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传奇

◎向 荣

爷爷的传奇

◎向 荣

皖北抗日组织在前方杀敌，幕后指挥的爷爷依然出现在睢溪县的大街上，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没有人知道他是皖北抗日组织的负责人。

爷爷生于清朝光绪24年，殁于1953年，他只在这个世界上停留了54年的光景。

我对爷爷的印象也就源自一张老照片。这张照片里的爷爷，端坐在一张藤椅上，父亲站在爷爷身后，背景是一座西式楼房，楼前是一片剪葺平整的芳草地。

老人一身黑衣黑裤，看上去是一个来自北方的老汉。他身材高挑，五官清癯，脸上刀刻斧镌。如果猜测他的职业，他比较像一个乡间买卖人，或是一个农村教师，或是一个乡绅乡吏，总之不像一个庄稼人，因为眼神不像。

他的眼神里没有普通庄稼汉的温顺和木然。那是一双深沉的，睿智的，坚定的，阅透人生的眼睛。

我和爷爷的生命轨迹在这个世界上有过短暂的交叉，他抱过不到两岁的我，他也抱过只有几个月大的弟弟。但是不久他就辞世了，他患有肺结核病，这是当时的绝症。

余下来的，都是乡亲们来南京时口中零碎的回忆。知道了爷爷曾经是当年地方抗日的首领，打死过许多小鬼子。他还带人歼灭了祸害百姓数十年的两股土匪，其中的一股，匪首名叫陈老海，是本家宗亲，为人极为彪悍凶残，被爷爷亲手击毙。

还是在小学的时候，二哥有天在家里翻看《辞源》，书中忽然掉出一封信笺，是爷爷当年写给母亲的。二哥十分兴奋，大叫：“这是爷爷的信！”我看了一眼，是用毛笔写的竖体，笔墨似字帖般端正。二哥摇头晃脑地读，如念古诗。

我听不太懂，因为文体半文半白。二哥解释了信的大意，在这封写给母亲的信中，爷爷提及49年时见到了随部队南下经过淮北家乡的母亲，言辞中矜持地表达了他对母亲的称赞和肯定。

老家有大男子主义传统，女人吃饭连桌子都不能上。母亲是南方人，又是在武汉这样的大都市长大，这一套在母亲那里行不通。母亲在老家的短暂停留，使家乡人有些怕母亲，这很给爷爷长了脸子。而母亲对爷爷，从来就没敢小看过。母亲说，你爷爷话语不多，没有一句废话，而且，说话得体，极有分寸。这种评价出自母亲之口，很是不易。

母亲还说，爷爷恪守旧的礼数，自己的亲生女儿满了十岁都不再直接说话，有什么事都是通过奶奶转达。咦，这真是奇怪的传统。我纳闷，问：爷爷不是共产党员吗？怎么会如此封建？母亲说：思想是思想，文化是文化，不是一回事。

母亲还笑着说：爷爷怎么会对我不满意呢？我一口气给他生了五个大胖孙子。我反驳：爷爷的女儿不是也生了三个男孩子吗？

母亲有点自豪：在他眼里不一样，他女儿生的孩子随刘姓，你们这几个都随他姓。

哦，这还是传统。

母亲补充：你爷爷极其自尊，每次到南京来，都没有住满过一个星期，在自己儿子家住都怕给人添麻烦，而且他从来都没有在他女儿家住过一天。

妈妈简单几句话，使爷爷在我心目中的肖像，清晰了一点。

对爷爷更多的了解，是一种偶然。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安徽读书，家中有个我十分喜爱的世伯专门来合肥看我。他一直在本市27中当校长，做过父亲的私塾先生，据说还揪过父亲的耳朵。

抗战期间他随爷爷在皖北打游击，所以在安徽有许多老战友。

因为怕我在安徽孤身一人，无人关照，他领着我在合肥他战友的家里转了一圈，世伯笑着对我说，来给你找几个打牙祭的地方，没饭辙了，就到这里挨家挨户地解决。

他带我见了一位老者，不但是爷爷的战友，还是爷爷的姻亲，他是我奶奶的赵姓本家，论辈份，我得叫他爷爷。文革前他是合肥工业大学的校长，而我现在，就在这个学校读书。他当时被军代表内定为叛徒，在家里赋闲。

我没有想到，在安徽三年，我成了赵老家里的常客。

赵老没有孩子，领养了一男一女，岁数和我差不多大，男孩在农村插队，女孩在一个机械厂当工人，都不在家住，平时家里只有赵老夫妇。

赵老的住所就在我们校园内，离我的学生宿舍也就几百米。于是，我经常到赵老家去探望，陪老人聊天。

老人说话很有意思，像是念戏文，用词都是四六对仗。譬如：一个爱打麻将的战友来访，老人会问：昨日桌战如何？接到老友的来信，读后他笑：还是满纸涂鸦，初通文墨。说到与爷爷的一次打鬼子，他形容道：打吧，条件不备；不打吧，于心不甘。进退两难，势成骑虎……

一次，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来访，赵老把我介绍给来人，对他说：你猜他是谁？他是辑爷的孙子。来人站起来，握着我的手，问赵老：就是皖北的辑爷，陈辑五？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来人显得很惊喜，也很激动。来人姓杨，是文革前省里的领导，现在赋闲，他曾经是祖父的上级。

他握着我的手坐下，手一直没有松开。我感到意外，在安徽，爷爷的名气超过我的想象。“可惜了，可惜了！”他们感叹。杨伯说：你爷爷走得太早了，要不，大家都在合肥聚集了。

从这些爷爷战友们的口中，我在脑海里大致拼出了爷爷的形象。爷爷的抗日，不是像父亲那样与敌寇近身搏杀，更多的是运筹帷幄，闪转腾挪。战友们说，辑爷的本事不是亲手杀敌，而是排局布阵，让敌人进入圈套，打的是巧战、智战。

战友们还回忆，辑爷身体不好，肺部有病，经常需要看病买药，因此，皖北抗日组织在前方杀敌，幕后指挥的爷爷依然出现在睢溪县的大街上，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没有人知道他是皖北抗日组织的负责人。

“辑爷做事缜密，考虑事情滴水不漏，简直就没有他想不到的，我们都佩服他，他当时也就四十来岁，我们大家都尊他为辑爷了。”杨伯说。

1974年暑假，赵伯介绍我到上海去见李老伯。李伯是最早与爷爷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文革前是上海政协副主席，其时，也是在家赋闲。

李伯见到我，非常高兴，他说他是1938年见到的爷爷，他本人是皖北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他说：一天，我一个人去见辑爷，辑爷正好在家，见来了客人，马上叫你奶奶上酒上菜，等酒都喝上了，辑爷才拱拱手，笑着问，我们兄弟见过面吗？我说：我们兄弟没有见过面，我是共产党。辑爷起身关上大门，坐下来，正色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把来意向辑爷如实相告，希望辑爷能帮助搞一些枪。辑爷点了点头，坐下来继续喝酒，再没说什么。临走，辑爷只丢下一句话：过几天来家吃饭。

我走了，可是心里打鼓，不知辑爷对这件事究竟是什么反应。几天以后，我又去了，照旧，先上炕喝酒。酒过三巡，辑爷停下筷子，问我：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呢？我给他交了底，告诉他我们知道辑爷是老地下党，还送自己的儿子去当了八路。辑爷点了点头，问：你们需要多少支枪？我说：十支八支不嫌少，百儿八十不嫌多。说实在的，我的期望不高，有个十支八支就很满意了。

辑爷又点点头，过了半晌，对我说：好吧，时间太紧，我只给你们收罗了八百支枪。

我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辑爷平静地告诉我：淮北大地，兵匪猖獗，几乎家家都有零散的自保武器，只要找对了人，搞些火器不难。辑爷说着这些话，平常得就像出门吃了一顿饭。后来组建皖北中心县委，辑爷做了县长，我做了书记，我们一起打鬼子直到鬼子投降。

不觉天色已晚，老人谈兴正浓，他说：别走了，我们弄面条子吃。说着，就走进厨房，不一会，端出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两个鸡蛋，又到橱里拿出一瓶酒，一包花生米，他以花生佐酒，继续把我带进战火中的硝烟。

“你的爷爷很四海，三教九流他都能打交道，一个院子同时席开几桌，上房是日顽，左厢房是土匪陈老海，右厢房是共产党，辑爷频频劝酒，四方周旋，不露一点痕迹，彼此不知道其他桌上人的身份。”

“辑爷有谋，有谋啊！”李伯感叹，搓了一把花生米丢进嘴里，又咕噜喝了一大口酒。他继续描述往事：陈老海，那个土匪头子，抗战一开始我们没有动他，当时是抗日统一战线，后来他通了日本人。一天，辑爷对我说，该收拾陈老海了，不把他干掉，还会有大小的土匪要通敌。我当然赞成，问辑爷怎么干？辑爷说陈老海他来对付，要我带人准备收编他的队伍，不行就动武。好，辑爷就找了一个话题约陈老海来家里谈事，这个家伙警惕性很高，但碍于辑爷的威望，又不能不来。

他把枪里子弹压得满满的，进门就坐在能看见四面动静的位置。辑爷从里屋出来，一出门就蹲在地上咳了半天，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辑爷的病大家都知道。陈老海一看，整个院子除了辑爷和你奶奶没有别人，放松下来。寒暄过以后，辑爷吩咐你奶奶上酒上菜，故意把外衣脱掉，光着个脊梁，陈老海放心了，没有武器我还会怕你个老病秧子？他们边喝边聊，酒喝了一多瓶，有点醉了，辑爷这时故意将筷子弄断，起身要进屋换筷子，陈老海马上站起来，拦住你爷爷，怕他进去拿家伙，辑爷笑笑：好，好，那我去掰两根树枝当筷子，陈老海才又坐了下来，辑爷就向陈老海背后的一棵大树走去。哪里知道辑爷在大树上的鸟窝里藏了一把枪，他取出来，走到陈老海的背后，对准他的后脑勺就是一枪。

就这样，一个病歪歪的辑爷把一个凶悍的土匪头子亲手毙了。得知辑爷得手，我带人围住了陈老海的队伍，喊话说陈老海已经被我们抗日武装击毙，要他们投降，结果，也没放几枪，就都缴了械。这些土匪都是些乌合之众，欺压老百姓可以，跟我们干不是对手。

告别李伯后，我乘上了返回南京的夜车，窗外月光如洗，我闭上眼睛，思绪万千。爷爷照片上的平面形象，变得有些立体感了……

但是，我了解爷爷吗？显然没有，我了解的只是爷爷一些零星踪迹，而即便是这一鳞半爪，得来也纯属偶然，假如我没有在合肥读书，没有见到赵伯，爷爷的抗战故事将如同绝大多数人的传奇一样，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抗日救亡，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它由无数单一的，个体的人物元素构成。每一个个体，都在自己历史确定的节点上，演绎着平凡或非凡的故事。他们不曾去想，参与救亡就是建功立业，今后将鬼子赶走后会功成名就，他们只是在一个大历史时期，尽了一个普通人的本分。而就是这些一个个由凡人组成的民族合力，抵御了外侮。几年后，赵伯恢复了工作，在合肥工大做了书记，杨伯调到北京做了部长，李伯在上海政协岗位上离休，他们都年近古稀，没有几年，他们都结伴云游了。

爷爷一直都在天上等着他们，等了很久，现在老战友们终于会合了。他们曾经都是守护皖北这片土地的普通儿女，同样，他们都尽了自己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