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殿庙宇为何多是红墙黄瓦

元旦和春节曾为同一天

元旦与春节在上古时是两个不同的节日。

元旦的古意是一年之始，一日之晨。相传五帝时期，颛顼以正月为元，初一为旦。在此基础上，夏朝创始了夏历，俗称农历（阴历），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到了商周秦三代，各代均推崇本朝，将元旦日期从正月初一依次前移至十二月初一、十一月初一和十月初一。直到汉武帝时，根据人们长期的天文观察记录，才又恢复了孟春月的第一天即正月初一为元旦。而我国古代的春节，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日”，汉武帝又将农历的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自此，元旦和春节方为同一天。一直延续到清末。

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并使用了“公元纪年法”，才正式将公元1月1日定为“元旦”，夏历的正月初一为“春节”。

由于世界各国和民族的历法、宗教信仰及季节气候的不同，元旦在国外并非都是公历1月1日。例如：居住在北极寒带的爱斯基摩人，把当地第一次下大雪的日子，称为“雪花元旦”；印度尼西亚的凯拉比邦族人，将一年中候鸟最早飞来的日子，称作“候鸟元旦”。更为有趣的是，非洲的乌干达，是以雨季的到来为标记确定“元旦”的。

宫殿庙宇为何多是红墙黄瓦

无论是帝王的住所，还是佛门净地，其建筑大多是红墙黄瓦。这是为什么呢？

历史学家认为，黄色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尊贵的色彩，因为黄色在五行学说里代表中央方位（中央属土，土为黄色）。在唐代，黄色就已被规定为代表皇室的色彩。到了宋朝，封建帝王的皇宫开始采用黄色的琉璃瓦顶。至明、清两代，便明文规定只有皇帝之宫室、陵墓建筑及奉旨兴建的寺庙才准许使用黄色琉璃瓦，其他建筑一律不得擅用，而亲王、郡王等贵族的住宅只能用绿色盖顶。由此可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何等的森严。

红色在我国被视为一种美满、喜庆的色彩，意味着庄严、幸福和富贵。在周代，宫殿建筑上普遍采用了红色，并一直流传下来。

可见，由于封建帝王的宫殿是最高统治者的活动场所，必须处处显示皇帝的“至高无上”和“尊贵富有”，所以，其宫殿建筑大多采用红砖黄瓦。

寺庙代表佛国世界，也属于尊贵之列，所以它在建筑式样上多采用宫殿的式样，在用色上其围墙也多用红色或红黄色。

“镀金”最早讽刺的谁

“镀金”的本意是指附金于金属表面，后多引喻某人为了虚名而到某地进行所谓的深造或锻炼。那么，谁最早用“镀金”一词讽刺他人呢？这个被讽刺的对象又是谁呢？

其实，这个典故援引于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及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

唐代诗人李绅（772-846）镇守扬州时，有一年初春大雪时举办盛宴，邀请唐代诗人章孝标（791-873）赴宴。章孝标颇有才气，但几次科考皆名落孙山，席间，李绅请他以“春雪”命名赋诗。章孝标要来纸笔稍加思索挥笔而就：“六出花飞处处飘，粘窗著砌上寒条。朱门到晓难盈尺，尽是三军喜气消。”李绅读罢大为称赏，劝章孝标不必灰心，继续苦读应试。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章孝标果然进士及第，授校书郎。衣锦还乡之前，他在长安写了一首诗寄给李绅：“及第全胜十政官，金鞍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 李绅从诗中看到章孝标小成即满的肚量和傲气十足的气派，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一下，于是写了一首《答章孝标》作为回复：“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年长安方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章孝标见诗大为羞愧。

足见，唐代的李绅乃借用“镀金”一词来嘲讽章孝标的骄傲自满、肆意炫耀、华而不实。后人亦把“镀金”一词暗含讽刺的用意保留至今。

齐白石发明“烤”字

20世纪30年代初，“清真烤肉苑”饭馆的老板恭请大书画家齐白石给饭馆写字号。齐白石拿起笔，却不知写哪个字好。

什么原因呢？齐白石查了几部字典，只有“考”“烘”等字，觉得都不确切。他沉思良久，才说：“烤肉要用火，那就用火字旁，加上会考的‘考字，取其音，不就成了吗？”于是，他就提笔写了一个遒（qiú）劲的“烤”字。写完之后，又在下面缀了一行小字：钟鼎本无此烤字，此是齐璜（齐白石名）杜撰。

这个字造得很有道理，用在此处意义也很恰当，从此以后，“烤”字就被广泛使用，各种字典也都收录了它。

夫妻为何称“两口子”

“两口子”的叫法，如今虽然十分普遍，而约定俗成，才不过百余年光景。有民俗学家考证，“两口子”的说辞，出自晚清《燕京杂录》里的一则笔记：两位府衙录簿，挣得同样薪水，一个单身，另一个新娶了妻子，这光棍汉情愿把自己的一半工资，赠与同事花费，附有字条写道：些许碎银钱，笑纳勿推辞；我只单口汉，君乃两口子。“子”在旧时兼称男女，意即“你们两个人”，由之，两口子不再泛指随便的两口人，成为夫妻俩的确指。

另有典故：古时山东才子张继贤，偶然与恶少妻子曾素箴相识，二人一见钟情，夜夜往来。后来，曾素箴的丈夫酗酒死亡，曾被其婆家告上县衙，被判死罪，押往京城。乾隆阅案时发现张继贤的供状文笔不凡，随即恩准将其二人发配到卧虎口与黑风口，人们便用“两口子”来代指“夫妻俩”。

古人睡觉名堂多

睡眠之法，自古就有人研究、探讨。以明末清初大医家曹庭栋总结得尤为系统，其“操、纵二法”更为人们所推崇。“操”则须先“贯想头顶”（意念领先），而后“默数鼻息”（用鼻子呼吸，并默记其次数），然后再“返观丹田”（再把意念收回到自己的丹田中来）。如此反复多次，便可使“心有着落，得不分驰”，渐渐进入梦乡。“纵”则与“操”相反，“任其心，游思于杳渺，无朕之区”（即遥远、无垠、不着边际的地方），甚至于忘却自己，亦能渐入朦胧睡境之中。

上述两种睡眠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都不能“操”之过急，“纵”之不当，最重要的是要心静，忘己。所以古之“寤、寐”有别：“神栖于目谓之寤；神栖于心始为寐”。只有“心”与“神”相会，才能真正入睡。

睡眠姿势古人也相当讲究。《希夷睡诀》提倡：右侧卧，则屈右足；屈右臂，以手承头；伸左足，以手置于股间。左侧卧，与前相悖。佛门规定右侧卧，名之曰“吉祥睡”，也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人的心脏在左侧，如果左侧卧则可能压迫心脏。

至于睡的方向，则众说纷纭。有权威的《礼记？玉藻》要求“恒东首”，即一年四季均头向东睡。据说是日出东方。“恒东首”是“面生气而卧”于人体有益。但是《保生心鉴》则提出：春、夏“首宜向东”，秋、冬“首宜向西”。如果东西没床，则“以南首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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