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社会监督员制度不如建独立的招生委员会

■熊丙奇

中国人民大学将首次推行本科生招生社会监督员制度。社会监督员由学校公开向社会征选，或由学校本科生招生工作委员会推荐产生，社会监督员任期2年，有权听取学校本科生招生工作情况汇报，随时抽查学校本科招生工作执行情况，并巡视学校特殊类型考试或网上录取现场。

人民大学建立社会监督员制度，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尽力挽回此前学校招生腐败案的影响，以此促进招生公开、公正。然而，从社会监督员产生的机制看，这一制度恐难有效起到监督作用，真要促进招生公开透明，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组建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学校招生标准，并监督其公开透明实施。

社会监督员表面上是来自社会，也是独立的，可是，人大的社会监督员是要由校方聘任的，这种聘任关系，决定社会监督员并不独立，甚至有可能成为新的招生利益共同体。哪些人可以获得聘任，学校事先必然要筛选，筛选的结果，很可能是配合学校工作的社会人士。获得聘任者，在招生过程中，就是发现问题，能否不受任何约束地向社会公众公开，不得而知——社会监督员，不是由社会公众选举产生，当然不必对公众负责，而只会对聘任其的大学负责。更重要的是，招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教育事务，社会监督员监督，很可能是隔靴搔痒。

近年来，我国一些政府机关、事业机构，为回应公众的质疑，都采取了建立社会监督员制度的方式。可实践表明，由被监督机构主导的所谓社会监督员制度的形式大于内容，有的社会监督员，获聘之后并不积极履责，还和被监督的部门有直接的利益往来，让这一制度说不清道不明。

其实，大学如果要真正做到招生信息公开透明，有三种现实途径，一是主动将所有招生过程公开，严格执行教育部门规定的“十公开”公开所有招生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二是推进学校内部管理改革，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权，明确学校行政领导不得干涉招生过程，招生事务由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才是治本的防止招生腐败的举措。三是发挥现有人大代表的质询、监督作用，全国人大的教育专门委员会的代表，负责监督全国重点大学；地方人大的教育专门委员会的代表，负责监督地方高校；已有民意代表不发挥监督作用，再建立社会监督员制度，说好听一点是重视，说得不好听就是重复建设、摆设。

不从根本上建立遏制腐败的管理制度，而只是做一些形式上的文章，大学的招生很难确立社会公信力。学校应该把精力集中到校内治理制度改革上，真正建立遏制权力干涉招生的机制，而不是做欢迎社会监督的表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