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的根子在中小城市

葛丰

在近期召开的各地人大会议上，北京市政府明确表示要“切实把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上海市政府也提出，要通过采取综合措施，“严格控制人口规模”。

北京、上海作为全国特大型城市的代表，最先并且最大程度地遭遇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如果处理不当，不仅大城市本身发展前景疑云重重，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大规模人口全面发展所必经的城市化路径，有可能因为示范不当而整体呈现方向性偏差。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口，主要体现在尽管存在日益高企的落户门槛，但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依然极为迅猛地由邻近中小城市迅速转向大城市与特大型城市。其结果，喜的方面是，曾经长期人为制造身份割裂的城乡户籍分立制度，起码在全国多数地区基本已不再构成挑战性的课题；而忧的方面是，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人口总量和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城市病”乃至“拉美陷阱”的潜在可能性，迫使相关城市政府人口管理首鼠两端。

以户籍为基础的行政管控手段，很难扭转“大城市病”不断加剧的总体趋向：

其一，倘就人口总量维度来看，大城市独具的集聚效应、乘数效应使其得以几何式增殖就业岗位（譬如中国的三大都市圈，以不足全国5%的土地面积，创造了40%以上GDP产出），由此再加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公共服务极化现象，因此人口加速向大城市单向度流动，不仅合乎个体理性，而且也是劳动力与资本优化配置规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