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屋檐下的无奈与哀伤

达理

老上海屋檐下的无奈与哀伤

达理

阔别八年 夫妻重逢

1946年初冬，冷雨后难得晴朗的下午。

二十八岁的母亲陶爱仁比往日稍早一些回到了国际饭店旁协和里的婆家。自十九岁嫁入夫家后，母亲就一直生活在这座老少三代同栖一处的弄堂房子里。推开厚重的黑铁大门，穿过长着青苔的天井，正面就是一间幽深宽大的客堂。那些年深日久的紫檀家具，是躲避战祸后淘来的旧货，不知辗转过多少买主之手；仿佛每一样物件都阅尽人间沧桑冷暖，包藏着不可言说的秘密，让年轻长媳感到莫名的压抑和惶恐。她很少在沉闷的客堂驻足，倒是东侧那间摆了沙发的西式小客厅，她不时还会出出进进，因为沙发旁的墙壁上挂了一架电话。她时常会接到昔日“慕尔堂”教会女校同窗们的电话，也常常会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

日本人轰炸虹口时，陈家的花园洋房化作一片废墟。全家二十多口人仓皇逃入租界地，辗转多处后住进如今这座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母亲的三位婆婆、五位小叔、两个妯娌及四个孩子，外加两个未成年的小姑，都住在一至三层大大小小的房间里。专做上海租界军装、警服和被服生意的祖父陈十法曾经事业如日中天。淞沪大战后家道中落，祖父不久便病逝于协和里。身为长子的父亲赴英留学，二叔顺理成章地成为陈家的新掌门人。

那天下午，母亲从昔日同窗叶剑秋家中回来时，向来喧闹嘈杂的陈家居然一片寂静。楼上楼下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两个娘姨坐在天井里褪鸡毛，刮鱼鳞。见到母亲进门，先是一怔，又惴惴地问道：“哟，大阿嫂！侬不是讲吃过夜饭才回来吗？”

“他们呢？全不在家？”母亲环顾着四周，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到啥地方去了？”

两个娘姨面面相觑，支支吾吾答道：“好像去大光明看影戏了？”

如此小儿科的搪塞当然经不起追问。最后两个娘姨终于说了实话：

“大阿哥今朝从英国回来，一家人全去接他了。”

“大阿嫂，千万别说是我们讲的哦。”

“去飞机场还是船码头？”母亲口中在问，其实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问的是什么；好像突然被人重重打了一棒，头脑中一阵晕眩。

母亲嫁入陈家不久，虹口大宅便在日本人的炮火中付之一炬。好在一家二十几口无一伤亡，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可是，刚过门的新嫁娘陶爱仁从此成了婆婆心中一颗挥之不去的灾星。母亲常常从爱传口舌的娘姨那里听到婆婆的抱怨：“这个劳先生（是爷爷专门养在家里一位精通《易经》的风水卜算师）下婚帖前，明明生辰八字都算过，讲得清清爽爽，夫妻两人没冲没克。哪晓得前脚娶进门，后脚就引来血光之灾呀！作孽作孽，劳先生真是滑鞭了。”

母亲对此佯作不知，心中一定是耿耿于怀的。直到我十多岁时，提及此事，她还会说：“老太太讲道理伐？打中国的日本人，好像是阿拉陶家囡招进来的，老太太抬举煞我了。”

婚后不到一年，母亲生下陈家的长孙，即长我九岁的大哥陈衍庆。新生儿刚满月，父亲便告别妻儿，远渡重洋，就读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拿到硕士学位后，又进入伦敦大学，师从著名的城市规划大师阿伯科隆贝攻读博士学位。父亲入学后的第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交通阻断，邮路不畅。家中收不到父亲的信，父亲也不能按时接到家中的汇款。起初，还有零零星星的信件，后来便泥牛入海无消息。曾雄心万丈的祖父被战火烧尽了元气，虽说饿瘦的骆驼比马大，手中的积蓄尚可维系一家人的寻常生活，可过惯了风光日子的人，总是心潮难平。加上战局动荡，祖父日日忧心如焚，收不到家中汇款，儿子何以为生？忧郁焦虑中的祖父因脑溢血辞世，死讯都无法告知漂泊异乡的长子。漫长的八年，用“生死两茫茫”来比喻亦不算过分。

襁褓中的婴儿一天天长大，长成一个喜欢守着“无线电”听节目的小男孩儿。他自言自语地跟着“无线电”说英文，学京戏，也会跟堂弟堂妹们一起玩耍，但他并不热衷于和堂弟妹一起游戏，因为他是长孙，必须时时刻刻让着别的孩子，即使他没做错什么。看到婶婶大包小包地为自家儿女买回了好东西，他会悄悄地转身上楼，把自己默默地关在房间里，绝口不向母亲提及人家孩子有了什么新玩具、新衣服，更不向母亲要求买什么。因为他从小就知道，父亲远在天边。别的孩子有双亲呵护，他只有一个势单力孤的母亲。在人口众多、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大家庭里，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儿子性格安静，懂事又善解人意。孩子五岁那年的圣诞节，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张灯结彩，“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即使孤岛时代，追逐时尚的上海有钱人欢度圣诞的热情不亚于喜迎农历春节。堂弟堂妹们穿着节日盛装，跟父母去国际饭店参加平安夜圣诞酒会。入夜，从国际饭店归来的孩子们举着红白相间的拐杖型糖果，抱着装了礼物的红色圣诞袜，奔跑着冲进客堂，楼梯上响起“咚咚”的脚步声和“铃儿响叮当”的歌声。母亲在楼下小客房和外公通电话，放下电话却不见了儿子。

“衍庆——”母亲呼唤着，一路寻上楼去。

父母的房间在中式客堂的二层楼上。父亲走后，母亲一直带着孩子住在这间房子里。屋里没开灯，隐约看到儿子小床上有个小小的身影。

“困觉啦？眼睛一霎，就寻不着侬了。”母亲自言自语地拉开灯，坐到儿子身边。只见五岁的儿子伏在床上，小小的肩头轻轻抖动着，枕头上已被泪水浸湿了一大片。

“啥事体，讲给姆妈听呀！啥地方不适宜啦？”

“没有。”儿子摇摇头，却哭得更伤心了。

“为啥事体，讲出来呀。姆妈要被侬吓死了。”

“姆妈，为啥人家全有爸爸，偏偏我没有？”孩子哽咽着，越哭越伤心，“他们讲，爸爸不要我们了……”

“瞎三话四！”

“那么，爸爸为啥连一封信也不写回来？”

“全世界都在打仗，没有人送信了。”母亲拭去儿子脸上的泪水，自己却已泪如雨下。后来母亲讲起那夜的情景，总是追悔不已：“我真是对不起衍庆。早应该晓得，看见人家小囡出去过平安夜，他一定会难过的，我哪能没想到也带儿子出去开开心呢？”

母亲虽然用“瞎三话四”来安慰儿子，其实自己比儿子更受煎熬。

在闺密叶剑秋的沙龙里，母亲偶然结识了一位姓荣的广东富商夫人。荣老太太对母亲相见恨晚，当场非要认作干女儿不可，捋下自己的翡翠手镯就套在母亲腕上，第二天还一定要请到她家去做客。

这是怎么了？母亲受宠若惊，懵了。

叶剑秋悄声告诉母亲：“侬像煞荣太太的女儿，一色一样的。”

母亲满脸惊讶，“伊女儿呢？”

叶剑秋的手掌从上到下地抹了一把面孔，双眼一闭道：“翘辫子了。不到二十岁，就生了痨病。”

荣老太太把一腔思念之情倾注在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少妇身上。荣家后花园下午茶的圆桌旁，她拉住母亲的手，上下左右地看不够，并用夹杂着广东口音和上海腔调的北京话，开门见山地问道：“你这样的大家闺秀，怎么会跟叶剑秋走在一起？看你们俩人的做派，完全不是一路人嘛！”

媒体报道显示，从1986年到2004年的近20年间，西王集团虽有发展，但进展缓慢。最初，他们起步于西王村的村办油棉厂，实际就是榨棉籽油。大约是1996年前后，王勇从无锡轻工学院买了一个专利技术，投资了两三千万开始进行玉米的深加工。

“我和剑秋是慕尔堂的同窗，又是同桌，认识很多年了。伊还认了我姆妈做干娘呢。”

荣老太太很关注“干女儿”的身世。

母亲平日从不向娘家父母讲述自己在婆家的难堪与委屈，怕的是爹娘担心，更怕脾气火爆、黑白两道通吃的爹爹会出去花钱使性子，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这会儿坐在荣老太太身边，一肚子苦水便淅淅沥沥地化作了泪水。面对烽火连天的世界，远在天边的丈夫生死未卜，自己婚姻的未来更成败难测；偶尔收到远方言简意赅的只言片语，反倒让她有种难以言传的不祥预感。也许，女人的第六感真有穿越时空的能量，能准确地捕捉到关乎自己命运的信息？母亲告诉荣老太太，叶剑秋一位做生意的朋友，曾辗转从一个英国毕业归来的留学生那里打听到，陈占祥在英国颇有名气，英国电台经常可以听到他关于中国抗战的演讲，相传还有一位英国的红颜知己与他形影相随。

荣老太太对此并不大惊小怪。

“你太年轻了，不懂。到了我这把年纪就晓得，世上的男人都一样。《红楼梦》里贾老夫人的话千真万确，天下哪只猫儿不偷腥？世上哪个男人不认为别的女人都比自己的老婆好？男人贱来兮，一旦别人的变成自己的，马上就倒胃口了。他们像小囡一样，老要去寻新玩具。什么时候玩到老了，累了，才想要回家了。我是过来人，女人要吃的苦，我都经历过。外面的女人，是朝花上的露水，不会长久。”荣老太太听说叶剑秋要母亲做好离婚的准备，竟怒形于色，“这种话，千万听不得！她是舞女出身的交际花，你是正经人家的大小姐。她自己离婚了，就一心想把你也拖下水。她无儿无女，日后连送终的人也没有。都说你有个好儿子，为了孩子父母双全，你也不能走叶剑秋指的路！”

荣老太太字字铿锵的教诲，叶剑秋语重心长的规劝，日夜在年轻母亲心头翻滚纠结。但看今天的阵势，母亲知道凶多吉少。阔别八年，漫漫长夜天难明；苦苦等来的丈夫，竟对发妻封锁还乡的归期，这不明摆着烽烟即起，大厦将倾吗？

母亲还是打通了电话，向叶剑秋求助。

一向杀伐决绝的叶剑秋立马挥刀亮剑，在电话那头吼道：“没良心的赤佬，当我们是啥东西？我带司机开了车子去接你。不管这个赤佬在飞机上还是轮船上，只要被我拖出来，冲上去就是两记大耳光，叫他爽爽快快吃一顿‘哗啦面’！”

叶剑秋亲自出马，让司机开着前夫留给她的“别克”，接上还没放学的衍庆，一路飞奔到机场。不见陈占祥的踪影，又飞车驰往十六铺码头，仍是空手而归。等“别克”把“表妹”母子俩送回陈家时，大街上已是万家灯火，弄堂里弥漫着家家灶间里飘散出来的饭菜香气。

母亲带着儿子走进客堂，只见父亲正跪在祖父的遗像前低泣叩首。香炉中的烟火袅袅升腾，母亲几乎不相信跪在地上的男子就是自己的丈夫。八年前那张娃娃脸，已变成棱角分明、进入而立之年的男人面庞。消瘦的两颊上，铁青的胡子茬似乎还来不及剃去，一副旅途劳顿之后疲惫不堪的倦容。

一大家子老老少少，鸦雀无声地肃立在两旁。连二叔、三叔家的四个孩子，也都目光凝重，大气不敢出。祭奠完毕，父亲礼节性地拥抱了一别八年的妻子。当他把八岁的儿子拥入怀中时，衍庆忽然双肩抽动，放声大哭。那尖利的、几乎不管不顾、拼尽全力的哭声，穿透客堂缭绕的香烟，戳进每一个人的心里。那痛彻肺腑的哭声出自一个八岁的孩子，更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那是一个孩子受尽委屈又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压抑和痛楚，也是缺失父爱的孩子的呼啸呐喊。哥哥的童年是一枚永远无法再圆的残月。

母亲说，就在她和叶剑秋一路驱车狂奔时，父亲已经把一同归来的英国女人柔丝·黛安排住进了祖父家附近的国际饭店。这就是陈家人对“大阿嫂”封锁“大阿哥”归来消息的原因。

那一晚，父亲很晚还没有上楼，一直在楼下和家人说话。夜深了，母亲同儿子都辗转难眠。终于听见一家人陆续上楼的脚步声。旋即三楼上传来三叔震天撼地的吼声：“你一走八年，大阿嫂一手把衍庆拖大，伊啥地方对不起你？她一个女人家，八年没伸手问陈家讨过一文钱，是个多要强，多要面孔的女人！这许多年，大阿嫂怎么撑过来的，你想过吗？一个男人家，凭啥这样待自家老婆？滚回去，滚到自家房间困觉去！”

话音刚落地，三叔已冲下二楼，敲开母亲的房门，直奔衍庆的小床：“衍庆乖阿囡，今朝夜里跟毛毛爷叔困觉，明朝爷叔带你和志庆阿弟去‘逸园跑狗场’，还要去‘老大昌’吃奶油栗子蛋糕——哦哟，人家外国的Greyhound（一种四肢细长的赛犬，学名灵缇），跑起来像风一样！”不由分说，衍庆已被三叔拎到了背上，大步流星地跑出了房门口。

父亲本想当夜在三叔屋里借宿，却被三叔痛骂一顿，赶回了母亲房里。

那一夜，母亲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哭得浑身发抖，几乎窒息。八年火上煎水里熬，有苦难言的艰辛，如决堤的江河，一泻千里——她从没向婆家要过一个铜板；作为出嫁的女儿，也不肯再向娘家伸手。陪嫁的私房钱是有数的，陈家除了管吃管住，儿媳们的其他开支一律自理，这是新掌门人定下的规矩。自己和儿子的零花钱，年节里的应酬，打点下人们的“红包”……哪样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做“陶家二小姐”时从不知钱为何物，出嫁后终于懂得了钱的分量。二婶三婶都有丈夫撑着天，母亲的“天”在哪里？别人只以为她每周几次去叶剑秋家是为了消遣解闷，只有叶剑秋知道“表妹”陶爱仁的窘境和难处。被荣老太太不屑地称为“舞女”、“交际花”的叶剑秋，两肋插刀地为自己的同桌陶爱仁排忧解难。外婆在世时，曾和小女儿一道义无反顾地帮助过举目无亲的孤儿叶剑秋。母女俩也从不曾想过要什么回报。但叶剑秋是个敢爱敢恨、知恩必报的侠女子。正是她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让母亲度过了艰难的八年，甚至在1957年父亲落难时，我们全家都继续受益无穷。

那一夜，面对哭得死去活来的发妻，父亲心如刀绞，不知所措。他抱住久别的妻子，自己也哭了。本来准备要对母亲摊牌的父亲，此时却怎么也说不出那句从此分道扬镳的话来。可国际饭店里还住着跟他在二战烽火中患难六年的英国姑娘柔丝·黛——正是为了他，英国女孩儿不顾一切地离乡背井，随他一起踏上举目无亲的陌生土地。

父亲被一条钢索捆绑着，钢索两端的强大拉力正把他往完全相反的方向牵扯，那一定是撕筋裂骨地疼痛，两边都是他不忍伤害的人。

也就是那一夜，回上海三年来那唯一的一次，母亲居然怀孕了。我就是母亲腹中的胎儿，并且是双胞胎。我和妹妹几乎一同来到这个世上，她比我迟到了五分钟，并且只在这个世上逗留了七天，便又乘风归去了。

因为心情抑郁，母亲产后没有奶水，请了一位愚钝粗心的乡下乳母。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婴儿，她总是分不清哪个孩子已经喂过奶。往往是刚喂完我，一转身，糊涂奶妈又把我抱了起来。直到我吐奶了，她就以为两个孩子都吃饱了。

母亲看到过此种情形，批评她太粗心。

奶妈辩解说：“啥地方错了？啥人哭就是啥人肚皮饿了呀。”

母亲急了：“你也不想想，老大吃饱了奶，才有力气哭呀！小的吃不着奶，连哭的力气也没有。哪能只喂哭的那一个？”

祖母吩咐，根据家乡的习俗，出生七天的新生儿要喂川黄连水打胎毒。记住母亲指责的奶妈便把双份黄连水都喂到了没有力气哭的妹妹口中。不一会儿，孩子闭上了眼睛。两行黄色的泪水，从眼角流出来。她连死都没有哭出声来。母亲舔了舔小女儿颊上的泪水，像黄连水一样苦。医生赶到时，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医生说，是黄连中毒。刚刚出生一星期的婴儿，受不得这样大剂量的黄连。

母亲常说，那个孩子前世一定和你有一段浅浅的缘分，她的使命就是一同陪你来到这个尘世，只送这一程就道别了。我因为常常吃到双份奶水，却没有吃到那份黄连水而活了下来。这一生，我不时会想起那个和我一同来到世间的妹妹，假如她活着，我的人生也许和今天完全不一样吧？我们会有另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会一起读书，一同上大学，一道结婚生子——说不定，我们会一起嫁给一对双胞胎丈夫？

告别恩师，梦碎故土

二战胜利后，父亲的导师阿伯克隆贝爵士成功主持了战后伦敦的重建规划，即世界建筑规划史上著名的“大伦敦规划”，实践了规划学界有识之士们酝酿已久的“城市功能有机疏散论”——把超负荷的城市功能释放到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或区域，疏解大城市人口爆炸、交通拥堵、贫民窟蜂起、犯罪率居高不下等困境。“大伦敦规划”至今仍是有口皆碑的杰出城市规划经典之作。父亲作为阿伯克隆贝的博士生，随导师参加了战后英国数座城市的重建工作。为了表彰陈占祥在规划工作中的出色贡献，不满三十岁的父亲成为了英国皇家建筑规划师学会会员。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成为“皇家建筑规划师学会”会员的中国人。时任国民政府北平建设局局长的谭炳训先生闻讯后，给父亲发了一份聘书，聘请他立即回国主持战后北平的重建规划。

当时父亲正在撰写他的博士论文，原计划论文内容以英国南部三座城市的战后规划为主线。当父亲把谭炳训的邀请告诉导师时，阿伯克隆贝兴奋得双目炯炯，“天哪，查理！你要成为中国北平的规划师？八百年历史的古都，千载难逢的良机啊！”他从沙发上站起身，踱了几步又坐下，“我建议，你重新选择博士论文的题目。大北平规划，才应该是你最好的博士论文。”

还没等父亲回答，导师又站了起来，“你想象一下，北平规划，这是只有你——一个中国规划师才能做好的题目，没有谁能跟你匹敌。中国民族文化是融入一个人生命血液中的元素，你同时又有丰厚的西方文化积淀，这是独一无二的优势。能成为这样一座伟大城市的规划师，是上帝对你的眷顾。我等你带着最出色的‘大北平规划’凯旋。”他笑着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太幸运了，小伙子！连我都差点要嫉妒你啦！”

北平，这座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三朝古都，它的城市规划被称为东方封建时代都市规划的楷模。封建的专制集权，反而构成帝都统一规划的强大优势。

西方城市规划中，哪怕是增加一座建筑物的高度，拓宽一条道路，甚至在交通要道上安装一架监控探头，都必须征求辖区市民意见，并经历一系列漫长的民主程序。封建中央集权制则是朝廷或各级衙门一言九鼎，提异议者必得有舍生忘死的勇气，大多数人都唯官员马首是瞻。封建城市规划实施中，“圣意”有令必行，所向披靡，这倒也促使帝都建设臻善尽美，一气呵成。

皇城北平拥有帝国首都的一切功能，这些功能的布局天衣无缝，恰到好处——担负着封建王朝政治体制、朝仪礼制、宗教祭祀、武装警卫、文化教育、市井商贸、金融服务、后勤保障、仓储作坊等一系列功能的建筑群，使这座城市成为蕴藏浩瀚中华历史文化信息的宝库，被世人称为用建筑书写的《永乐大典》。它的规划，被载入世界各国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的教材，成为每个梦想成为规划师学子的必修课。无知者弃之若敝屣的北平古都，在人类有识者心中是举世无双的瑰宝。

离开伦敦前，父亲特地去利物浦大学，向他的硕士生导师贺尔福勋爵辞行。

他是父亲的恩师。贺尔福在建筑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英国建筑学界德高望重的建筑大师和教育家。杰姆斯·斯特灵、考灵·罗、罗伯特·麦克斯韦尔等一大批二战前后蜚声欧洲的杰出建筑师，皆出自贺尔福主政时的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他们不仅是父亲的亲密同窗，也是父亲1942年当选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时的铁杆支持者。

父亲师从贺尔福读研究生期间，导师亲自邀请他的中国弟子在自己家里住了近三年之久。父亲逐渐成了这个英国家庭的亲密成员。即使在今天的英国，这也是罕见的，更何况是在近七十年前的英国。我曾对此大惑不解，父亲的回答却很简洁：真挚善良、自尊诚信、睿智宽容、勤勉坚毅……只要相信并身体力行人性中相通的价值观，在任何一个国度你都会拥有肝胆相照的朋友。美德是超越国界的。

只要没有空袭警报，贺尔福家沙龙的下午茶就是这个中国学生的最好课堂。这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科技精英，大家或执一盏奶茶，或捧一杯咖啡，山南水北，海阔天空。畅谈的话题在建筑、历史、时局、战况、文学、艺术中天马行空。

在这里，父亲结识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著名英国建筑评论家尼古拉斯·潘胡斯诺爵士、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利物浦交响乐团著名指挥沙詹特爵士、英中友协会长法格森、沃灵顿主教等。

人的本质，是他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沙龙里出类拔萃之辈们的气质、眼界、胸怀以及人格魅力，都以无言的榜样力量影响着年轻的父亲——这是他的福泽，他在异乡一路春风的源泉；却也是他踏上还乡之路人生悲剧的祸根。假如东、西方文化各是一柄利刃的话，一旦交锋，足以引发兵戎相见，血流成河。历史上的宗教战争，现实中的9·11事件，哪一桩不是缘于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而萌生的仇恨？

父亲常说，知识可以让你在某个领域深邃，文化可以让你视野宏大、襟怀广阔。沙龙里那些厚积薄发的点睛之句，睿智幽默的妙语连珠，浪漫绚丽的忽发奇想，是一场场妙不可言的思想与智慧的接力赛。它们有时像一道闪电，忽然照亮了你心中的某个角落，让你觉得灵光乍现，浑身颤栗，一个绝妙的创意或意念蓦地凌空出世。1947年，父亲发表于《英国建筑评论》及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的几篇著名学术论文，灵感均来自贺尔福沙龙的“侃大山”。

完成了硕士学位之后，父亲决定再修“城市规划”专业。贺尔福推荐他去伦敦大学跟随阿伯克隆贝攻读博士。导师恳切地说：在城市规划学方面，自己只是阿伯克隆贝的“学术继承人”。都市规划需要“都市计划立法”和“区域法”来实施，而阿伯克隆贝是英国都市规划立法方面的创始人。

听到父亲将去北平完成战后城市规划的消息，贺尔福欢喜得泪光闪闪，他目睹了这个来自遥远东方古国的青年每一步前行的足迹。几年的朝夕相伴，他竟从这个中国学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是他用心血塑成的，一如培育自己的儿子。贺尔福拿出自己厚厚的黑色羊绒长大衣穿在父亲身上，“留个纪念吧，查理！我等着那一天，你在全世界的舞台上拉开帷幕，让人们看到中国最古老的帝都北平，焕发出耀眼的光彩！”

父亲泪流千行。他怎么也想不到，此一别竟成了与敬爱导师的永诀。1950年代初期父亲的很多照片里，都可以看到那件黑色的长大衣。父亲在最窘迫的日子里，接到导师家人发来的电报，告知贺尔福辞世的噩耗，并希望他去英国参加葬礼。那时，中国历史上的浩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早晨出门离开家，就不知晚上是否还能平安见到妻儿。寻常百姓的还家之路都无法自己掌控，赴英国为贺尔福奔丧，当然是做梦也别想的。母亲说，那一夜，父亲用被子蒙着头痛哭一场。那是为谁哭泣都可能获罪的年代。

离别时，父亲紧紧拥抱了如父亲一样关爱自己的贺尔福，心中默默地告诉导师——做最精彩的北平规划，不辜负大师们的厚望，是我永不放弃的梦想，哪怕为此付出一切。

一念成谶。此后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为中国首都新北京做出的规划《梁陈方案》，竟成了两位中国学者的“墓志铭”。

独立不羁的柔丝·黛坚持要与父亲同行。

她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官员。那是英国负责教育和文化关系的国际组织，通过分布全球的几百家分支机构和教学中心在各国开设教育、科技、艺术、法制管理等项目。为了与父亲同行，柔丝·黛早就在驻南京国民政府的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为自己安排好了工作。

“你完全不必为我担心。”柔丝安慰父亲说，“我不会成为你制定北平规划的负担，自己的一切，我都会安排得井井有条。你还不知道我吗？不管上天堂、下地狱，我都会微笑着勇往直前。我想做的事，没有任何人能阻挡。”

对未来满怀憧憬的父亲和柔丝·黛都以为，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会有清晨的朝霞、雨后的彩虹等待他们。他们在大洋上穿风破浪，整整航行了几个月，踏上黄浦江畔的故乡土地时，他们面临的是大规模内战的炮火。“双十协定”被单方面撕毁后，国民党的二十二万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刚从八年抗战中劫后余生的中国人，又一次被推入血海。重建北平的规划，对于血火飘摇的中国，太过奢侈了。谭炳训的聘书成了一张废纸，“北平规划”的梦想，被内战的枪声击得粉碎。那是父亲第一次梦碎故土。

北上计划搁浅时，南京政府内务部任命父亲为营造司工程师，同时兼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

英国归来的父亲只在上海逗留了短短数日，便匆匆去南京赴任了。

没有硝烟的婚姻之战

柔丝坚持随父亲回国，让父亲不得不尽快在爱情与婚姻中做出最后抉择。柔丝·黛从未对他提出过任何要求，反倒是父亲自己无法忍受这种不能坦诚面对现实的尴尬处境。

柔丝·黛顺利在南京英使馆教育处就职，父亲也开始了在内务部营造司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工作。一个多月后，两人双双回到上海作短暂停留。柔丝是出差到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处理一桩公务，父亲便约了母亲在英领馆的一间小会客厅谈话——母亲称之为“最后通牒”。

父亲坦诚地向母亲讲出了他与柔丝从邂逅到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

父亲的留学生涯是在二战的烽火硝烟中度过的。利物浦大学所在的利物浦港，是大西洋西方战略总部，担负着保卫海上物资运输线的重任。德国人以闪电战攻陷波兰后，以为英国也可以步其后尘，唾手可得。1940年5月到6月，三十多万英法联军被迫从敦刻尔克撤退，德军愈发气焰万丈，于1940年夏秋之交发动了举世闻名的“不列颠空战”。英国空军以一千三百余架战机，迎战德寇二千五百余架战机发起的“鹰袭计划”。实力悬殊的英、德双方在五百英里空中战场展开过五次殊死鏖战。最后，英国空军凭借雷达优势，歼灭敌机一千七百三十三架，德军飞行员死伤六千多人。受到重挫的希特勒终于明白，在滑铁卢令拿破仑一败涂地的英国人不是“软柿子”，德寇不得不无限期地推迟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德军以地毯式的狂轰滥炸对英国第二大港利物浦和工业重镇考文垂进行疯狂报复。空袭警报此伏彼起，炸弹遍地开花，百姓血流成河。父亲不止一次地看到浑身起火的路人，一路狂奔惨叫着跳进莫西河，又被落入河里的炸弹击中，霎时尸骨无存。

有一次警报拉响时，父亲随四散的人群奔跑。一只硕大的黄蜂莫名其妙地对父亲穷追不舍，直到把父亲逼过了马路还不依不饶。父亲在路边一个弹坑里就地卧倒，一眼瞥见右肩旁有一只溅满泥浆的光脚，另外一只脚上穿着脏兮兮的拉带皮鞋。抬头向上看去，一个蓬头垢面的英国姑娘正慌乱地抱着一株大树，不知所措。父亲顾不得打招呼，一把拽住那姑娘的光脚，随着他一声大吼“Lie down（卧倒）”！女孩儿已被父亲拖倒在地，匍匐在他身旁。

伴着惊天动地的巨响，一颗炮弹在父亲刚刚所在的马路对面爆炸了。飞射出的泥沙碎石溅得两人满脸满身。

“没有那只黄蜂追逼我跑过了马路，我们今天也就不可能在这里谈话了。真是鬼使神差，它好像就是专门来救我的。”父亲说。

“你没有去谢谢这只黄蜂？黄蜂不但是你的救命恩人，也是你们的月老呢。不用讲我也猜得出，跌脱一只鞋子的英国女人就是柔丝·黛？”母亲平淡地问。

父亲点点头。

不久，父亲去教堂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父亲是新娘新郎的男傧相。当女傧相迎面走来时，两人都愣住了。

“查理·陈！怎么又是你？”女傧相伸开双臂拥住父亲，大笑着说：“我前世一定生在印度。”

“对不起，姑娘。你前世应该生在中国。”

那次空袭警报结束后，他们只礼貌地交换过彼此的姓名，父亲记得那女孩儿的音容笑貌，一时却叫不出她的名字。一边尴尬地回想她的姓名，一边笑着说：“我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不对，你是中国籍的印度人！”柔丝·黛上下打量着父亲，摊开双臂，摇着头，故意表情夸张地开着玩笑。

父亲肌肤如马来人般黝黑。北京长城饭店刚开张时，我和父亲去见一位美国朋友。看到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父亲，门童毕恭毕敬让他进去，却对我盘问再三。我指着父亲的背影说：“那是我爸，我俩一块儿的。”

门童一边检查我的工作证，一边自言自语：“愣认人家印度外宾当你爸？逗谁玩儿呢！”

婚礼上，两人聊得很开心。婚礼结束时，旧雨新知纷纷合影留念，柔丝·黛执意要和父亲拍一张合照。父亲穿着和新郎相差无几的黑礼服，身旁的柔丝·黛身着女傧相的长纱裙，笑靥如花绽放。当着众人的面，柔丝对父亲说：“如果你是今天的新郎，我一定无怨无悔地做你的新娘！”

英国姑娘们爽朗开放，男女之间开起玩笑来无所忌惮，不论深浅。父亲以为那不过是玩笑话。不料，他与又一次邂逅的柔丝·黛之间，从此开始了一段旷日持久、延续一生的爱情。

父亲与柔丝·黛的那张合影，曾一直被母亲悄悄藏着。有一次被我看到，便去问父亲“你和她在英国结婚了？”

父亲说：“那是大家在一道做傧相的照片。跟你妈妈说过多少次了，就是不相信。亏你妈还常在‘慕尔堂’给同学当傧相，怎么连新娘和伴娘的礼服都分不清？”

“中国和英国的礼服不一样吧？”我为母亲辩解，其实心里是相信父亲的，知道父亲一生最鄙视说谎话和脏话。嫂嫂嫁入陈家后，在母亲那里也见过这张照片，问过同我一样的问题。不是去问父亲，而是问我。我照父亲的答案重述一遍。嫂嫂告诉我，妈坚持“那一定是结婚照”。母亲没对我这样说过，她知道孩子们深爱父亲，肯定偏袒父亲。

母亲心中的结，一辈子没有解开过。

嫂嫂嫁入陈家时，“文革”的抄家狂潮已经过去。我家的大多数照片都在抄家潮中付之一炬，嫂嫂能看到这张照片，说明母亲是刻意把它收藏在很难找到的地方。但母亲去世后，我们在她的遗物里再也没有看到过它。

母亲说她清楚地记得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小客厅和父亲交锋的场景。英国领事馆是上海外滩占地极大的一座殖民地式建筑。几重叠起的屋顶，一二层楼窗外是长长的拱形回廊。花园里参天大树的浓荫环绕着大片绿丝毯般的草地，“可当时我的心里，荒草萋萋，一片废墟。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人生，被这个男人毁了。”母亲对我这样说。

“她从没向我索取过婚姻。正因为如此，她坚决不要孩子。总之，我觉得自己这样对她，很不公平。”

比起初返上海那一夜，父亲平静了许多。

“那么，这样对我就公平吗？”母亲不动声色地反诘。

“无论怎样选择，我都会伤到其中一个。”父亲自知理亏，嗫嚅道，“我和她在一起同甘共苦过六年，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才一年，还是被父母包办的婚姻强扭在一起的。”

“其实，连祝英台都有志气撞坟抗婚的。既然你我都没有祝英台的勇气，总还应该懂得负责任吧？”母亲有些激动起来，“别忘了，你不是伤到一个，是两个。衍庆是你的亲生儿子，孩子也是人。我一个人苦苦撑了八年，日日盼望儿子能和人家的小囡一样叫一声爸爸！女人一生中最光鲜的八年都在守候丈夫，青春年华是永远不会回转的，可我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良心。你呢？！”

父亲无言以对。

一阵清脆的高跟鞋“笃笃”声由远及近。母亲抬起头，敞开的会客厅门外，一个身着枣红色薄呢连衫裙的窈窕女人正款款向父亲走来。

“查理，我的事情办完了，你呢？”她灿然笑着，露出和颈项上珍珠项链一样明亮的牙齿。

父亲慌乱起来。这两个女人相遇，也许是他一生最不愿面对的场景。他想不到，柔丝这么快就办妥了公事。

母亲说，她的心几乎要冲出胸口。凭本能知道，这就是夺去她丈夫、抢走她儿子父亲的英国女人。她竭力按捺胸中的怒火，再三告诫自己一定不可失态，不可塌台，不可像个毫无见识的泼妇。

“这是我太太陶爱仁。”父亲起身向柔丝·黛介绍。

还没等父亲继续说下去，她已经微笑着向母亲伸出手，“我是柔丝·黛。很高兴认识你，陈太太。”

母亲童年时曾在一位英国医生家生活过几年，加之慕尔堂女校的嬷嬷们一律用英文上课，用英语同柔丝·黛对阵，母亲并不胆怯。

看着父亲忐忑的样子，柔丝·黛轻声问道：“让我们两个女人单独坐一会儿，好吗？”

父亲用难以置信的询问目光看着柔丝，又望望妻子。母亲也轻声说：“不要紧，你先出去一会儿吧。”

父亲离开了。

柔丝·黛从咖啡台上取来两杯清咖啡，“要加糖和奶吗？”

母亲摆摆手，“谢谢，清咖啡就好。”

柔丝·黛啜了一口咖啡，凝望着母亲道：“陈太太，今天我们一起坐在这里，完全是一个意外。但我不希望这里会硝烟滚滚，我们本来也不该成为仇敌。查理告诉我，他已经决定离婚，我知道这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你和儿子一定认为我是十恶不赦的入侵者，是给你们带来痛苦和不幸的、没有心肝的坏女人。对吗？”

这让母亲摸不着头脑。犹如对弈时，一方完全不按常理布棋，让人弄不清到底是什么路数。母亲答道：“我目前还并没这样评价过你，因为我对你们之间的交往一无所知——不过我倒有兴趣知道，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你认为自己究竟算是什么样的女人？”

柔丝居然没有丝毫愧色。她还歪着头想了一下，露出孩子似的笑容，“我认为自己像你一样，是个好女人。我们三人都很无辜，也很无奈。”沉吟片刻，又补上一句，“查理也是个好男人，一个最好的中国男人。”

母亲说，我真是哭笑不得，这是什么阵法？我脑子里顿时乱作一团，原来想好那些要泼她个狗血淋头的狠话，忽然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好容易想出一句，便连忙抛了过去，“当时，你就不知道他在中国有妻子、有孩子？”

“知道，当然知道。我刚刚认识查理，他就跟我讲得清清楚楚。”柔丝一副急切要为父亲撇清的样子。

“既然这样，你又何苦非要插一脚进来？他一无权势，二无钱财，有什么值得你千里迢迢跟到这里？我不得不听天由命，因为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这样。儿子已经八岁了，我当然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母亲嘴上说着，心里却七上八下——这女人怎么有点缺心眼儿？一个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官员，应该是城府森严、老谋深算的女人，可眼前这个女人怎么看都觉得少根筋，“英国比他好的男人遍地都是，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家，非要吊在他这棵破树上？”

柔丝像没听懂似地张着嘴，旋即皱起了眉头，“你怎么可以说查理是鸡是狗？还是什么破树？就算查理没有金钱和权势，难道这跟爱情有关系吗？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吗？你这样看待他，怎么可能爱他？跟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在一起，他怎么会幸福？你又怎么会快乐？”

“我算了算，她一连用了六七个问句，觉着问号可以当枪用啊？这个烊盘女人，连人家打个比方都听不懂，还动不动把‘爱’字挂在嘴边上，真吃不消。别人夫妻相不相爱，关你啥事体？真是瞎七搭八。”母亲说，“我心里这样想，并没说出口，只对她讲，我们结婚刚刚一年，他就去了英国。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接到了利物浦大学的录取通知，天天早出晚归，在雷士德工学院预习利物浦建筑学院的课程，我们没时间讲话的。”

柔丝忽然神色黯然，“你知道查理八年来做了些什么吗？”

母亲摇摇头。八年来天各一方，她怎么可能知道丈夫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柔丝更惊讶了，“怎么会这样？如果你爱他，一定会通过一切办法去了解他的每一天。怎么可能让自己和爱人之间隔着八年的空白！”

“别忘了，我们之间隔着八年战争岁月；更别忘了，是柔丝小姐插进一只脚，才让我们之间隔着一片茫茫空白。”母亲认为自己的回答无懈可击。

“是的，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可能一切都不会变成今天这样。但我觉得，婚姻破裂的双方，首先应当问自己，自己是否真挚地爱着对方？假如彼此真诚相爱信赖，任何第三者都不可能让你们分开；否则，即使没有我柔丝·黛，也会有玛格丽特、朱丽娅或者奥黛尔走进你的婚姻。其实，婚姻就那么靠得住吗？我觉得，它不过是用法律的链条，把婚姻锁在一个笼子里，可灵魂和心锁得住吗？男人和女人如果让自己成为一本书，永远吸引对方读下去，这比任何保护婚姻的法律更有力量。”

“你是怎么写这本书的？让别人的儿子失去父亲，妻子失去丈夫？”

“首先是战争改写了每一本书。你能体味查理远离祖国、举目无亲的孤苦吗？那不是八天，是八年。我们谁也没有力量扳转战争，但即使在战争中，我们也都用自己的良知、智慧、品格，认认真真地写着自己的人生。也许，我们都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如果我们的爱情有一天会成为曾经，我也无悔无愧。”

母亲说，此时的柔丝·黛跟刚才那个“少根筋”、有着孩子笑容的女人相比，倏然换了一张面孔。她说起话来柔声细气，神色安详，但每句话中的锋芒，让母亲感到不安。柔丝·黛这本书刚刚翻开，母亲已经隐隐看到了变幻莫测的多重色彩。也许，正是这种瞬息万变的色彩，才激发起男人要无休止地去破解谜团的渴望？

“我很好奇，查理在你心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你一个好端端的英国女孩儿，为什么要缠着个一无所有的中国男人？”这真是母亲心中的不解之谜。

柔丝又露出清澈的笑容，“我很愿意满足你的好奇心。你说查理一无所有，可我觉得他是最富有的男人。当然，他富有的不是金钱。”

一个陌生的、不为母亲所知的丈夫，从柔丝情深意长的娓娓叙述中，慢慢向她走来。不得不从情敌口中去了解自己的丈夫，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和悲哀？

柔丝说，八年来，查理为英国的广播电台、“圆桌会”、“扶轮社”克利普斯夫人援华基金会等许多民间社团作过讲演。他到处收集中国人抗日的资料，告诉英国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真相；坚守上海闸北四行仓库的国军八百壮士，如何与日军交战到最后一粒子弹后壮烈殉国；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里，中国工农红军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在纪念“9·18”七周年的广州民众大游行中，头顶是呼啸而过的日本轰炸机，柔弱美丽的女子宋庆龄高擎火炬，视死如归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发出“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的怒吼。

柔丝说，查理的演讲充满激情，“我至今记得许多他在演讲中动人心弦的片断。”

为了安抚远东的日本，减轻欧洲战场的压力，英国于1940年7月关闭了滇缅公路，中国从西方获得援助的主要通道中断了。查理在英国电台的广播演说中，立即指责英国政府这种肤浅短视的绥靖主义。他说，中国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远东筑起了一道抵御法西斯的血肉长城，也为西方牵制了法西斯同盟的力量。不要以为中国远离欧洲，就可以把中国托在盘子里，送给日寇当人情。一旦中国灭亡，地大物博的疆土会成为日本人的兵工厂、弹药库。到那时，远东的日本就是魔鬼同盟中狰狞疯狂的虎豹豺狼，整个西方的灭顶之灾指日可待。他恳求每个英国人都来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帮助他人就是拯救自己！

柔丝说，很多英国的民间基金会，纷纷向中国捐款捐物，这就是沟通和理解的力量。查理用自己的热忱和智慧，为这座东、西方认知理解的桥梁添砖加瓦。

“八年不过二千九百多天，他做了五百多场讲演？”母亲对此有些半信半疑，“平均每礼拜一场，他还念什么书呀？”

“这就是查理了不起的地方。”在情人的妻子面前，柔丝居然完全不懂掩饰自己的激赏之情，“他不仅每周受邀讲演，还主动代表中国海员去和‘太古海运公司’、‘亚细亚海运公司’谈判，要求提高中国海员工资，协助他们成立中国海员俱乐部，以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文化素质。”

“海员的事跟一个留学生有什么关系？不把一切时间用在读书课业上，不就是不务正业吗?”更甚的话，母亲没说出口。无论对丈夫，还是对儿子，中国妻子、母亲心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才是读书人的最高境界。今日中国孩子除了读书考试之外，对其他万事漠不关心，真的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

“你怎么会有这种问题？难道人能不关心他人的疾痛或不幸？在西方，一个没有爱心、没有公益心的学生，即使门门功课考第一，也没资格踏入大学的门槛。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必须先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母亲也许体味不到这些话背后文化隔阂的崇山峻岭。倘若一点即透，隔阂也就不成为隔阂了。

“查理告诉我，他和那些中国海员素不相识，但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不可能漠视同胞受歧视却不自尊的境遇。”柔丝详细向母亲描述了父亲与中国海员相遇的始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物浦作为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港，担负着向英国和其他协约国输送军备和民用物资的重任。庞大的战时船队犹如人体的动脉，是抗击法西斯战争的生命线。德军派出大批潜艇、鱼雷艇拦截、袭击船队，尽管有英国舰队护航，被击沉击伤的运输船还是不计其数，大批海员葬身大西洋，运输船队海员奇缺。负责战时运输业的英国“太古海运公司”、“亚细亚海运公司”等不得不到中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各地招募海员。利物浦成了数万中国海员的聚集地。在利物浦码头，每天都有数百名来自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的中国海员等待上船或下船。在利物浦贫民窟壁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游荡着下船后无所事事、醉生梦死的中国海员。他们把在海上出生入死赚来的一点卖命钱，全都挥霍在赌博、嫖娼或酗酒上，并不时在大街上打群架，斗殴滋事。他们几乎成了利物浦居民嗤之以鼻的“公害”。一次，查理和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学生Teh一起路过壁铁街，正碰上一群打过群架、鼻青脸肿的广东海员在大街上晃晃荡荡。他们浑身酒气，往地上吐着痰，骂骂咧咧地喊着脏话，街上走过的路人无不侧目而视。

“Chinese pig（中国猪猡）！”

“Poor Chinese（可怜的中国人）。”

“So cheap（太贱了）！”

广东海员根本听不懂路人在骂他们什么，还旁若无人地一路大声笑骂。这一幕，如一柄锋刃刺伤了两个中国游子的自尊。他们就在铁壁街边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缺牙豁齿的草地上与海员们席地而坐，促膝交谈，中国海员悲惨晦暗的生活，如利物浦港浑浊沉重的海浪撞击着他们的胸膛。

英国海运公司在中国招聘海员时，写明这些海员享受参战国战时服役人员待遇。但上船之后，一切最苦最累的工作都落在了中国海员肩上。大多数人在闷热的底舱做锅炉工，往烈火熊熊的炉膛中一锹又一铲地加煤，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工资却只有英国或其他白人海员的三分之一。一些英国海员与利物浦港的酒吧、妓院、赌场勾结，诱惑纵容中国海员去酗酒、嫖娼或赌博，他们以此赚取回扣，中饱私囊。

中国海员的境遇和现状，让两个中国留学生彻夜难眠。父亲对柔丝说：无论在中国是否相识，不管是家产万贯还是一贫如洗，只要踏出国门，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的黑眼睛黄皮肤上就写着“中国人”三个字。谁的品行低劣，都会让中国人蒙羞。近代史上，中国受尽列强的侵略凌辱，不仅是国家积贫积弱，更因为国民的品格素质玷辱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淀，这是让人欲哭无泪的悲哀。我在祖国陷入火海的危难时刻求学异乡，一介男儿，有愧于家国。我必须尽一切努力，为祖国做我能做的一切。

查理一次次到海员中去做调查，把了解来的第一手资料写成调查报告，并带着这些资料及海员与船东的合同找到了“英国太古海运公司”、“英国亚细亚海运公司”和“英国战时海运部”，亲自代表中国海员与英方谈判，要求他们重视中国海员的权益和福利，必须与白人海员同工同酬。查理说，二战中，牺牲在这条航线上的中国海员数十万计。他们本该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烈士和英雄，可他们现在成了利物浦港湾的垃圾，不仅无人关注，而且饱受鄙薄。海员理当在道德上为自己的沦落负责，但作为船东，你们必须在法律上为自己没有履行契约负责。提高中国海员的工资和教育水平，这都是法律给予战时服役人员的权利，英国有关方必须无条件做到。

父亲凭借流利的英语、利物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及著名电台讲演人的身份，英方一直对查理·陈不敢怠慢，但查理与海员的关系，始终是他们心中扑朔迷离的疑团——他是中国海员的亲属？或者是海员雇不起律师，自己聘来的代言人？

当英方谈判代表最后得知父亲和中国海员素昧平生，只是在壁铁街邂逅相识，他为海员办事不仅分文未取，连来往的车费都是自掏腰包时，英国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问道。

父亲的回答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英方谈判代表们沉默了，没有人再多说一句话，只是走到父亲身边，紧紧拥抱了这个叫查理·陈的中国学生。谈判的结果是英方答应查理代表海员提出的一切条件，并委托他创办“中国海员俱乐部”。

1942年，“中国海员俱乐部”成立，由海员自己在成员中公推俱乐部经理，查理·陈被海员们选举为秘书长，负责与英方接洽各项事宜，并组织俱乐部的文化体育活动。查理发动了利物浦的中国留学生定期为海员们上英文课，举办各种有关英国历史文化、民俗礼仪、音乐美术等初级讲座，组织海员参加舞会、旅游、球赛；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制定出加入海员俱乐部的会员守则，务必摒弃酗酒、嫖妓、赌博、斗殴等恶习，努力学习，提高文化、道德素养，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

有一次，一位中国海员在运输船被德军袭击沉没中死里逃生。他划着一条救生艇在大海中独自漂流了几十天。用救生船上仅剩的几个肉罐头做鱼饵，把钓上船的海鱼晒成可储存的鱼干。把一只盛了海水的大马口铁罐头置于海面的烈日下暴晒，从罐头盖上收集一点一滴的冷凝水当作饮用水。恰巧那时正处于大西洋暖流季节，幸运的海员没遇到过大洋风暴，最后终于被一条同盟国的运输船救起。中国海员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成为英国民众和媒体的热门话题。他回到伦敦时，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亲自为他颁发了圣乔治十字勋章。

查理认为，这位海员在灾难中表现出的勇敢顽强，在生存极限中迸发的聪明智慧，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中国海员的榜样。他倡议，中国海员俱乐部要为自己的英雄举办一场有震撼效果的音乐晚会，要让英国人和利物浦居民知道，中国海员不再是昔日壁铁街头的“下三烂”。

经过紧锣密鼓的策划，查理把目光锁定到正在英国访问演出的小提琴演奏家耶胡迪·梅纽因身上。

查理与梅纽因曾在贺尔福的沙龙里有一面之交。利物浦交响乐队的指挥沙詹特爵士是导师沙龙的常客，跟查理很熟，而梅纽因是沙詹特爵士的好朋友。

生于1916年的梅纽因与查理是同龄人。这位父母系俄国移民、本人生于美国纽约的犹太血统音乐神童，七岁起即以小提琴独奏者身份与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乐坛为之倾倒。1929年，纽约慈善家亨利·戈德曼在卡内基音乐厅聆听了十三岁的梅纽因演奏柴科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之后，以天文数字买下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名琴送给他。同年，在德国与柏林交响乐团的合作演出中，他担纲独奏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时，科学家爱因斯坦激动地上台去拥抱了天才少年——“现在，我知道天堂里有上帝了！”爱因斯坦对梅纽因的盛赞，在音乐界成为不胫而走的经典评论。当卡拉扬因为无法抵御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指挥的金色桂冠诱惑而加入纳粹时，梅纽因高傲地扬起头颅，对纳粹说“不”！他迎着希特勒的炮火，带着心爱的“斯特拉迪瓦利”，走向了欧洲抗击纳粹的战壕，为前沿阵地上的反法西斯战士做巡回演出。

经过一番周折，查理见到了梅纽因。

他向梅纽因讲述了中国海员与死神拼搏的生命传奇。大西洋运输船队里中国海员的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他和Teh怎样邂逅打群架的海员，之后建立了中国海员俱乐部；也描述了中国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自己在英国所作的数百场抗日演讲。听到这里，梅纽因郑重地对查理说：“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是反法西斯战壕里的兄弟，我一定去为中国海员演出，而且是义演。”

听到这个消息的英国太古、亚细亚海运公司惊诧不已。小提琴大师梅纽因为粗俗少教的中国海员作专场演出，简直匪夷所思！

听到这个消息的中国海员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听说赴音乐会要着正装，海员们纷纷为自己置办了生平从不曾问津过的黑色礼服、领结、新衬衫、新皮鞋。他们说：多么扬眉吐气的事，比过年都喜庆！梅纽因是什么人？能把他请来，给我们海员长脸哪！

演出之前，查理特意向梅纽因要来了曲目单。有萨拉萨蒂的《马拉加舞曲》、《安达卢西亚浪漫曲》、巴契尼的《小精灵舞曲》，克莱勒的《狩猎》、《维也纳随想曲》、《中国花鼓》等。担心海员们听不懂，查理事先去借来了唱片，一边为海员们放唱片，一边亲自为海员们讲解每一首曲子的内容。

查理曾对朋友说，海员们听不懂没关系，我也从没指望听一次梅纽因就能提高海员的文化素质。那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但这次音乐会让海员们知道，他们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是理应受到尊重的。珍惜人对自己的尊重，就懂得珍惜自己的自尊。没有什么比丧失自尊更可悲的了。音乐、艺术、文化，可以一点点地唤醒被伤害被践踏的自尊心，这就是照亮灵魂的希望。

那天晚上，参加音乐会的海员全都礼服笔挺地入场。那些曾在街头叫骂斗殴、嫖赌酗酒，在炼狱般的货船底舱挥汗如雨、当牛做马的中国苦力，突然面目一新地穿着崭新的礼服，温文尔雅地穿行于壁铁街时，他们凝重的神情里有难以掩抑的喜悦与自豪。仿佛一群外星人从天而降，壁铁街的居民们惊呆了。他们身不由己地停下脚步，低声交头接耳，讶异地观看壁铁街上忽然出现的这道奇异风景线。

海员们兴奋地告诉查理：“别担心，即便听不懂音乐，我们也决不会打瞌睡。能参加梅纽因为我们演奏的专场音乐会，几天几夜不睡都值得！”

那天的演出不仅让海员们终生难忘，梅纽因也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想不到中国海员有这么好的音乐素质，他们自始至终目光炯炯，对演奏充满兴致，这是对演奏者的最高奖赏。

“中国海员俱乐部”如无声的细雨，一点一滴地滋润着干涸枯竭的心田，利物浦居民们亲眼看到中国海员一天一天地改变，他们称赞“中国海员俱乐部”是化石点金的“魔棒”，称赞“太古”、“亚细亚”海运公司管理有方。他们并不知道，一群年轻学子为维护中国人尊严所付出的辛劳。但查理和他的同学们一点也不介意，他们只为中国海员每一点一滴的进步而由衷快乐。

柔丝·黛还对母亲讲了父亲出席伦敦“世界青年民主同盟大会”，最后担任大会常设主席团副主席的传奇经历；美国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诺莉·罗斯福在二战胜利后访问英国时，亲自接见查理·陈，盛赞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那张与罗斯福夫人的合影，还有多少见证着珍贵历史瞬间的照片，都在1960年代的抄家潮中付之一炬。

在柔丝的叙述中，母亲感到自己的丈夫陌生而遥远。母亲曾对我说：“柔丝·黛口中的你爸爸，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可我总觉得，自己丈夫应该是个最寻常的人。认真做学问，平安过日子，安分守己，老实做人。如果我当时在他身边，两个人一定会每日不开心。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社会活动家，为啥一天到晚出去管闲事？一个普通留学生，做那么多事情，当自己是千手观音啊？我想来想去，那个柔丝跟他倒真是天生一对。查理长，查理短，查理做什么事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英国女人和中国女人的想法真是天差地远。”

“你就这样对柔丝说的吗？”我问母亲。

柔丝又一次奇怪地盯着母亲，“难道一个人在讲述事实真相的时候，还要先考虑对自己的好处吗？这从来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母亲说，刚刚见到柔丝·黛时的激愤，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渐渐平息了。我那时已经有条件自食其力，也有能力独自把衍庆哺育成人。既然他们两情相悦，我又不是离开这个男人就要寻死觅活，一个人八年都熬过来了，有啥必要跟他死缠烂打？离婚就离婚好了！我也是个要面孔的女人。跟一个不欢喜自己的男人低三下四求和，不是太下作了么？不过，我当时没立刻答应离婚，还要跟爹爹和叶剑秋商量，也要跟儿子衍庆商量。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一场没有硝烟的离婚之战刚刚拉开帷幕，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为人始料不及。母亲说，好像有一只大手在任意摆布我们，我们无论怎样挣扎，也没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

豆蔻年华的初恋

1988年1月，父亲受美国伯克莱大学校长埃拉·麦克黑曼之邀，担任该校校董会教授。据说，自伯克莱大学建校以来，享有此殊荣的教授一共只有十人。中国人占有两席，第一位是胡适，第二位就是父亲陈占祥。我和母亲作为随行家属陪父亲赴美。

记得是当年一个初夏的夜晚，我陪父母到伯克莱大学礼堂参加一个晚会。那晚的节目里，一位华裔女生的表演朗诵令人印象深刻，她朗读的是张爱玲一篇五百字左右的散文《爱》。

故事讲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乡村少女，在一个美丽宁静的春夜，倚在自家的后门外，同一直暗恋着却从不曾讲过话的邻家少年轻轻打了一声招呼。这成了她一生最美好的初恋记忆。后来，因为家境贫寒，少女被一次次地转卖他乡，历尽风尘沧桑。再一次回到家乡时，花季少女早已成了面目全非的老媪，但“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那篇故事的文字从容恬淡，但无边的哀伤会从那静静的叙述中涌溢出来，直撞进人心里，令心头阵阵疼痛。1988年离开故乡之前，我从没读到过张爱玲的作品。不过记得母亲说，四十年代初，她就是张爱玲的忠实读者。

掌声响起时，我悄声问母亲：“你们小时候，读过这篇散文吗？”

母亲没有作声。我侧过头，看到身边的母亲正在拭泪。

我不禁有些惊奇。那年母亲整七十岁了，怎么会为一篇张爱玲的散文如此动容？我上中学时，母亲看到我在读《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等长篇小说，总会在一旁对我读的书加几句她的心得和点评，也许是怕我小小年纪会深受其害而误入歧途吧？

我至今记得母亲的话：

“千万莫学林黛玉，一日到夜哭哭啼啼，小肚鸡肠，尖酸刻薄，这种‘哭死宝’讨到屋里，一家都要给她作死了。我看还是薛宝钗好，温柔敦厚，端庄大方，又懂人情世故。贾宝玉好在哪里？女里女气，傻头傻脑，不肯读书，不求上进。人家薛宝钗嫁给他这种败家精，触煞霉头了！”

“安娜·卡列尼娜和德·雷纳尔夫人，全不是规矩女人。好好的儿女，好好的老公不要，非去跟沃伦斯基、于连这种‘拆白党’鬼混，搞得昏天黑地，真是自作自受。好人家的女儿千万学不得她们的坏样子！”

……

母亲对名著这种独树一帜的点评，我至今记忆犹新。照母亲的思维习惯，张爱玲笔下那告老还乡的风尘女子，似乎是不值得为之洒泪的。我欲问其详，母亲一直三缄其口。直到一年以后我们随父亲来到康奈尔大学，母亲忽然觉得胸闷心慌，从医院回家后，我一直在床边陪伴左右。母亲竟主动和我讲起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埋藏于心底的故事。那时已经离她生命的尽头不远了。

位于如今上海黄浦区西藏路附近的“沐恩堂”是一座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学院派哥特式建筑。1958年，“慕尔堂”更名为“沐恩堂”。1900年，一个名字叫慕尔的美国人为了纪念死去的女儿，捐款给当时的美国监理会堂，请捷克建筑师乌达克做设计师，建造了这座面积达三千多平米的砖红色四层砖木结构建筑，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礼拜堂可容一千多人。“慕尔堂教会女子学校”位于三层楼，是上海淑女名媛们的摇篮，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即毕业于该校。母亲陶爱仁和长她两岁的姐姐陶爱德，也都是这座教会女校的毕业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国际时尚之都。今天中国的许多时尚生活，那时的上海早已有之，甚至比今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慕尔堂”女生以相互之间用英语交谈为时尚。她们喜欢在假日里打网球、骑自行车；去南外滩那座红砖砌成的维多利亚式“划船俱乐部”游泳；在丽娃丽妲河划船；到派克路的卡尔登大戏院看费雯丽的《乱世佳人》；坐在“沙利文”那花瓶中绽放着淡粉色康乃馨的餐桌旁，为自己叫一杯咖啡，一份“Cheese cake”（乳酪蛋糕）；边评点美国大片的明星，边交谈今夏流行的旗袍款式，有时还叽叽喳喳交头接耳，猜测刚从窗外走过的那对青年男女是夫妻还是情人……母亲的视野和在“雷士德工学院”读书的父亲截然不同。男生们关心的欧洲局势，“8·13”前夕为何大批日侨奉命撤出上海等问题，很难成为母亲和闺密们的兴奋中心。说着英文，读着《圣经》，品着咖啡，穿着时装——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她们许多同窗认为薛宝钗才是贤德女人的楷模，安娜·卡列尼娜是罪有应得的放荡女人。几千年的文化根基深不见底，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比推倒一座大山更艰难。

十六岁那年的一个初夏，快要高中毕业的母亲从“慕尔堂”放学回家。听说弄堂口的第一幢房子里换了新主人，还是个很殷实的人家。女高中生对邻居的变动并不关心，更没注意过这家新邻居姓甚名谁。当她走进弄堂口时，蓦地看到新搬来的邻居家门口，站着一位身着白色海员制服的高大年轻人。两人目光相对时，十六岁女生霎时被电击一般，全身的血液忽涌向头顶。他向她微微笑了笑，那笑容仿佛是春天的阳光下，煦风轻轻掠过一片芬芳的花海，她被那风熏得竟迈不开脚步。

母亲说：“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样奇怪的感觉，也不知怎么的，手中的墨水瓶‘砰’地一声，摔碎在弄堂的水门汀地面上。”白纱线袜和湖蓝色麻纱长裙，溅满蓝洇洇的墨迹。

女孩儿像被退潮困在礁石上，感到无路可逃的狼狈。年轻人疾步走到跟前，躬身拾起她脚边的玻璃碎片，无言地起身离去。当他扬起脸再次与她对视的一瞬间，从未和男生接触过的教会女校学生，慌得魂飞魄散，只红着脸夺路奔逃，狂跳的心似乎随时都要蹦出喉咙口。直到坐在自己闺房的床头，还听到打鼓似的心跳声。悄悄站在二楼卧室窗边向弄堂口望去，又一阵阵后悔不迭——怎么连一声谢谢都忘了讲？怎么那样失态地落荒而逃？人家不知会怎样笑话，以为自己是个没家教的女孩子……

“我记得那条裙子。”我告诉母亲。

儿时住在北京的四合院，每到春光明媚的日子，母亲都会把箱子里的陈年旧物放到阳光下晾晒。孩子们像过节一样快乐。我们在挂满衬衫、西装、旗袍、大衣、洋装裙的晾衣绳间钻来钻去捉迷藏，一旦被捉住，双方都发出尖叫或咯咯的大笑声。我曾躲进那条墨迹斑斑的湖蓝色长裙，使劲儿拽住裙摆，想用它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不料，裙子被我从绳子上拖了下来，像只大面口袋似的把我套了进去。孩子们大叫着冲上来，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成了他们的战利品。母亲在孩子们的欢叫声中急匆匆走下回廊，一声不响地把那条裙子拿进屋子里。终于懂得它对母亲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也已经四十岁了。

以后，每隔些日子，他都会出现在她的视线里。出海归来的远洋轮二副，站在挂着生锈铜环的黑色铁门前，镶着金线和黑线的雪白制服，在晚霞中如一团金辉，耀得她脸热心跳。她慌忙低下头，躲闪他那炽烈而执著的目光，又忍不住飞快抬起眼，把他那对深情的双眸珍藏在心底。他的身影，他用目光告诉她的千言万语，无数次地穿越她的梦境。她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了。

第二年，十七岁的女孩儿即将从“慕尔堂”毕业，家里被说媒的三姑六婆踏破了门槛。外公外婆千挑万选，陈家长子陈占祥从众多求婚者中脱颖而出。

仅仅只在家门口伫立凝望的二副闻此讯后，终于大步走向了他心仪的“慕尔堂”女生。这一次，他没有站在自家门前守候，而是在弄堂口外繁华的大街上，拦住了放学回来的女孩子。

“我有急事要对你说。”他毫不闪避地直视着已经开始颤栗的女孩儿，“这儿不方便，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他指了指不远处，襄阳路上一家白俄开的小咖啡馆。

听母亲说，从懂事起，外婆就告诉她的两个女儿，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和家人之外的任何男性单独相处。母亲又把这个家训用在了我和妹妹身上，还加上“任何时候不许独自去男生家，不许独自去男生宿舍”。

可她却不知道为什么，当英俊的二副发出邀请时，双亲十几年苦口婆心的谆谆教诲，顷刻灰飞烟灭。她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好像被人“拍了花子（传说中拐骗孩子时使用的迷幻药）”，似乎自己的左边是海水，右边是火焰，只有中间一条大道，让你痴痴地跟那“拍花子”的人一直向前走。

两个人对坐在火车座似的咖啡桌边。那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约会。第一次也成了最后一次。尽管此前并没有任何交谈，尽管女孩儿一想到那个穿着白制服的身影就会慌乱不安，可此时此刻，如此近切地看到他那对清澈见底的双眸，她的心竟莫名地安静下来，一如疲惫的航船驶进了可以避风的港湾，烈日下看到一片能够栖身的浓荫。

他告诉她，第一次目光相对时，就觉得她是自己很久以前就相熟相知的姑娘，“我一定在哪里见过你。”他说。

“我也是。”她轻声回答。

“我们真在哪儿见过？”

女孩摇摇头：“在梦里吧……”

“也许，那就是我们的前世。”他说，“你就是我一直要找的那个人，是上天让你成了我的邻家女儿。”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只火柴盒大小的精致羊皮盒子，里面有一条黑丝线编织的项链，胸坠是一枚象牙雕刻的小海螺，“这是在阿姆斯特丹为你买的，我相信这是前世注定的缘分。我家也很快会去你家提亲的。我这次要走半年多，请求你千万要等着我。”

母亲对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点头，也不知道为什么泪水会像小河一样流个不停。好像我一生就在等这一天，等这个人走到跟前，牵起我的手，让我不离不弃地跟他走完一生一世。”

我也记得母亲首饰盒里那枚蚕豆大小的象牙海螺。儿时的我，一看到母亲的首饰盒，就像民间故事里在太阳山上抢珠宝的兄弟，手忙脚乱地翻个不停。我喜欢把象牙海螺举在窗前，眯上一只眼，另一只眼顺着海螺尖上一颗米粒大小的透镜向里望去——一位长发飞扬的维纳斯，羞怯地立在海浪中的一面扇贝上。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个美丽的维纳斯就像一个讲不完的神秘故事。想不到，那故事竟在母亲心中埋藏了一生。

二副家真的来提亲了，外公外婆最后选中的女婿却仍是陈家长子。

外公劝女儿说：“哪能嫁给水手？头别在裤带上的日子哪能过得下去？一生一世担惊受怕，不晓得今朝出门，明朝还会不会见到爹娘妻儿？他家里面还算靠得住，不过爹娘有不如自家有。祖上的万贯家财是死水，总有吃光用光的日子。陈家大儿子学问好，‘雷士德’那么多学生考试去英国留学，人家考第一名。本事长在自己身上，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

外婆也对早已泪水涟涟的女儿一遍遍劝导：“爹娘会害自家亲生女儿吗？你年纪小，爹娘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长。等自己有了小囡，就晓得做爹娘的苦心，爹娘的眼光不会错的。”

陶家小女儿哭干了泪水，望穿了秋水。在大洋上穿风破浪的二副一定也是一遍遍望着海上升起的明月，数着可以还家的日子。

他们谁也没有等到重逢的那一天。

陶家女儿被陈家迎亲的花轿抬出弄堂口那天，二副还没有回来。

婚后的新嫁娘视回娘家的路为畏途。她无颜再见那个万里迢迢为她带回象牙项坠的英俊少年。

母亲终于抱着满月的儿子回到娘家时，看到弄堂口两扇黑漆的铁门大敞着，天井里迎门的客厅成了吊客穿梭的灵堂，密密麻麻的花圈从灵堂一直摆放到了天井。

他家里谁出事了？

三轮车夫只从弄堂口很快地一蹬而过，但那一瞬间，不祥的预感如一只从天而降的黑色猛禽，忽地扑到眼前，伸出利爪，扯开了她的胸膛，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几乎令她窒息。回娘家进门后才知道，邻家二副远航归来后一直寡言鲜语，继之低烧不退，咯血；在病榻上挣扎了近一年之久，终于一命归西。邻居们传说他死于急火攻心，也有人说他殁于抑郁症，还有人说他是被相思病夺命……

我想象不出这对于年轻的母亲是怎样的晴天霹雳。只听母亲说，当晚，她的双臂忽然无法动弹，稍一用力便如万箭穿心。身边又带着刚刚满月的婴儿，连哺乳都不可能。那时父亲已经赴英求学，母亲欲哭无泪。她对我说：“‘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虽和他相逢于未嫁时，可连还君明珠的机会都没有。他这样走了，活着的我就是个半死的人。我欠他的情、他的命，他让我这辈子都不能活得安生。”

小时候，母亲全家曾在英国医生琼·史密斯家里生活。德国私家医生威廉·海根伯尔是史密斯的好朋友。外公打电话向海根伯尔求助，德国医生立即赶到了外公家里。他为母亲做了各种检查，详细询问并分析了发病的诱因，“你必须真实回答我的问题，这是医生确诊的凭据，”德国医生锐利的蓝眼睛似乎能把人心房穿透，“告诉我，你最近受到过巨大的精神创伤吗？”

母亲双手掩面，哽咽难言。

当海根伯尔听完母亲的叙述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沉默良久，才说：“在精神受到重创时，人体某些部位的神经根遭遇强烈刺激，会出现无菌性水肿。肿胀的神经根穿越椎管时，空间就相对狭窄了。被椎管挤压的神经根由此引起炎症，并影响神经的功能，当然也导致它所掌管的肢体功能丧失或减退。”

敬业而充满人道关爱的海根伯格医生每天按时到家里为母亲注射一种消除无菌性炎症的激素类药物，整整一个星期之后，母亲的双臂才逐渐可以活动。

德国医生告诉母亲，多年前，他与新婚的妻子去乞力马扎罗猎豹，妻子不幸跌入捕猎的陷阱，他亲眼目睹妻子被尖利的木桩戳死而无能为力。当新婚妻子的棺椁合上时，他扑倒在地，双腿当时就无法站立起来。经过治疗痊愈后，他选择远离与妻子留下过无数美好记忆的德国小城海德堡，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陌生世界上海，让繁忙的工作淹没那些时时在眼前浮起的记忆。

“我和你的经历、病痛，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病，药物可以暂时帮助你，却不能完全治愈你心灵的创口。即使你现在为他死去活来，他也不可能死而复生，无论你怎样折磨自己都没有意义。你必须拯救自己，为了你的后半生，为了你刚刚满月的孩子。”海根伯格指了指正在襁褓中熟睡的婴儿，“你难道不该为他好好地活下去？”

“我这一辈子，经历过无数坎坷。也许，这都是在还我欠下的情债。人家以命相许，我不曾以命相报；丈夫负情于我，冥冥之中是还报我负情于他。世上的果报真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母亲的感慨，让我窥见一座被泪水淹没的深井。那些泪，不能在颊上流淌，只能默默地淌进心里。

多梦时节一次柏拉图式的初恋，一位痴情儿郎的殒命，成了母亲心头一道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就在母亲过世后的八个月，父亲也与世长辞。父亲至死都不曾知道母亲的秘密。

“慕尔堂”的同窗叶剑秋

在英国领事馆与柔斯·黛见面之后，母亲已下定决心离婚。她问八岁多的儿子：“如果妈妈跟爸爸离婚，你跟啥人走？”

“啥人不结婚，我就跟啥人。”儿子回答了母亲的问话，紧紧咬住了嘴唇。泪水在孩子的眼眶里打转，但他最终没让眼泪流下来。经历过一次次伤害的孩子，在不幸中一点点长大了。

也就在那时，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

仿佛指定的道路上，蓦地惊现一个醒目的警示路标，挡住了去路。离婚的话，腹中的孩子怎么办？那时，外婆已经去世了，母亲唯一的亲人是外公和长她两岁的姐姐陶爱德。

“说她是阿姐，实在靠不住，连个邻居都不如。”小时候就听到过母亲对“蛋店姆妈”的抱怨。也是遵父母之命，爱德姨妈嫁给做果蔬、鸡蛋批发生意的商人余文采。那本是一家殷实的批发行，几代人经营下来，在上海已颇有根基。但这位名叫“文采”的姨夫，跟“文采”不着半毛钱的边际。仗着先人打下的根基，以为钱财会长了腿，源源不断地向他家钱柜里冲，所以整日里昼伏夜出，把时间金钱全都打发在麻将桌和“消魂窟”中。爱德从小喜读书，过目成诵；而且是个“书虫子”，无论什么书，一翻开就手不释卷，恨不得把每页书都嚼碎了吞下去。往往要招呼两三遍，才能把她请上饭桌。吃完饭，碗筷一推，又缩进沙发，翻开了书页。家中的一切，与她无干，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油瓶倒了从不扶。她门门功课考第一，却没有一个朋友，连外婆说起这个女儿都会摇头。阿姐与人交谈，云里雾里，离题万里。言必称三皇五帝，战国春秋，十字军远征，铁血宰相俾斯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她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别人听得昏昏欲睡，她还口若悬河。用今天的话说，智商很高，情商等于零。

妹妹出落得亭亭玉立时，姐姐却被酒瓶底一般厚的近视镜遮住了眼睛。由于高度近视，眼镜后的双目总是眯缝着，为了看得更清楚，脖子总是向前伸，双肩便不由自主地端了起来。媒人们为陶家小女儿踏破了门槛，姐姐却无人问津。不是门可罗雀，是一只可罗的雀也没有。

外公外婆费九牛二虎之力为她寻得一门亲事，她对毫无文采的“文采”嗤之以鼻。父母之命难违，加之自己年龄不饶人，再拖下去，也许下一个还不如这一个，于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嫁入余家。婚后的阿姐有时会来探望妹妹，她一到，总会从三轮车上卸下一大竹筐鸡蛋，陈家的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喊她“蛋店姆妈”。从此，这就成了我们对大姨妈的称呼。

“蛋店姆妈”婚后一连生下六个儿女。虽然她不做家务，可六个孩子也足以令她头脚倒立。她戒了书，跟丈夫一道坐上了麻将桌。青少年时代从书中讨来的梦想，与鸡蛋果蔬批发行老板娘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没学会借酒消愁，学会了在“噼里啪啦”的麻将声中挥霍自己的青春年华。母亲偶尔去看她，总是见到阿姐叼着香烟，趿拉着踩倒了后鞋帮的绣花鞋，跷着脚在麻将桌旁高声大气地有说有笑。

“这样的姐姐，我能跟她请教什么？”母亲总是痛惜地叹着气说：“看到她，我就会想到外国电影里那些夜店里厮混的女人，书读得那么多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那家鸡蛋果蔬批发行很快败落了。“蛋店姆妈”不时叼着香烟，抱着孩子，衣衫不整地跑到陈家来向妹妹借钱。明知她是去赌，母亲却无力改变她。有时手边没有现金，只好摘下项链、戒指塞给她去还赌债。母亲为此痛心疾首，“没办法，就这么一个不争气的阿姐。她一到协和里，我头也胀大了。当着陈家许多人的面，我真塌不起这个台。”

思忖再三，母亲还是决定先找叶剑秋去商量。

母亲在“慕尔堂天主教会女子学校”读书时，同学大多是名门淑女、大家闺秀。学校每学年收学费一百六十银元，所学课程完全由讲英文的外籍嬷嬷讲授。英文为主课，数理化的授课程度很浅显。由于是女校，还附加了手工、家政、音乐、美术等课程。母亲说，对数理化，她没多少兴趣。而其他学科，倒是兴致勃勃，尤其喜欢家政课中的烹调、编织、家居装潢。

洋嬷嬷领来一位插班生。几天前，母亲的同桌恰巧被做煤矿生意的父母接走，转学去了开滦。母亲便和这位肤色黝黑的广东女孩儿成了新同桌。小姑娘名字叫叶剑秋，显得比十五六岁的年纪老成干练得多。母亲说，新同桌虽然肤色有些像马来姑娘，但五官的线条极美。美术课画素描时，嬷嬷一眼看中这位新来的小姑娘，让她侧面坐在美术教室的天窗下，给全班同学做模特儿。嬷嬷说，仅仅正面五官端正不算什么，如果正面和侧面的线条都恰到好处，那才是难得的美。从那以后，叶剑秋有了一个绰号“黑里俏”。直到几十年后，说起叶剑秋，母亲还称赞说：“她的眼睛亮得来，看一眼就忘不掉。大家讲，她的眼睛比嘴巴还要会讲话；用不着开口，只要眼光甩一甩，就会让你明白她要讲什么。多亏学堂里全是女学生，不然，追她的男学生会敲破头哦。”

叶剑秋冰雪聪明，通诗词，会唱昆曲、京戏；念、唱、做、打样样拿得起。在“慕尔堂”的圣诞晚会上，她出其不意地表演了一段《贵妃醉酒》。在满场是小提琴独奏、钢琴四手联弹、“四小天鹅”片断、《第十二夜》片断等洋节目中，实属鹤立鸡群，独出心裁。全校盛传她是一位京剧名伶的女儿，若不是家传的童子功，怎会把虞姬的喜怒哀乐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

叶剑秋对此类传说只付之淡淡一笑，不肯定也不否定。至于自己的家世，她从来三缄其口，讳莫如深。连与她关系密切的同桌陶爱仁，也不知她的来历。

刚入学时，她各科成绩平平，尤其是英语，发音带着浓重的广东腔。课堂上被同学哄笑了几次之后，她的发音有了奇迹般的改变，连嬷嬷都不掩饰对她长足进步的惊喜。每逢周末，她喜欢拖着母亲一起去“大光明”、“天蟾舞台”、“卡尔登大戏院”看好莱坞电影。说起费雯丽、奥黛丽·赫本、克拉拉·盖伯、戈里高力·派克……她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背诵《牡丹亭》、《长生殿》、《贵妃醉酒》里的戏词，她出口成章，如鱼得水。对于在教会学校中长大的女孩子们来说，她称得上是异数。更出人意料的是，她居然是个足球迷，她自豪地告诉母亲：“我的家乡广东梅县，是中国著名的足球之乡。名震亚洲的足球名将李惠堂、谭江柏，都是我们广东同乡。”有叶剑秋的耳濡目染，母亲也成了足球迷。直到六十多岁时，只要电视中有足球赛转播，母亲每场必看，有时她半夜三更坐在床上，抓一条浴巾当披肩，进球时欣喜若狂，输球时扼腕长叹。

母亲说，叶剑秋是个色彩丰富的女子。场面上，她大方得体，温文尔雅，是个贤良温顺的淑女。表演才艺时，她炉火纯青，堪与专业伶人一较高下，她的冰雪聪明，融化在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之中，令人拍案叫绝。可在愤怒时，或观球赛时，她会火山迸发似地大爆粗口，脏话铺天盖地，眸中剑光闪闪，令人难以置信她就是“慕尔堂”那个善解人意、美丽可人的“黑里俏”。

“不过，没有谁见到过她的河东狮吼，我是唯一的一个。”母亲说。

高中毕业时，她忽然请母亲去“新雅”饮茶。那天，她点了满满一桌广东点心，开门见山地对母亲说：“我们同学一场，朝夕相处两年，谁也不知我来自何方。今天，我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是想求你助我一臂之力。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帮助，今生今世不忘还报你的恩情。”

十七岁的陶爱仁惊呆了，傻傻地盯着眼前这个自己认为是了如指掌的同窗好友。听着叶剑秋不疾不徐的描述，母亲觉得是在看一部精彩的好莱坞故事片。谁能相信，在身旁同桌两年的叶剑秋，竟是一名“百乐门”的“Dancing girl”（舞女）！

她对“百乐门”的详尽描述，让从没进过舞场的母亲大开眼界，这才真正相信了眼前的Dancing girl就是与她朝夕相处的叶剑秋。

叶剑秋说，“百乐门”是1932年前建造的，顾联承老板为此投资了整整七十万两白银。舞池的地板下面完全是汽车弹簧支撑，来客起舞时，地板产生强烈震动，还会向各个方向倾斜，这种强烈的刺激，可以让现场的兴奋感达到最高点。这在全上海，甚至全中国都独一无二的。“百乐门”有严格的陪舞制度，经过考核后，陪舞女郎会被颁发“陪舞证”，正式成为他们的“Dancing girl”。最出色的当红陪舞女，收入可达一般公司职员的十倍以上。

“我虽不是Number one(第一名)，可也算是名列前茅的。不然，‘慕尔堂’一年一百六十银元学费，有几个Dancing girl能拿得出？”

“你自己挣钱上学？那你的父母亲呢？”母亲的问题一定让叶剑秋觉得又好笑又好气。

“如果像你那么好福气，我还用得着去当舞女吗？”母亲看到了她双眸中一闪而过的刀光剑影，“我从小被卖到一个‘妈妈’家，不知是父母家贫，还是父母双亡，我横竖是个没爹娘的苦命人。”

因为京戏唱得好，叶剑秋讲得一口地道的京片子。除了能讲流利的英文，她的上海话也让人听不出破绽，广东话当然更不在话下。但每当她需要长篇表述时，宁愿说北京话，因为从小背诵的戏词都是最富表现力的京片子。

母亲这才知道，她从小被卖进一个与“鸩母”没本质区别的“妈妈”家。这位专做女孩儿生意的精明“妈妈”，对严格筛选来的女孩儿进行各种训练：琴棋书画，念唱做打；待人接物的分寸，送往迎来的礼仪，见眼色行事说话的本领……等女孩儿们长成含苞欲放的花蕾时，“妈妈”将她们高价卖给消费得起这种“尤物”的男人。比叶剑秋年长的姐妹们相继卖出去，作了达官贵人的姨太太、巨商富贾的小妾、夜总会的头牌歌星、舞女或交际花。叶剑秋在“妈妈”家里的名字叫叶双红，色艺双馨的意思。读了书，精通才艺的叶双红心高气傲，不甘心从这家“女人精品店”中再一次被出售。在一个已经做舞女的姐妹的帮助下，叶双红在深秋季节里只身逃往上海，并给自己更名“叶剑秋”，“我要让自己成为一柄利剑，披荆斩棘，永不回头。”

十六岁的叶剑秋开始在上海滩闯荡江湖。

作舞女的姐妹借给她一笔钱。她租了个亭子间住下，又在法租界找了个私家舞蹈学校，学习交谊舞、拉丁舞等等。开办舞蹈学校的是个白俄女人，自称是曾经的“俄国公主”。叶剑秋说：“我不管她是‘公主’还是‘公猪’，反正，她的舞跳得真是好！”

白俄女教师对叶剑秋格外青睐，因为她聪明，一点就透，一教就会。不到两个月，不要说什么快四步，慢三步，就是伦巴、恰恰也跳得如行云流水，淋漓酣畅。剩下的一个月时间，“俄国公主”不想退还余下的学费，就教她一些芭蕾的基本功。肤色黝黑的小姑娘不学白天鹅的舞步，偏偏要学跳“黑天鹅”。短短一个月，她把个邪恶妩媚的黑天鹅演绎得入木三分，“俄国公主”甚至想挽留这个姑娘，在她的学校里当舞蹈教师。

叶剑秋婉拒了，“当舞蹈教师才赚几个钱？我要赚大钱。”

听说“百乐门”头牌舞女的身价是公司白领工资的十倍，小姑娘就把目光瞄准了“百乐门”。而且，她顺利通过了考试，拿到了“陪舞证”。她一边往嘴里送着最爱吃的虾饺，一边很开心地告她的同桌：“我离头牌已经不远了。”

“就算成了那里的头牌，赚的钱堆成了山，你就真的开心吗？”

“问得好，陶爱仁！”叶剑秋目光炯炯地盯着母亲，眼睛里闪过一缕剑影刀光，“如果就是为了当个舞厅头牌，我犯得着冒死逃出广东？从‘妈妈’家出来的姐妹，哪个当不得头牌？如果为了赚钱，当姨太太、做小妾，不比当头牌捞钱快？我每夜陪各色各样的男人跳到深更半夜，回到亭子间，还要凑着鬼火一样的灯光做功课，背英文单词。倒到床上，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我多想一觉睡到出太阳，不用去读书，不用去陪舞。可我有那份福气吗？一早，我得咬着牙起床，洗尽铅华，把自己打扮成清纯的‘慕尔堂’女生；我得拼命努力，因为我给自己选了不能回头的路。你们有父母可以靠，我呢？我得靠自己。做Dancing girl，做能多多赚钱的头牌；读‘慕尔堂’，让自己做个优雅的淑女；这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能真正做个自由的人，找到一个能真正值得托付终身的人。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小姐，哪里知道我们这种卖身为奴的女儿有多少痛楚？我偏不信同人不同命，我偏要改改自己的命！”

叶剑秋说的字字句句，都让不谙世事的陶爱仁身心震撼。她的世界里，第一次走进一个有着如此传奇经历的女子。母亲同情她的遭遇，更惊异她的刚毅和心劲儿。小小年纪，夜夜陪舞，门门功课还名列前茅，这要付出怎样的艰辛和努力！但是母亲不明白，自己又能对她有什么帮助？能为她做些什么？

叶剑秋说：“其实，这件事对你家并不太难，对我却是再造之恩。”

她坦言相告，自己在“百乐门”结识了一位叫祖尧的大学生，双双一见钟情。祖尧出身杭州的名门望族，父亲是上海著名的银行家。叶剑秋这个与众不同、个性鲜明的“Dancing girl”，让富家公子祖尧耳目一新，主动对她展开了猛烈攻势。单纯的祖尧是认真的，他真心愿意娶她为妻——“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叶剑秋向母亲说起祖尧对她的海誓山盟，眼中噙着泪花，“别以为我是看中他的门第钱财。到‘妈妈’家来买女孩儿的男人，哪个没有钱财，没有权势？可哪个男人会把买来的女子当人待？我只想找个真心相爱的丈夫，让自己作个名正言顺的妻子，有个和睦温暖的家。可是，祖尧家豪门似海，家法如山，我这种出身的女人，怎么可能跨进祖家的大门?”

“你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呢？”母亲有些急了，说了这么久，她还是不知叶剑秋的意思。

叶剑秋说：“我必须有个体面的家庭，这桩姻缘才有希望。”她想请陶爱仁帮忙，说服一直被称作“陶家姆妈”的外婆去杭州参加她的婚礼。这样，祖尧就可以对他的家人说，新娘从小父母双亡，由姨妈抚养长大，“陶家姆妈”就是叶剑秋的亲姨妈，同窗陶爱仁是她的姨表妹。

母亲一口答应，回到家里就去央求外婆。

母亲从小就是外婆的掌上明珠。大女儿嗜书如命，家中诸事，一律不闻不问，与她无干。小女儿勤快，对父母恭谨顺从，双亲自然对她格外偏袒。听了叶剑秋的故事，心地善良的外婆连连拭泪，“罪过罪过。小小年纪，吃这许多苦头，啥人听了不心痛？去叫她来好了，我一定做她的大阿姨。”

叶剑秋闻讯后，抱着母亲又是哭又是笑，当天就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来磕头跪拜，一口一声“大阿姨”地叫着，外婆被叫得心也融化了。第二天就亲自到“永安公司”挑选了好几套去杭州参加“外甥女”婚礼的昂贵“行头”。外婆说，不要被人家小看了我们娘家人，剑秋是个好人家的女儿。

外婆生了两个女儿后，再也不曾生育。外公求子心切，一连在外面娶了两房姨太太，几年下来，不仅没有生下儿子，连女儿都没见个影子。外公为此很郁闷，两位不争气的小妾让他在妻女面前很失颜面，他除了为家人提供足够的银子，其他家事基本不闻不问，大多时间都消磨在姨太太那里。所以，去杭州参加叶剑秋婚礼一事，外公一无所知。

“大阿姨”和“表妹”陶爱仁真的代表娘家人，去杭州参加了“表姐”叶剑秋的婚礼。“表妹”陶爱仁还做了叶剑秋的傧相。

婚礼当天，新嫁娘身着洁白婚纱，在傧相的搀扶下，如出水芙蓉，缓缓走下礼车。就在那一霎间，傧相听到新娘低低的、近乎绝望的耳语：“爱仁，触煞霉头了！我的高跟鞋后跟断掉了，没有办法走路了！”

母亲搀紧她的臂膀，不动声色地轻声安慰道：“不要紧，我搀紧你，你翘起脚跟走，走慢一点就好了。”

整场婚礼叶剑秋魂不守舍，犹如被霜雪摧毁的花蕾，再也无法绽放。只有母亲看得出她打着精神强颜欢笑，看得出她明亮双眸中那一片抹不去的阴云。她不住喃喃地对母亲重复着：“触霉头，触煞霉头了……”

“今朝是啥日子？哪能可以反反复复讲这种话？不吉利的话，一句也不要再讲！”母亲几乎用警告的口吻劝诫她之后，新娘总算安静一些。

蜜月像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越是绽放得华光四射，就越是离凋谢不远了。

叶剑秋终于如愿以偿，住进了在愚园路上带花园的别墅，枕边是两情相悦的如意郎君，她走进了灰姑娘嫁给王子的神话世界。其实，任何童话都只在大团圆开始的乐声中戛然而止；没有人知道，也许尾随喜剧的就是悲剧。假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真的喜结连理，又焉知日后会不会因为审美疲劳而纷争迭起？卓文君和心上人一波三折地结为夫妻，司马相如后来还不是朝鸡暮犬，覆雨翻云？

大学毕业后的祖尧进入了父亲的银行，三年后子承父业。位高权重的祖尧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单纯的大学生，家庭生活中的叶剑秋中也不可能永远带着淑女的面具。两人有冲突时，叶剑秋从生长环境中带来的“胎痕”不免暴露无遗。妻子愤怒时，粗话如机枪扫射，祖尧嗤之以鼻，终于放出“门不当户不对就上不得一条船”的狠话。这对自尊心很强的叶剑秋无疑是戳中了心口。

一个从巴黎留学归来的清丽女子飘然而至，那是祖家一位世交的千金。名门闺秀与生俱来的端庄典雅，宁静淡定，都令祖尧赏心悦目。没有多久，祖尧便当机立断，向叶剑秋发出离婚通牒。离婚条件倒也算爽气——价码是留给叶剑秋一百根金条，外加愚园路的花园别墅和一辆“别克”牌轿车。

母亲去安慰悲痛欲绝的“表姐”，叶剑秋正在帮丈夫收拾离家后的行装。她一件件地叠起丈夫的西装西裤、衬衣领带、内裤内衣，又仔仔细细地把每件衣物放进一只只皮箱里，泪水噼里啪啦地滚落在祖尧的衣服上。母亲默默站在一旁，想过去帮把手，被她摆手制止了。合上最后一只皮箱盖时，她猛地捂住脸，久久地无语凝噎。忽然，她如一只发狂的雌兽般咆哮起来，一刹间电闪雷鸣，飞沙走石。一只只皮箱被打开，衬衣、领带、内衣内裤被一古脑儿掀翻在地，又飞上屋顶；灯罩被皮带上的金属环击中，碎玻璃溅了满地。不知她从哪儿抄来一把剪刀，向着祖尧的衣服、箱子戳去、剪去……一转眼功夫，屋子里成了尸横遍野的战争废墟。蓬头垢面、满脸泪痕的叶剑秋伏在满目狼藉的床上嚎啕大哭。

母亲上前抱住她，哭着劝她说：何苦呢？你把它们烧成灰，他也不会回头了。好说好散，大家以后还可以有来往，毕竟夫妻一场。你这样做，真是扯破面皮了，今后一点余地也没有了。

叶剑秋愣住了，慢慢安静下来，呆呆地立在一堆破衣烂衫之中，久久地望着母亲，目光呆滞，面容漠然，似乎魂魄早已飞出身外。她凭借顽强坚毅的性格魅力追求到了幸福，又以放纵情绪的弱点让幸福的堤岸一点点地崩溃瓦解。

后来，她对母亲说：命中八尺，难求一丈。我生来就是叶双红，偏偏改名叶剑秋。改得了名，改不了命。一心想嫁个白头偕老的丈夫，恩恩爱爱、平平常常地过一辈子，此生也满足了。想不到我从广东逃到上海，从举目无亲的孤儿，变成陶家姆妈的“外甥女”；从“百乐门”的陪舞女，变成祖家的豪门儿媳……哪知我就是七十二变，也逃不出如来的掌心。叶剑秋离婚后的日子，与“妈妈”家出来的姐妹们大同小异。她在祖尧留下的豪宅里开Party，办沙龙，家中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五天一个堂会，十天一场舞会。她日日周旋于一群巨商富贾、名媛贵妇之间，锦袖翩翩，蛾眉宛转，往日祖尧的那些关系，都挽在了她的石榴裙上。

母亲对此大惑不解。手里攥着一百根金条，一辈子也吃不完用不尽，何苦费尽心思跟那些红男绿女周旋？

“你当我喜欢那些臭皮囊？当我是买醉贪欢？‘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叶剑秋的纤手做出兰花指，用昆曲道白向母亲念道，“从今后，奴愚痴不再，‘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君不见，人情险恶，浊浪滔天。我叶剑秋素手纤纤，也偏要拨云覆雨，搅他个天摇地翻！”

母亲还是弄不懂她到底要做什么。

叶剑秋说，她要做股票，赚钞票，要让那些有钱有势的男人为她所用。女人有钞票才有底气，不然就给臭男人拎来掼去，连块龌龊抹布都不如！靠爹娘，靠丈夫，全不如靠自己。一百根金条是死水，赚进来的钱是活水，为什么不趁现在尚是花容月貌，以钱生钱呢？

从此，叶剑秋不仅自己做股票，还带上母亲一起做。她客厅里那些酒友、票友、牌友，不仅个个都是棉纱大王、地产大鳄、金融巨头，还都是股票期货交易的里手。

位于现在上海四川中路和延安东路口“联谊大厦”附近有一座半圆形楼房，就是当年拥有一百零二个席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西风东渐。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开始兴办民族工业，出现了一批股份制企业。企业股票、债券业应运而生，证券市场破茧而出。光绪末年，即1891年，上海外商经纪人组织了“上海股份公所”和“上海众业公所”，专门买卖外国企业股票、中国政府金币公债、外国在华机构发行的债券、南洋橡胶股票等。1930年代的老上海证券交易所，不仅有证券交易，还做棉花、黄金等物品交易及“期限交易”——即如今的“期货交易”。

叶剑秋家中的各路股票高手，并不亲自当操盘手。那时虽没有电脑，他们就靠着纽约、伦敦、香港的长途电话掌控信息，然后指挥证券交易市场的“红马甲（交易员）”买进卖出。叶剑秋指导母亲说，他们叫我们买什么就买什么，让我们抛什么就抛什么。赚了，他们拿百分之十。

“赔了呢？”对此一无所知的母亲问道。

“赔了就哑子吃黄连。做啥生意没有风险？天下哪有只赚不赔的生意？”“表姐”拍拍“表妹”的手，“其实，人家也不在乎你这点绿豆芝麻，可这是商场上的规矩。照规矩做事情才能天长地久。再说，你爹爹还有两房姨太太，将来家产落在谁手里讲不定的。老公去了英国，你好意思向娘家伸手，还是好意思向公婆讨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万一陈家大少爷变成第二个祖尧，他拿得出一百根金条吗？男人里有几个家财万贯的祖尧？如果你老公拿不出钱，你能杀他还是剐他？真有个风吹草动，手里那几个陪嫁钱，够你和儿子活几年？”

一语警醒梦中人。叶剑秋一番话，说得母亲脸上阵阵发热，后背倏倏发寒。叶剑秋说：“我是把你当亲姐妹，才会说得这样戳痛人。在‘慕尔堂’念书时，一心一意想要一份真情；现在知道，天下最靠不住的就是情字。”

从那天起，母亲破釜沉舟，把自己的陪嫁钱，几乎都交给了叶剑秋，由她一手经营操办。母亲说，就照你讲的办。赚了大家分，赔了我命中注定。

此后母亲赚了钱，帮忙助力的一成，叶剑秋一成。父亲在英国读书的几年时间里，叶剑秋一丝不苟地经营管理着母亲的陪嫁钱，仗着她里里外外的人脉，仗着她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母亲的陪嫁钱已比本钱翻了数倍。

叶剑秋又指点母亲把每一笔赚来的钱都买成金条或钻戒。她说钞票跟男人一样靠不住，通货膨胀起来钞票就是草纸，只有金子和钻石才是硬通货。母亲遵照她的意思办了，数年下来，居然攒下一大盒各式各样的首饰。1957年父亲成为右派，工资被减去一半，母亲那些金条钻戒，帮一家人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

母亲去找叶剑秋讨主意，商量自己的离婚大计。

叶剑秋听了母亲在外滩英国领事馆和父亲、柔斯·黛见面的事，点着母亲的鼻子暴跳如雷：这个赤佬，浮尸！儿子刚落地，他拍拍屁股到英国去了。你把儿子养到八岁，他一回来就要休妻，他以为离婚就是上嘴唇碰下嘴唇，一句话就算数？睡扁头了！离婚也要有本钱，让他拿金条来！拿得出就放他一马，拿不出就叫他闭嘴。称心如意是要付钞票的，他这个瘪三付得起吗？！其实，拿不出也不用怕，不过吓吓他罢了，杀杀他和番婆（广东一带对洋女人的蔑称）的威风。多亏早就留了一手，这些年赚的钱，若是过平常人的日子，也够你和儿子一辈子用了。男人有啥了不起？女人自己过更自由快活。你看我，离了祖尧不也活得好好的？

母亲说，我已经横下心，离了拉倒。不过，我现在又有了，你要帮我去打胎。

“什么，又有了？！”叶剑秋的黑眼睛瞪得像铜铃，“杀胚！畜生！蛮会享福嘛，两个女人服侍他！他要像祖尧那么有钞票，家里是不是要学紫禁城，养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啊？”

母亲说了父亲返沪当晚的情形，叶剑秋不住地摇头叹息：都是命，再强拗不过命啊！不过，打不得胎的，那就是杀生嘛，那就是把一条小命千刀万剐呀！作孽作孽，要不得！

“一个衍庆已经受够了没有爹爹的委屈，再生第二个，不是害他（她）么？”母亲回答。

“把我当爹爹好了。我跟你一起把两个孩子养大。”她笑着说，“你再生十个我也养得起，只要我叶剑秋有一口饭吃，就饿不着你母子三个。让他放马过来，还有我呢——外加一大群有钱有势的狐朋狗友，别怕！”

从叶剑秋家回来的第二天，那位荣老太太就来了电话。她听叶剑秋在牌桌上讲了母亲要离婚的事。

荣太太在电话中说：“千万不要离婚。英国女人在中国住不长久的，中国局势这样动荡，兵荒马乱的，外国人怎么吃得消？你没离婚，和叶剑秋是平等的；真的离了婚，你带着孩子，又没有她的交际花本事，还不是要处处求她，依附她？任何人交往，大多是远香近臭。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饴。平等才做得成朋友，一旦依附于人，就成了主仆。凭你在‘慕尔堂’读过那么多年书，能忍受低人一等的日子吗？丈夫那儿的委屈，只要忍一时，男人早晚会收心回家的。依附于他人的委屈，要忍一辈子，那叫万劫不复。”

荣老太太的话，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话虽不多，却如醍醐灌顶。

内心纠结不堪的母亲不得不去找外公商量。

（未完待续）

达理，作家，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多少往事烟雨中》、《新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