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纪念

纪念不是为了仇恨，因为仇恨最终会走向战争。我们需要的是以史为鉴，为的是面向未来——面向和平的、发展的未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月25日下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这表明中国将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并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制造了屠城30万人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遭受了惨重破坏。

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也不应该忘记，我们纪念它，是为了让每一个死难者的灵魂得到安息。关于纪念日日期的确定，草案延续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国务院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指出，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铁证如山，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纪念不是为了仇恨，因为仇恨最终会走向战争。我们需要的是以史为鉴，为的是面向未来——面向和平的、发展的未来。

对于我们的这个重要邻国，我们有着太多的熟知与不知，了解与不解。2005年，因为日本审定修改教科书事件，导致了中日与韩日之间的关系紧张，并引发了一系列风波。在2005年出刊的第14期，本刊做了题为《日本为何难以道歉》的封面报道。

当年，我们试图寻找这样一个答案：为什么日本人就不能像德国那样彻底地与那段罪恶的历史划清界限？不仅仅是中国，所有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为本刊撰文表示：这里面有日本文化自身的原因——自由民主思想对于日本始终是“外来”的，难以在精神上融入日本文化，所以日本没有从内心清除军国主义的动力；这里面还有国际社会的原因——由于战后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的美国改变了对日策略，使日本失去了彻底与军国主义告别的机会。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两国的交往也是蜜月与麻烦相伴，战争与和平相随。不同的历史阶段，两国曾互相为师，但这两个国家又从来不曾真正用心读懂对方。尤其是当民粹泛滥的时候，理智总是被情绪所左右，政治家的技巧就显得苍白无力。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长达20多年的失落年代，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日本的右倾化趋势。而现在二三十岁的日本年轻人，自他们有记忆起，就没有看到过日本经济的振兴，于是，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出现了“穿西服的网络右翼”，这股新兴的力量与日本政坛的右翼圈上下呼应，导致一方面他们容易被一些表象左右自己的情绪，另一方面，他们的一举一动又让邻国不安。相互的不安感如泛滥的涟漪，带来了更多的紧张感。

而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导致中国国力的整体上升，又增加了日本的不安全感。这对于日本国民来说，是一种来自内外的双重刺激。

不可否认，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但一个良性的竞争是合作中的竞争，而不是紧张对峙。

69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战争。这次中国要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并确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要使国家层面的纪念活动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是为了不要忘却——勿忘国耻，牢记牺牲，安放灵魂。纪念日和公祭日的设立是把民族记忆制度化的尝试，这其中不仅仅体现了国家层面对牺牲者的怀念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也是一种凝聚民族精神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