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榕

周榕

ZHOU Rong

B.1968

1986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世界建筑》杂志副主编

本科5年，在学业和思想上予我教诲的清华恩师凡数十人，其中最有趣也最契我心的3位，每每忆及仍不免会心微笑。

第一位是程远老师，他教会了我这个美术的门外汉如何去看这个世界。程师不怎么教具体的绘画技法，上课基本就是穷聊，有一次上课说挤公共汽车，别人都觉得是最无趣的时间，他却用心体会刹车和起步的节奏，觉得极富音乐感。幸有程师点化，悟得了至凡至陋中见至美至圣的真意。

第二位是李晓东老师。一次去他宿舍求指点，正撞见他用一把从缅甸偷带回来的气枪向对面墙上的世界地图射击，他说自己想去哪儿玩就打哪儿，结果我一看那地图的五大洲几乎都已稀烂。彼时的晓东师恍似庄子，身困蹇促却心游象外，那一刻我顿悟勿为形役的道理。

第三位是徐伯安先生。第一节中建史上课时间已过，讲台上却不见老师的踪影。大家正疑惑间，却见推门进来一个戴鸭舌帽穿蓝色工作服拎一只人造革工具包的老师傅，同学们正要提醒他马上就要上课不能修管道了，但见他把包往讲台上一扔，摘下帽子开始写板书了，我们才恍然惊觉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徐伯安先生，不禁满场哗然。徐师带我古建测绘实习，画他设计的颐和园苏州街竣工图。园方有一个自称古建权威的总工私下和我们挑眼说徐师的设计哪哪儿不合则例，回去后不禁斗胆询问徐师，徐师说那些搞施工出身的就知道墨守成规，岂不知完全按照则例做出的古式建筑呆板僵化，只有懂得合宜权变才能生动感人。徐师一言惠我至今——传统建筑绝非拘泥规矩的文本，而是气韵流转的生命。

1 长沙简牍博物馆

2 吉林省自然博物馆

3 郑州博物馆

WA：您认为建筑应如何参与我国乡村建成环境的更新？

周榕：必须看到，当代中国农村空间形态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和社会的组织问题。农村经济对城市经济的绝对附庸化趋势，导致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常态人口结构的畸形化，“386199”部队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而传统农村通过宗族和乡绅系统而自治运行的社会组织形态，并于建国前30年合理延续的集体化结构，却在改革开放之后被统一强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摧毁殆尽。从社会效应分析，这一经济制度改革虽然释放、挤压出大量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但却造成了中国当代农村社会结构的普遍“原子化”状态，原有的“村社共同体”日趋消亡，村社的公共事务高度依赖政府，村社的社会组织日益与城市趋同，而基于传统村社集体生活的乡村特色空间系统逐渐走向灭绝。

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探讨当代中国农村建成环境问题，就必须超越建筑的形式思考而直指其社会性本原。首先，从宏观上需要厘清中国农村问题的复杂性而做到对症下药。在我看来，中国只有“三个村子”——农村、乡村、城中村。所谓农村，就是高度依赖农业经济而缺少特殊资源和其他收入来源的村社，属于依附泛农产业的基本社会单元；所谓乡村，就是拥有对城市具有吸引力的自然乡野环境资源与便利交通优势，有直接服务于城市的三产化经济转型潜能的村庄；城中村即城市中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割据单位。

因其自身资源秉赋的显著差异，这三类村社的规划和建设对策迥然相异。对于城中村，应尊重并挖掘其对于城市环境“生物多样性”的独特价值，避免被统一的城市律令所格式化；对于乡村，应突出其环境空间构造的“非城市性”，甚至“逆城市化”，以增强其对于城市人群的别样吸引力；而对于占据最大比例的农村而言，通过建筑手段进行村社公共空间环境的再定义，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成对社会形态再组织的引导最为关键。

在具体的微观对策上，亟需通过建成环境对农村公共空间的再组织，激发、促成、保障、强化多样性集体生活形态的产生与持存，由此导向“村社共同体”的重建之路。除此之外，对于村社传统空间意义系统的回归和非城市特质的确立也是乡村建成环境更新所必须重视的问题。

WA：您如何看待建筑的现代性问题，以及中国建筑的现代性问题？

周榕：开宗明义，应该分清“中国建筑的现代性”与“现代建筑的中国性”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命题：前者是一个时间叙事，强调传统向现代的形式流变；后者是一个空间叙事，讲求遵从现代建筑普遍性的范式规则，但围绕以地域划分的多样而特殊的问题核心进行细化组织。

以王澍和黄声远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师作品为例：王澍的设计典型代表了“中国建筑的现代性”努力，无论其作品的形式如何抽象变形，仍然可以辨析、索解出源自传统的形式本原；而黄声远的工作则反映了“现代建筑的中国性”倾向——从因应具体而微的特定问题出发，虽然其作品的形式可说无一处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有关联，但整体环境却营造出中国传统人情社会的浓郁氛围，黄声远作品的这种真切感人的“中国味儿”反倒是许多热衷援引中国传统形式的大陆当代建筑所难以企及的。

百年来的中国建筑叙事，在“中-西”问题上缠斗过久，其思想惯性至今仍殊为巨大。作为“全盘西化”的对立面，“中国建筑的现代性”命题有着“政治正确”的天然优势，但深究起来不过是“中体西用”的老调翻新。由于形式资源的相对匮乏、小众及其与现代生活的匹配度日益脱节，“中国建筑的现代性”愈渐走入一个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狭窄象限。相形之下，“现代建筑的中国性”表达尽管妾身未明，反倒是一个亟待挖掘的思想与形式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