天皇延喜二十年（920）六月二十六日，“右大臣令元方奏领归乡渤海客使大学少允坂上恒荫等申：遁留不归客徒四人事。”二十八日，“仰遁留渤海人等，准大同五年例，仰越前国安置云云。”[7]361可见渤海移民在日本定居的事实存在。定居者有的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如高多佛所扮演的语言教授者，其他能够定居日本的主要是渤海歌舞伎人、僧人及商人。

渤海文王大兴三年、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十年（739），渤海国的若勿州都督胥要德、云麾将军已珍蒙在第二次渤海访日期间，已珍蒙为日本天皇演奏了本国乐，即“渤海乐”，由此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引起了日本天皇的关注。渤海乐不仅传入日本，而且还被列为日本宫廷音乐之一。可以说，“渤海与日本双方在文化上的交流最显要的当属音乐和舞蹈上的结合，堪称是中日两国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据《续日本纪》卷十三记载：‘天皇御中宫阖门，已珍蒙等奏本国乐，赐帛绵各有差。’这段史料反映了渤海乐已在日本登上朝廷，天皇还对此进行了赏赐。由此，开启了渤海乐在日本的流传和推广，据《舞乐要录》记载：‘日本塔供养，堂供养。御八讲、朝觐行幸、御宴会正，相扑节等活动分别奏《新靺鞨》和《渤海乐》。’可见，在日本寺院内也开始演奏和推广渤海乐，是日，百官及诸氏人咸会于寺，请僧五千礼佛读经，作大唐、渤海、美乐、五节田舞、久米舞，这就更加清楚的显示出渤海乐在日本的上层社会广为流传。”[8]相信伴随着渤海乐传入日本和在日本的盛行，必然有相当数量的渤海歌舞伎人的对日输入。

渤海国的佛教僧侣频繁来往于唐朝中原地区及海外的日本，成为各地区之间文化传播的使者。著名的有渤海僧人释贞素，其活跃来往于日本、唐朝中原地区和渤海之间，弘扬佛法，最终葬身海底。如他这样的僧人定不在少数，许多渤海僧人，怀揣着传教布道的情怀，远洋渡海前往日本弘法，这些对于渤海国僧人的记载反映出渤海国内佛教的盛行及渤海国与日本相互交流的盛况。日本保留了大量渤海样式的佛教建筑和遗迹，这其中的僧人匠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渤海交聘日本，开辟了新的贸易渠道。“由于渤海地处北温带，棉丝较少，换回日本纺织品，满足渤海贵族的生活需要，这是渤海和日本贸易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原因之一。赴日使团大量的随员是进行贸易的商人，令渤海使团具有浓厚的贸易色彩。频繁的对日贸易，对渤海一些边远地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后，发展到民间贸易，由于发展对外贸易的驱使，大量渤海人攀山渡海，舟车织路，历尽艰险，往来于日本道上。”[9]无论是宫廷贸易、官方贸易还是私人贸易，商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私人贸易中，大量商人纷至沓来日本，寻求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在双方交聘的近两百年间，有据可查的47次互访中，渤海就占了34次之多。这些渤海使团每次人员都极其庞大，然而到达日本沿岸后，只有20或40人进京办理外交事务，还有的甚至全部都不允许进京，他们大多数都停留在安置地，一般在此停留半年之久，这些人如果不是从事贸易活动，为巨大的经济利益所驱使，又怎么会漂洋过海，冒死犯难，来到日本呢？王承礼研究认为：渤海使团中105人的使团最多，105人使团中有65位大首领，显然是地方势力的代表，作为渤海统治者一方面通过让地方首领出访，在政治上加以笼络，同时地方首领多作为地方贸易代表，借此能发展地方贸易，在经济上得到实惠，满足地方首领的经济利益，达到巩固和加强统治的目的，因此大首领才不断参与。[4]261-263笔者并不认为这些所谓的大首领就是渤海国基层的部族首领，笔者认为这些大首领其实是以粟特商人为主的商业头目，是前来贸易的商业代表。无论是地方首领抑或粟特商人头目，其目的并无差别，即前来从事广泛的商业贸易。伴随着贸易的扩大和增长，从事贸易的商人便大量的前来日本，其中定居在日本者当不在少数。

渤海亡国后，文献记载了很多人驾船投附高丽国，而日本作为距离渤海本土较远的地方，且远隔重洋，并不是投附的最佳地区，但一些长期往来于渤海与日本之间的人士，必不乏借道半岛或者通过海路奔赴日本的。但因为地理交通的影响，其人数一定比较有限，没有大规模的投附现象。然而通过前文介绍，从渤海交聘日本到渤海亡国，滞留于日本的外交使臣、伎人、僧人、匠人及商人亦不在少数，他们的到来，加强了中日间的交流，为日本社会的迅速发展贡献了力量，是中日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笔。

二、流入中原地区的渤海人

渤海亡国后，其民悉数被迁离故土，徙往辽境，东丹国内的渤海人亦先后陆续被移民至辽代地区，其余或南投王氏高丽、或投附女真地区，少数据地割据，如定安国和兀惹等。而中原因契丹阻亘，又远隔大海，故少有直接逃奔者，但从史料来看，亦有投附中原者。明见于史书者只有三批：第一批为后周显德元年（954），渤海“酋豪崔乌斯（乌斯罗）等三十人来归，其后隔绝不能通中国”[10]902、14129；第二批为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平晋阳，移兵幽州，其酋帅大鸾河率小校李勋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骑来降，以鸾河为渤海都指挥使”[10]14130；第三批为辽统和四年（986年）“渤海小校贯海等叛入于宋”[11]121。除此三批投附中原者，再无明载于文献者。

从渤海人或南投高丽，或投附女真地区，或占地割据来看，对于契丹的亡国之恨始终贯彻于心，由此可见，被迁徙契丹腹地的渤海人亦怀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宋史》中便言“渤海兵马土地，盛于奚帐，虽勉事契丹，俱怀杀主破国之怨”，[10]9124并且，从有辽一代贯彻始终的渤海人的数次起义便可见一斑。因此，除上述明载于文献的投奔中原事件外，相信还有更多的渤海人通过辽境进入中原王朝。在辽宋战争中，辽为了弥补其兵力不足，每与宋战必带有大量渤海军人和其他降服族众随同出战，“盖契丹疆土虽广，人马至少，傥或南牧，必率高丽、渤海、黑水、女真、室韦等国会战”，[10]10532而这些随同出征的部族，尤其是渤海人本就对契丹不满，因此很多人便趁势倒戈，进入宋境。从宋廷禁军中设有“归明渤海”便可证明宋境内之渤海人不为少数。

“归明”者，乃谓归服圣明之主之意。唐朝诗人白居易《代忠亮〈答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等书〉》中云：“北虏何为归明，南蛮何为归化？”在《旧唐书·僖宗纪》中便有：“贼将李详下牙队斩华州守将归明”的记述。及至宋代，归明人的处置已有制度，如宋人叶适在《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中言：“归明人宜散处州县，不当聚畿甸。”届时，宋代常称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到宋朝廷补官者为“归明”。宋人赵升在《朝野类要·入仕》中述“归明：谓元系西南蕃蛮溪峒，久纳土，出来本朝补官，或给田养济。”但从宋禁军设置来看，除了有“归明渤海”外，还有“契丹归明神武”，[10]4577可见“归明”者非专指西南蕃蛮归服者，还有北方民族归服者。宋廷禁军中设立“归明渤海”，言“太平兴国四年（979），征幽州，以渤海降兵立。”[10]4586可见在宋辽交战期间，宋朝俘获了大量辽军内的渤海兵，能够充其为禁军，成以建制，可见人数之众。仅“雍熙中（984～987)，（宋）出师北征，（田）重进……擒契丹骁将大鹏翼及其监军马贇、副将何万通并渤海军三千余人”，[10]902所谓契丹骁将大鹏翼者乃辽冀州防御使，[11]120渤海大氏王裔，此战田重进便俘获渤海军三千余人。而渤海人充为契丹帐下乃不得已而为之，在宋仁宗继位的当年（1022）冬天，“契丹猎燕蓟，候卒报有兵入钞，边州皆警。（高）继勋曰：‘契丹岁赖汉金缯，何敢损盟好邪？’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两界也。”[10]9695可见渤海人并不甘心在辽境为其驱使，或逃或叛，更有叛附宋境或“行剽两界”者，于是便有大量渤海人怀着复国仇辽的心态，充实到宋军之中。 “归明渤海”在熙宁以后（1068～1077），便因为渤海人的充实而有所变化，“元丰元年（1078），拨填拱圣一，余拨隶骁骑右四。”[10]4610可见，随着宋辽对峙，有更多的渤海人叛降到宋，脱离辽的统治。

因此，虽然名载于史料的投入中原的渤海人只有三次，但实际通过宋辽战争期间，暗投和临阵倒戈宋军的渤海人要远胜万余，从雍熙年间，田重进一战便俘获渤海兵三千，及宋廷常置禁军“归明渤海”，甚至在元丰元年（1078）还扩大其建制可见，其入宋人数虽难统计，但绝非小数。所以，在渤海亡国后，移民中原的渤海人远比从文献中看到的要多，随着这些渤海人与中原人的通婚，他们很快融入汉人队伍之中，成为最早的一批汉化渤海人。

三、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早在渤海与日本进行互聘和贸易时，就有大批的渤海商人和辖境内政治上不如意者怀着不同的目的投奔归附日本列岛，如高庭氏家族还在日本享有较高的殊遇。在渤海亡国后，尽管直接投奔日本或中原的途径较为困难，但是通过高丽和辽境辗转二次迁徙或通过战俘的形式流入两地的渤海人并不少见，且流入宋境的渤海人动辄可以千计，还设立了成建制的部队，足见其人数之众。这些二次移民来到日本和宋境的渤海人很快便融入到当地民族之中，为当地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尤其是流入到日本列岛的渤海人，不仅为日本带去了大量的生产力资源，还带去了大量的生产技术，至今在日本还保留了许多渤海人的印记。渤海人虽然已经湮灭在了历史长河之中，但其“海东盛国”的文明依然在东亚历史中璀璨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