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耶稣逗笑的日子

王童

就在我把它捡起来抬首的一刹那，几乎就贴在我眼前的一截玉臂使我的心惊悸地跳了一下，随之就产生了一股伴随着头皮发麻的骚动。以致若干年后，我仍忘不了那只拨动我心弦的胳膊。

一

4月16日是我的生日，也许还是一些什么别人的生日吧！在这一天，我没有奶油蛋糕，也没有生日贺卡与蜡烛。我是在孤独和冷清中挨到晚上的——随便到小馆吃碗牛肉面，就着冷拼喝两瓶啤酒饕餮一番也就算打发了。然而，就在这一天，我的内心里却产生了许多年后我都难以解释清楚的微妙的变化。

吃牛肉面中，我听邻座的人在议论西德（那时两德还没统一）的某个话剧团来演出话剧《屠夫》。看过的人都说特棒，没看过的人也说特棒。他们这样一传我也就信了。因我知道他们有著名的布莱希特和马克思。于是就在那天饭后的傍晚，沿着美术馆后街向首都剧场举步。我没有票，我只想去碰碰运气。

黄昏时分，阳光还没有从美术馆建筑后面的天空隐去，也就衬着它那起伏的顶端像山脊一样奔流着曲线。随着光线的收缩，朦胧青蓝的天际上隐现出一两颗不甚分明的星星。路角上两盏相距很远的路灯此时也孤零零地亮了。于是你就会觉得整个天穹仿佛是靠着这两盏带柱的路灯来支撑的了。我从这支撑点的某一点走向另一点，走的当中，经常会下意识地抬头向上张望一番。此时，由于光线已全部被吸去，天空就变得深邃无边了。

我来到剧院门口，想试试我的运气。过去，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常有这种举动，无论是在火车站还是在剧院门口。有票的人三三两两地从我身旁鱼贯而过，有的显出志得意满的神情，有的则带着一脸的思索，也有的在放声大笑。单身汉在左顾右盼，情侣们则勾肩搭背。当你把手伸到他们面前问：“有富余票没？”他们或是摇摇头，或是显出一脸的不耐烦，用腰部躲闪一下，脚划了一个弧线，急步而去。当然，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这样。这就是权利。权利可能就是你有我没有，而且我还要向你乞讨。在等待中，擦身而过的女士们各种各样的面孔，以及从那里飘散来的各异的香味，使你感到如沐春风的陶醉。这时候，有票没票都无所谓了，只要那股气味伴随着那一张张面容不停地闪现，这种等待也就成了一种性欣赏般的享受。

过了个把钟头，开演的时间到了。看戏的与购富余票的也全都着急起来，有运气好的好不容易抢到一张，便雀跃地向里跑。

终于，有两个赴约来晚的女士或男士在抱怨声中双双一溜小跑地循阶冲进剧院。也有的无可奈何地把票卖给了蜂拥而上的蹭票人。

我的运气真差，一张票也没蹭到，倒是一位穿着黑绒外套，敞着白脖颈、下颔圆润的女士竟以为我是在等人，眨着她的大眼睛期待地看着我说：“别等了，时间到了，我们一起进去吧！”老实说，当时我真恨我没有这样施舍的权利，在这样漂亮诱人的异性面前我竟连一丝献殷勤、讨好的权利都被剥夺。她失望地离开了，我亦失望地垂下了头。我昏昏然跟着她的背影走到路灯下，在那散乱的树影里徜徉着。树影像一张网过滤着暗红色的灯光，我下意识地观察起了那可构成某些画意的树影，有的像云，有的像袅袅飘起的烟，也有的像女人的长发。看着看着，我又不知不觉地踱回到了剧院门口。此时，这里已阒无一人。剧院海报橱窗的玻璃掠着街道的亮面，并时而让过往车辆给划破。盈尺之遥的剧院门口，两个守门人比比划划地说笑着，并不时用好奇的目光向我打量着。我猜着他们也许会想这个傻冒还等什么，真肉、真木。我终于意识到我受到他人目光的歧视时，便很快地想逃开这里。然而，就在这同时，随着剧院里侧大门的“吱扭”声，一个脱去外套、露着膀子，并将外套搭在胳膊肘上的七尺大汉从里面闯了出来，边走嘴里面边嘟囔着：“没劲，说的什么呀？看都看不懂。”掠过我身边时，主动把半截票递到我眼前：“看不？不看，我就扔了。”“演了多长时间？”“上半场刚演完。”

就这样，我在最后的时刻寻到了一张节目单和票，我进了剧场，摸上了二楼，找到了靠边挨墙的5排23号。我喘了口气，靠在椅背上，从扶手拿起同声传译的耳机塞进耳朵眼，里面就传来英若诚口译的声音。剧情是讲一户屠夫所经历的纳粹时代。这剧如果在今天上演，或许也不会那么轰动，可在当时，一切都是新鲜的，看过后，不管是不是行家，人们都会煞有介事地说“好！不错，看人家。”不过，对我来说，印象颇深的便是，耳机里的同声传译不像通常反映二战影片里德军军官行举手礼喊的“嗨——希特勒”那样，而是“希特勒万岁！”一时间，我听上去还很不习惯，总觉得还是“嗨—— 希特勒”更贴切、更像那么回事、更带劲。

看戏（确切地说是听戏）当中，我用余光扫了扫周围的观众，想看看他们的反应，当我把目光在剧场里旋转 一圈后，手中的节目单不经意地滑落到地上。就在我把它捡起来抬首的一刹那，几乎就贴在我眼前的一截玉臂使我的心惊悸地跳了一下，随之就产生了一股伴随着头皮发麻的骚动。以致若干年后，我仍忘不了那只拨动我心弦的胳膊。那是坐在前排座位上松松脱脱，随随便便挂在椅背上的一只女人的胳膊，这胳膊从一粉色碎花衬衣随意向上挽起的袖口脱出来，像是一截被削去皮垂挂在那里的蛇瓜。搭过胳膊的女人头正靠在她旁侧男友的肩上，时而又欠了欠身，说几句我听不清的悄悄话。那胳膊好像是有一股电流通过了我的心脏，我的呼吸不由自主地短促起来，嘴巴唾液的分泌使其非常干燥。我解开衣领，不停地喘着粗气，脑门上也渗出了汗珠。在女人胳膊攫住我全部注意力的同时，舞台上发生的事似乎离我远去，又似乎与上面的人物融为一体，变成了一个古怪女人肢体的一 部分。我开始仔细观察起这只胳膊来，这胳膊在墙壁壁灯的光晕下显得白净、细腻，并膨胀着一股吸附着的光膜， 在其皮肤下还隐约可见一些纤维样的血管四下延伸着。胳膊的背面略显一些网状的小汗毛孔，里面挤出细绒一 样的纤毛，胳膊的内侧则是柔嫩光洁的，臂腕那里两条褶纹以及由此撑出的一个椭圆形的鱼状体就构成了一条恍如透明般的软体，软体尽头的手指时而拳在一起，时而又放松开来，柔荑般的手型，月白样的指甲上泛着贝壳似的光泽。我盯着这胳膊和这手，几乎是在强忍住胸中的欲念，才没有去抚摸它一把。而这时我脑子里却产生了急于要见见有着这样一条胳膊的女人的念头。我故意咳嗽了一下，女人和她的男友都漫不经心地回头看了我一眼，并显出不耐烦的样子。他们全然都没发觉我眼睛里此刻燃烧的欲火。在不甚分明的光线中女人的面孔并不像她的胳膊那么引人注目：略有些青春痘的双颊挤着一双眼白有些发青的眼睛，她男友的脸则是没有棱角的，像“面首”一般。戏剧尾声当一辆和真坦克那么大小的坦克模型在轰鸣声中开上舞台上时，观众发出了一片惊叹声。然而，对我来说，巨型坦克的冲击仿佛是被那只胳膊推上来的。

二

看完话剧离寒露还有几天的某日，我出差去外省一个中型城市。我在深秋时分乘公共汽车去办一件可办也可不办的事，当我从车门口下来，由于车速的引力，路面上的落叶就翻滚着稀里哗啦地向前奔跑着，并有一些沾在我的脚面上，我就蹚着这落叶任其在脚下发出碎裂的声音向路边走去。这时，我发现了在邮局对面，在食品店旁侧挤着的那爿名为“星星书屋”的小书店。时间还早，不如去那里逛逛吧！逛书店是我的一个嗜好。虽然现今许多书价已到了天文数字，但逛一逛、翻一翻也多少会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我踱进了书店，我在《莎士比亚全集》、《辞海》和《素菜大全》、《史丰收速算法》的书脊前游目骋怀。当我把目光移向文学专柜时，无意间我似乎又被某个焦点夺去了瞳孔反射。是书架上的《李渔全集》抑或是在这之前左右晃动的女店员的头。当女店员的眼神和我从《李渔全集》聚精过来的视点碰到一起时，我惊诧了一下，那似曾相识的面容上的眼眶里的晶体也略微凝固了片刻，但转瞬就又挪向了侧面。我亦躲藏般地垂目到了玻璃柜台的镜面上。当我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正好与她的侧面打了个照面，她侧面的线条就柔和地勾画出了长有浅点雀斑的脸。用大众的标准来衡量，她或许不是那种漂亮的人儿：嘴巴有些过大，下巴有些过宽，眼睑略有些下坠的眼睛里滚动着环状分明、眼白淡青的眼球。耳垂那里嵌着水晶一样的圆点耳饰。她将一本书扔给一个顾客，转过脸来，其正面恰巧就落在我正在打量她的视网里。她稍微迟疑了一下问我：“你需要哪本书？”“啊，没什么，”我有些慌乱地回答，“我随便看看。”说话间，我就用手捋着玻璃书柜镀铬角铁的边沿向另一侧环顾而去。

结果那天，说不出是为什么，也许是不想使对方失望的缘故，我还是买了一本我早已存有的法拉奇著的《风云人物采访录》。回到住所，我躺在床上胡乱翻了一通书，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那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和那只胳膊交织在我的梦魇中。第二天清晨，我从枕头上睁开眼睛，转过头，盯着天花板思维清爽时，才猛然从记忆反应里记起了那只曾让我失魂落魄的胳膊，她那一闪而过的容貌也就越发清晰起来。我不明白我为何又在这样的境遇里见到了她。剧院里散场时那不甚分明的五官此时为何又有如此大的反差呢？

这样，在此地出差的一个半月中，办完公务后，有事没事，隔三差五我就要鬼使神差地乘八九站公共汽车到“星星书屋”来遛一遭。有几次我如愿以偿——她的目光就在柜台的彼侧迎接着我。于是我就努力想寻找到那只胳膊，但它已被一件黑白相间的毛衣袖子给遮住了。虽有几次她由于换班我扑了空——柜台的彼侧就站着了另一个瘦弱单薄、脸上有一块黑迹的女人。这女人好像窥破了我心中某种隐私，总用凶巴巴的小眼睛瞪着我。

从这以后，每有到该城市出差的机会，不管时间有多短，我都要挤出一点到这里来感受感受她的存在。斗转星移，在不知不觉中，对这种奇遇的追索与体验竟在我和她之间延续了若干时光。说来也怪，在这若干时光中，除了眉来眼去外，我们竟然连个像样的招呼都没打过，大概是我们彼此间谁都不想打破这相互审视的缘故，不愿把那泓春水吹皱。而在这时光荏苒中，我发现我竟在无意识中观察到了一个女人的人生烙印，尽管这烙印多少有点平淡：从少女到少妇到风韵犹存的季节。她的变化也在或快或慢地凸现着：头发先是梳成一个留着刘海并在耳轮那儿打个弯儿的运动式，转年又换成披肩大花的烫发，后又扎成马尾松，再后便向上盘了起来。这不停变幻的发式衬着她的容颜逐年给了我一个多棱镜般的转动。转动中随着时光的折射，有的影像渐显岁月磨砂的痕迹，有的又恍如让你觉得比往昔更年轻、更漂亮、也更有风韵。在此交错中，变化显著的是她的身材逐渐胖了起来，越是有了年头，下巴就越丰满，胸脯也越来越浑圆丰硕。当她穿上一件紧身衣或是将衬衫束在裙带里，其上身就会撑出数条向腰部抻去的斜褶，斜褶的上部就箍出了耸凸的弧线。有一年夏天，她走出柜台到收款台去结账，屋内电风扇吹着她后面带衩口的裙翼，紧贴在她撅在那里向两边摊得很开的臀部上，中间的凹洼处和里面的短裤都依稀可见，裙子衩口和肉色丝袜之间露出了羊脂似的腿腕……衔接在此腰身上的玉臂就从黑色紧身背心的肩肘处脱了出来。由于黑色呢绒的衬映，那胳膊就越发显得白胖白胖的，以致从这雪臂上隐现出牛痘接种的疤痕都扩张成了一个灼人欲望的圈点。由此我又一次体验到了那让人呼吸短促、难以自制的情感。而这从上次在剧院里邂逅至今，好像整整过了一个世纪似的……

这些年中，我记不清从她手中买了多少本书，那些书大多都是看都没来得及看就插到了书架上，但每一本都可能沾上了她的某种感应，于是，我翻着这些书页就想象着抚摸到了她柔皙的胳膊，我的内心情感也仿佛找到了某种依托。

随着时间的周而复始，这书屋也在不断地改变着面貌。文学专柜先是靠在临窗的东面，后又移到了阴暗的西角，东面组合成了出售音带和音碟的三角地带。进出的玻璃门上也贴上了戴着墨镜狂呼乱喊的歌星们的招贴画。接着，不分门类的书全都挤在了文学专柜的角落里，所有的柜台都腾出来卖挂历和一些电池、打火机、盒式录音机、7波段至12波段半导体等一些零售小商品。仿佛整个书屋只剩下她一个人坚守在那一小块书的阵地上。阵地上巴尔扎克与老舍已被金庸、梁羽生和古龙取代了。可她仍旧站在那一排排书籍的队列前面，表情木然，甚至有些可怜巴巴地取舍着它们。

有几回，轮到她不当班，被那个左颊留有黑迹的瘦小女人替代时，我心中立刻就有了惘然若失的失落感，紧绷着的性神经也随之松脱、疲软下来。我便沿着柜台兜着莫名其妙的圈子，直挨到她再次出现的某一天。

然而，有一个季节，她却实实在在地消失了——早班；晚班；下一个星期；下一个月，她恍如已融在了那书列里，消失得干干净净。无奈，我只好鼓足勇气向那个脸上长有黑迹的瘦小女人打问起了她的下落，我尽量装得和颜悦色，让笑容自然从脸上浮现出，并从瘦小女人手中买了一本我根本都不想看的武侠小说，交完钱，我一边煞有介事地翻着书页一边假似随意地问：“和你换班的那个怎么总不见了？”

“她呀！”说话间她把我手中的书抽过去，包上一张纸，拉过纸绳利索地绑上道：“谁知那骚货到哪儿浪去了，发完工资连个招呼都没打就不来啦！”说着她把包好的书又扔给我的同时并白了我一眼。

在我觉得我在被窥破的瞬间，旁侧卖挂历的女人也凑了过来，接着话茬：“你是说那青梅吧？”

“不是她是谁，真不像话，走的时候正赶上我接班，来了一看，可好，柜台里连个人影都不见。害得顾客直和我急赤白脸的。你说这人，多让几个男人操一下就老实了。”

“你们也没人去她家找一下？”

“谁知道她在哪个墙角旮旯里卖屁股呐，住的地方能让你知道？”

“就是，说得也是。哈哈哈哈……”

在她们相互间叽叽喳喳以另一同性、同胞、同事弄笑的片刻，在我晓得她名叫那青梅的上午九点五十一分零一秒，我的性神经又亢奋了起来，这亢奋正是由于女人们议论她放荡而引起的。

在我向书屋门口移步的时候，我感到她们俩在背后指指点点、悄声议论的芒刺，也就像针扎般地逃了出去。上了公共汽车后，一白净的女人正好挤在了我前面，吊在横杆上的胳膊与我的手臂碰触着，不停晃动的头发丝撩着我的鼻孔，引发出了奇异的快感。我使劲揉搓了一下自己的胳膊，自言自语念叨着：

“那青梅、那青梅……”

转天，我在赴火车站返京的途中，路过那条街，我带着惜别的伤感，挎着鹿皮筒包最后一次走进了这间书屋。老实说，我有点怕见到那瘦小女人的忐忑。可当我走进去时，发现包括她和书籍以及在此垂垂挂挂的挂历及卖挂历的女人都不见了。柜台都已辟成琳琅满目、五颜六色的衣服摊。售衣的小贩不停地兜售着：“买不？比外面便宜一半、九折、五折；要不你说个价……”四周墙壁和门窗上的招贴画也都失去了精神头，脱去一角、或倒转了头里嘀里当啷地晃悠在那里，风一吹，画纸就窸窸窣窣地响着，从一角卷起与墙壁上坑坑洼洼的疤痕以及那周边遗留的一些图钉组成了一幅破败的画面。有人从录音机放出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曲，歌曲的惆怅触动了我的神伤，鼻子一酸，我的眼角湿润了……

隔月，再次进入我眼帘的这爿书屋因为拆迁已从食品店旁变成了残垣断壁的颓景……

这颓景也构筑在了我的心中。

三

她去哪儿啦？她怎么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没了呢？她叫那青梅。她和谁是青梅竹马？她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开始凭借我的想象猜测起来。这类想象和猜测也只有我的观察和瘦小女人们有限的议论可供参考。

她在书店工作，书店按常规是由文化厅、文化局口来管。照我的审美标准来看，她长得很漂亮，也很性感，以此类推，在文化口工作漂亮性感的女人有许多原来是歌舞团、话剧团、说唱艺术团的演员，后因种种原因下放到了文化馆、书店、图书馆、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甚至也有的到了工厂。她原来没准是歌舞团的一个舞蹈演员。不过，她的身材不大像。要不是话剧团的，对，一定是演话剧的，否则怎么会去看《屠夫》呢？她演过《于无声处》和《雷雨》， 《雷雨》里面演四凤或是繁漪，但肯定不会是鲁妈。脸上长黑迹的瘦女人说她风骚，她肯定有过三角恋爱，第三者插足这类事，可能不止一两个男人。那一年“五一节”前后，团里要排新戏，刚从“知青点”考上话剧团的她，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又上了团里面办的表演中专班。在团里人手青黄不接的茬口，她赶鸭子上架地演了《救救她》中的李晓霞。他和她配戏，他叫什么呢？暂且就叫他吴品三吧。吴品三原在部队一业余文工团里当手风琴手和歌舞演员，当然也演过小品话剧什么的，部队宣传队嘛，每一个人都是一专多能的。后他转业到了话剧团，当了演员队队长和她的教师。他那光荣的身份会令任何一个漂亮女演员羡慕的。不是吗，他不仅有在部队练就的强壮、有型、有肌肉的身体，眉宇间还透着一股英武的帅气。当他在人们一再要求下，难以推托地拉起熟练的手风琴，奏出舞剧《红色娘子军》中万泉河畔的组曲时，女演员们简直就把他当成了洪常青。上表演课的间隙，他给她讲起在部队里走南闯北的经历：有一年，文工团随部队从云南进入越南境内，后又转道到老挝，去那里的高炮部队慰问演出，吃到了一公斤装一听的牛肉罐头，还有酸辣的什锦菜就竹筒米饭，反正都是罐装型的。演出后，还和当地的越南人民军与老挝人民军男女一起联欢，人们唱《胡志明——毛泽东》、《中老友谊之歌》。如果不是因为当时部队的纪律严，他差点就和一越南女战士犯了事。那一天夜晚，美军飞机来轰炸交通线，高炮部队奉命向天空射出焰火般的炮弹，煞是壮观、好看，这些情绪激动的文艺兵被封在防空洞里，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出来，大家只好又兴奋又好奇地从洞口观望着上面的空战，两小时后，空战结束，一美机被击落，团员们欢呼雀跃着冲出洞口向胜利的方向欢呼着跑过去。跟在后面的吴品三（当时叫吴卫东）被一越南女战士拦住，拉他到后面的竹林里，女战士摘下斗笠般的战斗帽，脸庞红红的、眼睛大大的，军用皮带束在深绿色军服的腰上凸着鼓鼓的胸部向他倾来。欢呼声和温情的拥抱粘在一起，差点让他忘乎所以，关键时刻，理智和部队铁的纪律还是占了上风，但他还是因有越轨行为，审查了一番下放到了地方。每当吴品三在给那青梅讲述这段奇遇时，她除了好奇、希冀之外，竟连一丝嫉妒的念头都没有，相反，这恰恰唤起了她新鲜的情感。

《救救她》演过十几场之后，她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人物，同时，他们之间的恋情也如火柴棍划到了火柴盒上，每天谁见不到谁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一次，在化妆间，就剩下他们两人，他给她描着唇线，描着描着，俩人的嘴唇就贴到了一起，随之，就在幕布后一谁也找不见的角落里滚着幕布把各自脸上画好的油彩揉搓了个一塌糊涂，当晚，他们就相互都拥有了对方。

结婚后不久，他当了团长，他们在一起演过《霓虹灯下的哨兵》，他演赵大大，她演春妮，也可能还演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演罗密欧，她演朱丽叶。可他们演过《犀牛》和《等待戈多》吗？

当了团长并和那青梅成了夫妻之后，他觉得和她已不是老师与学生、演员与演员、同事与同事、赵大大与春妮、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关系。两人在同一个单位里，丈夫领导妻子，他总觉得很别扭。

某日晚上，两人行完房事后，他抚摸着她的胳膊并摆弄着她的手指与脚趾说：“我和厅人事处的人商量了，让你调离话剧团。”

“为什么？”她惊诧地从他胸脯上抬起头问。

“两口子在同一单位工作太不方便，让人说三道四的。”

“调我去什么地方？”

“艺术馆辅导部，业务又对口，也不累。”

“不行！”那青梅从床上跳下来，赤条条地站在床头冲吴品三嚷道，“我还年轻，还有创造力，还想多塑造一些角色，我决不半途而废！”

吴品三欠起身，把她拉坐到床上，温存地拢住那青梅的胸部安慰道：

“你别着急，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俩，总要有一个人做出牺牲。再说到艺术馆辅导部工作也很有意义，也可开阔一下眼界。”

看着吴品三那认真的样子，那青梅心软了下来，她“唉”地叹了口气，一头栽倒到枕头上，任泪水从眼角里溢出……

四

那青梅调到艺术馆辅导部后，隔三差五地就要深入到乡下和工厂去辅导基层的文艺活动：排戏、诗朗诵、跳交际舞，甚至就连自己一窍不通的音乐、绘画人家也会让她品评一下，通常但却斟酌再三的话。“不错……就是有点……如再加加火候……”

一次，她到S市的一市属棉纺织厂辅导他们排演一出工厂题材的三幕话剧，准备向“五一”节献礼。话剧名叫《沸腾的车间》，剧作者就是本厂的工会干事郑双来。

那青梅怎么也不会忘了这个眉似新月、眼如张弓的人。她属兔，他属狗，相生相合，她是他的青梅，他是她的竹马。

她忘不了，两人一起插队到大西北阴山脚下钩邦子村患难相依的往事。

山口呼呼的风；锄头尖反耀的月光；麦垛后面的相会。每天收工回来，她到他屋都发现他就着油灯苦读一些书籍：《九三年》、《几何学》、《外国名曲一百首》。除了看书，他还喜欢观天象。乡下的星星好像一上山顶伸手就能够到，引人无限遐想。他知道大熊和飞马星座，他说他自己属巨蟹座，那青梅属双子座。但他们的理想就像天那么遥远——可望而不可及。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日复一日。她喜欢看汗水在他后背开出的小渠。他经常给她冲一大茶缸子加了三大匙白糖的热水，然后来一海碗撒上肉末、浇上辣子的面条，她则做一盘非常爽口的凉拌土豆丝。在那个肚里没油少食的灾年，这或许就是一种享受了。他们有过性接触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总会有一股纯情在胸中涌动。但没有电影、没有音乐，甚至干脆就没有一点精神甘露的黄土上，性事也许是唯一的欢娱。这一点暂且先不管它，有也罢，无也好，反正他们是有这一层关系……

眼下，郑双来被他人介绍到那青梅面前。

“这就是我们这出戏的作者。”

两只手，十个指头碰到了一起。

对这出其不意的邂逅，旁边介绍人的话似乎更能说明其缘由：

“原来你们认识。”

何止认识呐。

从此以后，那青梅到该市和该工厂出差的机会就多了起来。两人互通鱼雁，各诉衷情、情意绵绵……后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吴品三打电话到艺术馆寻问她的行踪，问为何总派她到异地出差，答复是她请病假了。再者就是吴品三从一本《群众文化手册》里翻到了一封夹着的“情书”……

于是他就把结婚时朋友送的一尊小女孩塑像摔碎后，两人大吵了一通。他怒气冲冲地审问她：

“你干什么去了？你这贱货！”

“你管不着，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再说一遍？”

“说了说了，你能怎么着？”

他打了她，脸上留下五个红指头印。

她跑到话剧团的一女友家住了几日，在女友百般劝慰和开导下她回到单位后，方得知她已被从艺术馆调到了新华书店工作。

虽然她和吴品三过后重又和好如初，在她觉得自己还是爱他的同时也责怪自身不好，旧情复燃。吴品三却仍坚持把她调到新华书店的意见，理由还是为了两人的爱情，不东跑西颠，按时按点上班，再说也可自我多学习学习，多看些书，多加强些修养。

她屈从了，谁让郑双来又闯入了自己的生活呢？

这就快到了故事的结局。那青梅到书店工作了一段时间就碰上了我，她亦察觉到了我和她柔情暗通的眉目，但她无论如何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了，她的心已经死了，她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只有她那只不经意裸露在我眼前的胳膊拐住了我的心。以后的日子，她突然发现吴品三已移情别恋到了她最好的女友身上，他们又重新续演了一出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仅如此，通过女友的事，她竟发现了他和话剧团的许多女演员都有染。有一个现已成为明星的女演员，初上银幕，就是两人相互间交易而成的。做爱时，女演员将录音机藏在了他枕头边……

终于，那青梅醒悟出：要找一个爱自己的而不是一个被爱的男人。

随后，他们平静地去办了离婚手续，吃了顿西餐就此分手——她也就从书店里消失了。

但我的这种想象和猜测有一个关键地方出了纰漏，那就是她为什么会专程去看一场《屠夫》的话剧？难道是想重温一下舞台的空间？她身边那个长得像“面首”样的男人难道就是郑双来吗？不，不会，他不会是这个样子。还有，书店的女人们的议论，似乎她有许多不检点的地方。但暂且就随它去吧，等我想好了再说，再编。

五

说来也怪，当我把自己胡思乱想的碎片缀成一体时，我竟毫不怀疑地就相信了自己的推理和分析，就像大侦探波洛推断《尼罗河惨案》和《东方快车谋杀案》那般。直到我再次见到她并深入到其精神中去时，我才省悟，原来人的那种想当然的自以为是多么的厚脸皮。她的命运比我想象的要坎坷蹉跎得多，甚至多少有些戏剧性，以至于我常像通常人们疑问的那样问自己：这是真的吗？

我再次见到她（准确地说是找到她）大约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要说还是从书店说起吧！

“星星书屋”被拆迁后，又在另一条街改名为“新世纪书店”重立了起来。新盖的书店宽敞明亮，并让一股新鲜油漆的味儿四散到周围挤靠在一起的书脊里。站在这新环境中的瘦小女人自身也好像变了一个人：衣服穿得时髦了，精心施粉化妆的脸将那块黑迹似乎也潜藏了起来，言谈举止也显得非常得体，也许经过了新的岗位培训。当然，我亦很容易七拐八绕地又寻觅到了这里。这回，对我这个老书客，瘦小女人文过的眉眼也不那么凶巴巴的了。一来二去，她甚至主动和我攀谈了起来。

“您又来了。”

“随便看看，你们这儿可是鸟枪换炮了。”

“还可以吧！”

“书也比过去多了。”

“面积大了。”

聊着聊着，她一边在给我开着票一边像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你还记得那青梅吧？”

“那青梅？”我嗫嚅着，装作略知一二的样子，“就是常来和你换班的那个，她怎么了？”

“她呀！听说她嫁给了个老外。”

“老外？”我颇有些惊讶。

“她这样的人，也就嫁给老外，要不谁还会要她。”

“为什么？”我有些不解地问，“她嫁给了哪国人？”

“哪国人不晓得。但听说她也没享上什么福。”

“嗯？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我欲要刨根问底的当口，恰赶上书店往里进书，她招呼了我一声“以后再说”就忙乎她的去了。我怔怔地盯着她弓身搬书的背影，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样酸甜苦辣的滋味在往上涌……一切都变得异常的遥远和不可知。

以后的许多时日，我仿佛是已把这桩事和这伊人忘得干干净净，一跺脚就投入到了一门心思记忆外语单词的情绪中去了。

秋去冬来，当我正在外语学院进修苦读塞尔维亚语的时候，突然被一个电话召回到了通讯社。社里给我布置去接替前驻南记者温宁的任务。年过半百的温宁因老伴病重，加之家人对他在此枪弹横飞之地的担忧，屡次三番地请求，终于获准回国。就在通讯社续派新人选举棋不定的茬口，总编室主任提到了我，说我年富力强，又正在学塞尔维亚语，有语言上的优势，由此我就量才器使地既兴奋又提心吊胆地肩此重任。疲惫不堪的温宁在同我交代工作时，只有一句话让我记得很清楚，这话也就似我对那青梅产生的疑问那般——“为什么？”

飞机在爬升，纵横阡陌的山川被推得越来越远——房屋如积木，田野似棋盘，随后，云层的边缘从机翼旁滑过；如同被撕开的棉絮在四周飘落，而当这棉絮缀成青灰色滚滚的云团从弦窗下流过的瞬间，我觉得自己已置身在炮火的硝烟中了……

六

站在异国他乡的房间与街道之间我是孤独的，这孤独不单单是因为与各大新闻机构派驻的记者组相比，我是形单影只的：一只笔、一架老掉牙的美能达照相机，加上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胆。然而，孤独也有孤独的乐趣，我可不受限制、不受约束、不思请示地自行其事。我仅靠自己的勇气、自己的判断见机而行。老实说，我像许多冒险家一样，想去寻找刺激，寻找热点，寻找那种从空中跳向大地，并套着滑板在距地面上千上百公尺间打滚悬空飞翔的快感。我们的生活太枯燥、太沉闷了，应该让它沸沸扬扬一番，应该让它从四平八稳中左右倾斜一下。出来之前，我特地去投了人寿保险，我知道至今已有十多名新闻记者丧生在此地，谁能保证就轮不到我头上呢？但我还是要去向死神挑战一番。这样，当我离开贝尔格莱德年迈的女房东，看着她那黑斑与皱纹交错在一起，并被灰白头发衬映着的脸，我仿佛从那双灰黄、企盼的眼珠中看到了普天下母性的期待与哀伤，我想到了我的母亲，想到了在战火中失去儿子或女儿的塞族和穆族的母亲。不知为何，脑子里闪着这样的影像，在上车的一瞬间，我竟带着对人类的一种感叹同时又夹杂着某种激动的情绪让泪水蒙住了双眼。我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伸出车窗外向老妇人挥了挥手，她就从我的视线中慢慢消失了……我觉得我如同是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使命似的有了一种奔赴国难般的庄重。

汽车以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上了路，贝尔格莱德的建筑以及这建筑物间的行人被甩在了后面，不多会儿，暗夜夹杂着滂沱大雨笼罩在我周围，雨珠溅在车窗玻璃上，在过往车灯的散射下，其边缘像是套上了一圈彩环，亮晶晶的。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左右划动着扇面，将这些雨珠清扫着挤在两侧，车窗上部随之就流下了几条水柱。看着这水珠和水流的聚散离合，以及在车灯下向前延伸的湿漉漉的公路，我带着一种杞人忧天般的悲哀念叨着这个曾让我神往的二十五万五千八百零四平方公里的土地——百分之七十五的山岳和高原，这个倔犟的民族就是凭借着这些山岳和高原在二战中与希特勒的精锐师团展开了殊死搏斗，在苏捷斯卡等一系列战役中，游击队突破德军灭绝种族的包围圈，以牺牲百分之九十五军民的代价赢得了独立。而由此上溯到二千三百多年前的公元前334年，在其所属的马其顿亦产生过横扫欧亚、战无不胜的小亚历山大。1950年代的铁托也强硬地抵抗过“斯大林主义”。因而，无论是“万斯——欧文计划”、“斯图尔腾贝格”、“五国联络小组”、“联合国维和部队”、“北约的轰炸”，究竟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其版图的划分，我是疑疑惑惑的。但我突然又想起老温分手时跟我说的话：“为什么？”是呀，为什么？铁托之后，南斯拉夫的经济持续增长，成为样板，外汇储备也曾一度名列世界前茅。可为什么还要打仗，难道就是为了几小块你你我我的地盘？穆族的也好，塞族的也好，意义何在？……

我在又困又乏中停下车，趴在方向盘上打起盹来。迷迷糊糊中，那青梅的碎片从一个彩色的带有网状的圆点中扩散开来，旋转在我脑神经的连接点上，我使劲地抚摸着她的裸露的玉臂……，等我被一道耀眼的闪电刺醒时，我才发现我揉摸的是柔滑的方向盘把手。我抬起头，喘了口气看着远方云层间的亮色，痴呆呆地思量着睡梦中那青梅的插曲，这突如其来的身影和眼前的境遇是多么的不和谐。《周公解梦》中说梦见女人或是凶、或是吉，到底哪一头是对的？准的？这时，我觉得肚子有些饿，嘴巴也有些干渴，便囫囵吞枣地啃了几口女房东给带的黄油面包，灌了一通饮料后，精神才为之一振，驱车重新上路。清晨，我赶到了波黑首府萨拉热窝的防区，迎接我的是穆族士兵乌黑的枪口……

“一座很美丽的城市，比肖夫。”

“是很美丽，但并不平静。”

“你们追踪瓦尔特多久了？”

“半年了，半年多了，我甚至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存在。”

“他是存在的，就在这一带活动。”

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台词从这城市雾蒙蒙的空气中飘了过来……

当我终于看到加弗里洛·普林齐普愤世嫉俗的石雕头像——从他1914年刺杀弗兰克·斐迪南王储并燃起那场历时四年多世界大战的墙壁上凸现出来的地点时，我感到他那四散的头发仿佛被整堵墙的石壁揪起来似的。我看着墙壁石块挤压着的凿刻出的凝含着历史恐怖感的眼睛，想到那根导火索竟又死灰复燃了，他那双充满熔岩的眼睛穿过时间的隧道关注着20世纪末的今天，我一阵惊悚。躲开这眼睛站在那些迷彩服被防弹背心撑得鼓鼓的“蓝盔士兵”与衣饰参差不齐、颜色各异、头戴绒线帽的穆族和塞族士兵之间，你会很自然地联想起诺查丹玛斯让人毛骨悚然的“世界末日”的预言。

然而那些金发碧眼或蓝眼睛、戎装一身的官兵则又是那么的英武、帅气，让人记起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由巴塔·日沃依诺维奇扮演的瓦尔特和他率领的抵抗游击队。但他们的表情却多少有些忧虑和困惑。其间的炮声时断时续，回音从山谷间隐隐传来，有些孤零零的。狙击手的枪榴弹也像爆竹似的划响在流动的空气里。混迹在这被死神时刻追踪的仇恨中，我们这群东碰西撞的记者好像是一群战地观察员。我真佩服我的那些同行CNN、BBC、ORTF的记者。他们身着各式各样的夹克衫、牛仔裤，无论男女，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无论对战斗的哪一方来说，他们可称之为最勇敢的战士。其中有两位CNN记者就这样饮弹身亡，其中一位临死之前还按动快门拍下了最后一个残酷的镜头……

当天下午，我在双方对峙的米尔吉尔河畔给通讯社发回了一篇带有血腥味的通讯，这通讯是由一个悲惨的故事构织而成。其中一部分素材取自一个叫娜斯嘉发表在当地《快报》上的文章。

……战争恶魔想要把波斯戈与卡米拉长久地分开，但他们却像纽带一样永远扭在了一起。他们曾是两个和睦相处民族中的一员，就如同安德里奇《德里纳河上的桥》所联结的那些人物一样，从过去联结到了现在。波斯戈是一位典型的塞尔维亚美男子，弧形的下巴，红褐色头发下藏着一对碧蓝的眼睛，修长的身型让人想起1987年在萨哥勒布参加世界体操锦标赛的运动员们——虽然那样的体育盛会已离他们远去了。从16岁就成为波斯戈中学同学、同桌、朋友、恋人的卡米拉也同样以春月般的纯净衬映着波斯戈。她的秀发经常缠绕在她情人的手指上，并对他说：“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在校园和回家的路上，人们经常看到波斯戈揽着卡米拉的腰情意缠绵。他建议，放暑假我们到亚得里亚海滨去滑水。她问，这学期的拉丁文和几何学由谁来教？然而，当波斯戈拒绝了为退避战火、举家从萨拉热窝迁到塞尔维亚控制区的劝告时，卡米拉就抱定了和他生死相依的决心。他们冲破家庭、种族相互仇恨的网，决计出走，寻找一块能让他们爱情种子茁壮成长的净土。他们背着行囊，相互搀扶着爬上山岗，走向平原，正当他们将要走出米尔吉尔河畔双方激烈的对峙区时，狙击手猖狂地射击，阻挡住了他们生命的延续……，血泊中的波斯戈睁着蓝天般的眼睛寻找着卡米拉，卡米拉就像一只白色的鸽子从这蓝天中飞了过来，鲜血从她刚刚成熟的胸部慢慢渗了出来，她挓挲着双手，拼命爬到了血肉模糊的波斯戈身边，用柔嫩的手掌掩住了他的眼睛，并安详地伏在他身旁，永远地睡着了。米尔吉尔河呜咽着从他们紧紧箍在一起的尸体旁流过，骤然而来的雨水从他们的脸庞上流下，就像是被圣洗般的洁净、鲜艳，嘴唇殷红，肤色白皙。他们似一对天使被接进了天堂。丘比特的箭射穿了他们的心脏，以至在他们被曝尸五天之后，人们仍难以把他们俩分开……

当我把这篇报道发回去后，我不知是兴奋、痛苦抑或是激动。从职业角度来看，我渴望成功，渴望同行们的夸奖，坐在夕阳下的餐馆里，我就常陶醉在那种遥远赞赏的幻想中（尽管后来我回国，发现人们对这一域外发生的战事实际上是冷漠的、甚至还带着某种嘲讽似的看着我是吃饱了撑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同战场上的那些刽子手没什么两样，我们希冀看到残酷的战争画面，当这战争对你来说仅是一个旁观的“事件”，你就会产生出一股小孩子打碎玻璃时的那种快感。在波黑的东部和中部，我就亲眼目睹了一群摄影、摄像记者，因当局行动的限制，耳听着远方的枪炮声而不能前往，被逼无奈，只好在没有多大战斗的阵地上要求军人“开两炮”，为他们表演，而这也就成了他们蒙混上司的第一手资料。这一瞬间，开炮的军人和给他们拍照的记者似在做着某种交易，谈着某笔买卖，他们一同战争贩子和挑衅者又有什么两样呢？

在萨拉热窝“假日饭店”，我守着这里唯一一部同国内联系的国际长途电话，用塞语和英语杂乱地同那位B国的摄像记者——一个胖胖的、黄褐色头发与胡鬓搅在一起、身上散发着怪异体味、三十七八岁的人就此事争论了起来。我说，那是不人道的。他不置可否地耸耸肩，笑了笑道，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新闻。当我正要继续争执下去，他却用另一个话题给岔开了。他叹道，如果我们有娜斯嘉的那种本事就好了，她总能抓住一些问题的热点、要点，并常常能捷足先登地采访到别人采访不到的东西。她的文章一出来，往往就成了各国记者参阅的第一手材料。在法国《世界报》、英国《泰晤士日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就经常能读到她撰写的文章，如《萨拉热窝没有被掐死》、《北约轰炸后的敌对双方》、《移民移向何处》。其中最精彩的是对卡拉季奇、伊泽特贝戈维奇、图季曼、姆拉迪奇与克拉伊什尼克的独家专访，她在行文中详尽描述了他们各自的神态：头发浓密、灰白，又有些散乱以至让人怀疑是戴着假发的卡拉季奇脸上总涂着一团悲天悯人的色彩，而他的副手波黑议长克拉伊什尼克却是浓眉眍眼的，藏在这漆刷般粗黑眉毛中的眼睛，就像从夜空中闪烁出来；一度率部攻下伊各曼山、军权在握并就此和卡拉季奇产生歧见的姆拉迪奇，法兰西式军帽下则盖着一张沉着、指挥若定的脸，这一切与他们的对立面，不露声色、变化多端的伊泽特贝戈维奇和眼镜后面罩着一股自尊与坚毅的图季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移民移向何处》一文中，她又概述了他们的遭遇：“这些人有的从穷国来，有的从富国来，融和在这里的斯拉夫人群中，无论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还是斯洛文尼亚人都曾是彼此的朋友，而现在，他们各自的种族地区（不论穷还是富），就都成了他们各自的避难所，他们纷纷卷起行囊携妻随夫奔逃他乡……”

由于各国记者们在边喝咖啡边闲聊起北约秘书长克拉斯和联合国驻波黑特使明石康易人，以及北约轰炸后的波黑政局的话题中又提起了娜斯嘉，这个神秘的女人就成了我百般猜测和内心追踪的一个目标。后来一打听，就更让我吓了一跳，她原来是两年前才随丈夫到此地的一位华人女士。以往她也常混在这群记者中，她的美貌、风韵，加上她那敏锐抓到独家新闻的才具，从另一角度又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这话题常常会在瞬间冲散一下战火的硝烟。我和美联社一位迷人的女记者交换了一张名片，她吸燃一支烟，向我索取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带着“哦……哦”的惊奇声告知我娜斯嘉现服务于南通社，因为她华人的身份常不受种族偏见地穿梭于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和帕莱之间，不久前她曾和她一同走过波黑北部的战略通道。

走出“假日饭店”，我下意识地在往返而过的女士们中搜寻着、搜寻着娜斯嘉，或是和娜斯嘉一样有着东方人面孔的华人，尽管这是捕风捉影和徒劳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自己不再孤单了，因为有着一个同宗同祖的人和我一同在共赴“国难”。由此我感受到尽管死神就隐藏在马路对面的草丛中，萨市的妇女仍旧是那么迷人，她们带着欧洲妇女臀圆胸凸的风姿照旧涂着口红、戴着项链、拎着昂贵的手提包，步履轻盈地从隐藏着的狙击手身旁走过。在门道与后街的街口处可以看到姑娘们卖俏地甩着头发与士兵调情。这种街头小景与那些和平城市是多么的相似，但战争却与它擦肩而过。

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我曾专程到南通社去寻访过娜斯嘉，但得到的答复是她早在半年前就离开这里了，后受聘于几家外国通讯社和报社，为它们写一些专栏文章，又听说她随丈夫去了奥地利。我觉得我恍若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寻找中，寻找着一个未知数。晚上，电视里出现了塞尔维亚总统米舍洛维奇会见联合国驻波黑维和部队司令的图像，紧接着又出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就波黑最新动态发表谈话的镜头，他们全都信誓旦旦地说：“决不能……一定要……”

七

几个月后，我奉调回国，来到了贝尔格莱德机场候机大厅。由于起雾、天气不好，扩音器里传来航班起飞推迟三到四小时的声音，这声音搅得人心烦。我一会儿逡巡在座椅间，一会儿又蹀躞至出售食品和小商品的柜台前，以期能选购到一些可带回北京的纪念品。当我空手而归回到座位，胡乱翻阅着一些过期杂志时，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娜斯嘉！”这声音在安静的候机大厅里显得非常响亮，旅客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声音的方向。沿着声波，一个穿着条绒短外套并敞着怀的塞尔维亚青年拿着一个红色的文件夹，急急匆匆地穿过门厅映在地上的条状影子，走了过来。我举目看去，只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丹麦女人正在隔两排的座椅间，站在那里收拾旅行包，她时而埋下身，时而抬起头，并不停地把耷下去的头发向后拢拢，这身影稍一错开，我的视线中就出现了一个让我目瞪口呆的东方女人的面孔。我使劲眨了眨眼睛，惊魂未定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但当我的瞳孔与她反射的焦距聚成一个视点时，我差点脱口而出地喊起来“那青梅——娜斯嘉”。她一边用目光向我这里迟迟疑疑地扫视，一边在和塞尔维亚青年谈论什么，青年用叽里咕噜的塞语比比划划地讲着。内容大致是他不知道飞机晚点，以为赶不上了才急急地跑进来喊了一声，很抱歉。说话间他将手中的红皮夹子交给娜斯嘉，让她交给她丈夫西里尔·柯斯玛奇，里面有信件和供他讲学用的材料。青年说完就和她匆匆握手告别了。

扩音器里又传出飞机继续晚点的声音，我则全没认真去听，在这异国他乡，在这也许只有我们两个华人男女的候机大厅里再也没有任何心理障碍阻挡我们握手了。

“真没想到，世界竟这么小。”

我帮她提着箱子，来到了候机厅旁侧的一咖啡间坐下，她的右手很自然地从我的臂弯里抽出来。我呷了一口侍者送上来的咖啡，在按捺住心率加速的同时说不出是感慨还是好奇地端详着她，岁月侵蚀的痕迹在她脸上渐显了出来，圆眼睛已变得细长，脸部肌肉也有些松弛，却留着一头看上去非常利索的短发。她的眼神与我对她好奇的打量正好碰撞到了一起。

“我怎么会在这儿又见到您呢？”她顺下眼睛，用小匙搅拌着咖啡问。

“说得也是，”我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这可真应了有缘千里来相会的那句老话了。”然后，我向她说明了我的身份，并告知她我经常拜读她的大作。

她听罢，摇了摇头，掠过一丝苦笑，叹了口气道：“过去许多年我一直想挣脱我原有的生活圈子，远离我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可它们却像一道阴影和一个怪圈总环绕在我周身，我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现在在这一千个人中也见不到一个同胞的地方竟然又见到了你。为什么？为什么？”她不解地像是问我又像是问自己。

“对不起，我并不想……”我和她困惑的眼神对视着。

“不，我不是这意思。”她使劲用食指蹭着桌面，并蘸着上面的水珠写画着什么，“我明白，许多年来，你一直用柏拉图式的情感关注着我，你想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干什么。”

“在萨拉热窝，我就风闻你的大名。”我露出对她略知一二的口气。

“既然是天意让我们再次重逢，你就理应知道有关我的一切。你我都是干这个职业的，也许只有你才能成为我人生的证明人。”她带着一种宿命般的潜台词给我讲述起了自己的遭遇，我相信这遭遇是很少有人有的……

娜斯嘉讲述的故事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过去那段历史血缘的延续。因我父亲可称为是皇位最后的继承人之一。如果大清帝国还在垂死挣扎的话，他可能早该登基了。但我母亲却是二十多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中随军进城后转业当过护士和图书管理员。60年代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父亲。他们的结合真是比较奇特的，在那个讲究成份的年代，竟然就有勇气走到了一起。我是在10岁左右才知道这一切的。那时，政治运动的旋风冲到了我们家里。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封建余孽的孝子贤孙给‘专政了起来，究竟关在什么地方，我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母亲理所当然就成了他的同谋，而且还罪加一等成了保皇派。我们家先后被两拨人占领过，红卫兵、工宣队。他们用那种很黏的玻璃胶从房顶到窗玻璃贴上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因为粘得太紧，后来连抠都抠不下来，窗玻璃因此就成了乌涂涂的，天花板和墙壁用铲子铲过后，留下坑坑洼洼的一片。开始，我还只当是好玩，那么多人光顾我们家，我还张口闭嘴地叫他们叔叔阿姨。直到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和同院的女孩跳格子，比我们大几岁、过去常带我去什刹海玩耍的卫红鹰突然领着几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在我们家住的院墙上刷上了打倒我父亲和他臭老婆的大标语，标语是用黑墨写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全都给翻了个儿。和我一块玩耍的小孩见状马上就把目光投向了我，我感到像是被人窥破了某种隐私似的针刺般疼痛。卫红鹰她们却没事似的咯咯笑着嘘着我。卫红鹰的父亲是区公安局局长，没过几天她家的院墙上也让别人刷上了打倒走资派的大标语，但她仍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东游西窜。后来我听说她还自己带着一帮人砸了自己的家，并主动揭发了父亲的罪行，她认为自己这是‘革命行动。直到后来也没见卫红鹰改变什么。在我们这伙人里，她第一个报名上山下乡，又第一个入伍参军，第一个反潮流揭发父亲。‘文革之后，她又第一个出国、下海。现在在美国亚太旅游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对她这种人来说，反思不反思‘文革，都是无所谓的事，因她一直像是一只晴雨表一样识气候、知冷暖而又随波逐流，她的人生准则就是审时度势，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过她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有一年，她从美国回来，我们同学聚会，她甚至还津津乐道地回忆起‘文革的欢乐。当录音机播放出《北京的金山上》、《红太阳照边疆》、《毛主席著作像太阳》等那个年代的歌曲时，她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在野餐的草地上边舞边唱。也许是不管多么残酷的回忆，总有甜蜜的成分吧，对她来说，‘文革就如姜文拍摄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过，我们之间确也还有过令人难忘的岁月，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路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也总忘不了那种瞬间的置生死于度外的热血激情。当时，我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十一团当‘兵团战士已是第二个年头了。报名到兵团始因家庭出身问题，我差点就没去成。后还是卫红鹰托人给说的情，我把家中的户口偷出来，才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冰天雪地的边陲之地却把我的情感闸门给打开了。我记得那是1969年3月间的一天，我们团靠近的珍宝岛突然枪声大作、炮声隆隆。我们在既紧张又兴奋的期待中，被告知‘和老毛子干上了。我父亲曾在苏联过了5年的软禁生活，那边的军人素质如何，他都一清二楚。他给我讲过曾和一个叫沙霍罗夫的少校一起喝过‘俄的卡。边境冲突之前，我和卫红鹰及连里的战士曾划着小船、唱着《乌苏里船歌》到珍宝岛的另一侧捕过鱼。在那地方捕鱼很有意思，在江岸边埋上一棵棵木桩，把一根根铅丝连到江中间的沉江石上，在这些铅丝上挂上许多钓钩，钩上扎住一些切碎的豆饼等鱼饵，约一刻钟光景，一提钩准能钩住七八条两三斤重的江鲤，江里鱼可真多呵，鱼也鲜嫩，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吃过那么美妙可口的鱼了。有一天，我们带着几条江鲤准备划船回去时，突然看到苏方一条无人小船沿江漂流到我方一侧，因为好奇我们便靠了过去，用桨把它拉了过来。一看才知原来是一条苏方的军用小艇，随之我们就把这一敌情报告了边防站。翌日，由我方人员引导着他们的人员来索还小艇时，我才平生第一次见到了高鼻子、蓝眼睛和绿眼睛的老外，虽然我们仅仅一江之隔。跟着我边防站李排长上岸的两个人，一个是矮胖粗壮的少校，另一个是膀大腰圆的中尉。这样近距离看着他们，也没觉得可怕，他们微笑着向我们打招呼，还递烟、递糖，而我们却像是在执行一项庄严的外交任务似的绷着面孔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过，我倒是挺羡慕他们那身佩戴肩章、闪着银星、非常讲究、精神的军服。对比之下，我方边防军简单、朴素而又有点臃肿的军装以及我们兵团战士穿的‘兵团绿真像是一群‘土八路。当他们乘艇回去时，卫红鹰竟然冲着他们身后用刚学会的俄语喊了一声：‘斯拉锐结阿噜说也聂唔必要木（缴枪不杀）！

“那时，我们一门心思认为对方是‘修正主义，这‘修正主义同时也包括他们洋里洋气的军服、新式武器。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跨了美式装备的八百万蒋军吗？我的脑子里便常闪过那样一些伴随着激昂音乐的战斗场面。虽说我那年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姑娘，我也常记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诗句。我们看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样的电影，在没什么电影可拍可看的年头，这几部还时不时地在兵团团部的操场上经常支起银幕放映。虽说小时候我也看过《攻克柏林》那类的苏联战斗片，也模模糊糊知道喊着‘斯大林万岁的那群战士是训练有素、不可小觑的敌人，可那一刻，我们却经常热血沸腾地想着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谁敢侵犯我们定会叫他有来无回。因而当我看到边防军加农炮的炮筒上涂着‘打倒苏修！打倒美帝的标语，胸中真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自豪感——我们真厉害，敢和世界上两个最凶恶的敌人叫板、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中流砥柱，说不定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由此而爆发，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就会从战火的灰烬中站立起来，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就会像二战之后那样群雄纷起迎接新世纪的曙光，而我们也将替代苏联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共产国际将在中国再次成立，复生。我们可能成为革命的传播者或是解放者走遍全世界，西班牙国际纵队和格瓦拉未竟的事业将由我们去完成。每当我的思绪没头没脑地膨胀到这个地步，我就莫名其妙地自我激动起来，我会昂首望着松枝间的天空哼唱一两声《国际歌》，或是从地上抓起一个雪球向远方扔去。你想在这样的精神状态里，我们还能不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吗？因而，当上级命令我们组建担架营的时候，我们纷纷写决心书、保证书要求参战，卫红鹰还写了血书，那一刻真可用热血沸腾四个字来形容了。要知道，我们以往日复一日单调、枯燥、苦闷的兵团生活，突然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插曲给打破了，心情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大家争先恐后地要上前线，男知青更是个个摩拳擦掌，有的说：‘我是光棍，无牵无挂，我不上谁上？！有的嚷：‘我没老婆孩子，死了是自找的。最后，经过反复挑选，一个四五百人的担架营组织了起来，准备第二天开赴前线。开始，担架营严格规定不要女战士，后卫红鹰拉上我死活也要跟着去，就这样趁着天还没亮，我们俩死搅蛮缠地跟着队伍进入了阵地，营长见此，生米已煮成了熟饭，也就无可奈何地认可了，但临了他还是命令我们做预备队员，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冲上去。但战斗一打响，所有的变数都算在了其中，人在高度紧张中，相互依存着对什么也都顾不上了。我不知道，你在波黑第一次听到枪炮声是什么感觉，对我来说第一次听到枪炮声在冷空气中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将那些核桃揪、红白松、柞树、黑榆树、白桦树的树枝打得四散下落，炮弹也不停地在周围爆炸，溅起的黑褐色泥土和雪块伴随震耳欲聋的声响，抛向空中的情景，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地震发生、火山爆发的空间里。我匍匐在地上，耳朵里能清楚听到自己心脏急速跳动的声音，卫红鹰用棉帽下摆捂住耳朵，眼睑还挂着泪珠。

“苏军两股部队一股在坦克的掩护下从北面沿江岔迂回过来，另一股则从西边横插过去想把我方部队包围聚歼掉。我们看到我方的军人把棉手套甩掉，用火箭筒、机枪和冲锋枪进行了猛烈的还击。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上岛送炮弹！我们闻声一跃而起，随着男同胞，扛起三十多斤重的炮弹向珍宝岛冲去。……越过乌苏里江的江岔后，炮火愈加猛烈，冰雪与炮弹聚变成的热冲击波形成了气浪，颤动着扑面而来，炸飞的土块不停地在身边溅落，密集的机枪子弹呼呼从身旁飞过，炮弹带着刺耳的尖叫唿哨而去。我嘴里喷出的雾气凝成霜粒结在了眼睑和眉毛上，情绪从紧张、害怕中转化成了一股勇猛的傻劲——跑，向前跑，直到连人和炮弹一起栽倒到炮兵阵地上，也就在这时，我身旁的一个男战士扬春明，原来在团里还经常同我们一起打鱼的那中等个黑脸膛的上海人，为掩护卫红鹰，把她压在身下，胳膊被炮弹皮从肩肘处连根削掉，紧接着又有一排子弹从他胸前横扫了进去。我和卫红鹰把他翻身抱在怀里时，他睁着一双纯净的大眼睛咽了气，殷红的血在向雪地里渗透，融化。一向自命坚强的卫红鹰此刻也吓得不知所措地坐在地上目瞪口呆……

“我们把扬春明用担架抬了回来，他就葬在了那一片黑土地上，我也被另一个北京籍兵团战士张长海又拖又拽地拖出了战场。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真有些后怕，要知道，死亡往往就是在一刹那发生，虽然从那以后的若干年我也目睹了海湾战争和波黑战争的残酷性，但这时我的职业神经已经经受住了考验，说来说去也就因为我曾有过那么一次战火中的洗礼……

“军事冲突结束的若干年后，我们当年在此战斗的知青，又结伴踏上故地重温往事时，我发现珍宝岛就像一片杨树叶飘在乌苏里江上，一度曾重兵云集的仅有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现在只驻扎着一个班的边防战士。记得当年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江边一带常有信号弹升空，有人说那是敌特所为。不过信号弹弧形的光线在空中划破暗夜，江水在瞬间映着亮点似被点燃的情景，好像把我们心中的郁闷也给划破了。而且我还经常能记起曾写过《印度对华战争》一书的英国《泰晤士报》外交记者内维尔·马克斯维尔。1972年他曾专程到中苏冲突的前线采访。我推想也许他能再写一本《苏联对华战争》的书，但这本书我至今也未看到。不过，自从我读过他这部著作之后，那种潜在的也想当一名战地记者的念头就断断续续地萌生了。”

讲到此，娜斯嘉咬了咬她的下嘴唇，眉宇间微微皱了一下，视线移向了窗外。窗外机场上一架波音飞机笨拙地扭动着它的身躯，可我们期待的那架班次仍没有到，而且据新广播来的消息说今天这趟航班将被迫取消，要延迟至明天下午两点多钟才能起飞。娜斯嘉使人心悸的故事，让我更找不到东南西北了，这一切和眼前的她又将如何联系起来呢？

“走吧，”我提起箱子对她说，“我们找个住处再好好聊聊。”

她不置可否地冲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我们走出候机大厅，驱车来到邻近机场的一家星级饭店开了一个房间。

在散发着潮湿气味的房间里，我的手指从娜斯嘉刘海下的额头沿鼻翼向下划动着，直到把她那柔软的嘴唇贴到我自己的脸上。随后，我将她的外套脱去，把她横抱在了怀里。对我来说，这拥抱好像期待了86400个小时似的。就在我激动得难以自持时，她突然脱开我的怀抱，将我推开，拢了拢头发说：“先别，你等一下，如果你听到我从那之后的遭遇，可能就不会爱我了。”

“怎么会呢？这么多年了，你是我唯一能记住的一个女人。”我动情地说。

“可你了解我吗？你知道我生活中经受了什么样的悲剧？”她说着眼泪溢满了眼眶。

我掏出手绢正准备帮她拭去时，她一把夺了过去边擦边抽泣着：“唉——别提了，我真不明白，这些灾难干吗都找到了我头上。”

听着她坦露心扉的叙述，我才知道，由于落实统战政策，她从兵团回城后就到北大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曾在战场上同生死共患难的张长海不久也回了城，卫红鹰则去参了军。大学毕业后她分到了某报社当记者，尽管那时她写的仍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一类的文章，但偶而也能在副刊的豆腐块或是报缝里抒发一下自己的真情实感。分在市青联的张长海也和她建立了牢固的恋爱关系。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前一个星期，一个从天而降的祸事把他们俩永远地分开了。

那青梅（她当时的名字）的宿舍在报社后面约一里多路的地方，这段路是一条没有路灯、又黑又暗的胡同巷子，以往她来来往往在此地路过也没太注意，何况一到晚上在报社赶稿子的时候，张长海总是按时来接她。但那天正赶上张长海出差，报社又让她连夜赶写出一篇有关“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文章，她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也不知怎么写才好，耗到后半夜总算对付完了，她才打着手电沿着那条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胡同巷子往宿舍走。或许是她忘了时间，或许是她还沉浸在第二天怎么交差的思索中，全没注意到四五个流氓已把她用自行车别在了胡同口里。

那青梅虽说也是经过一些场面的人，可面对这么几个年轻力壮的半大小子，她就是纵有三头六臂也无能为力。

“姐们，盘够亮的——交个朋友。”为首的一个面白眼突的小子乜斜着眼睛向她逼了过来。

她惊恐地边向后退边用书包阻挡着伸到她胸前的脏手，可另一个家伙却从身后把她抱住了。

她被他们按在地上，扯下了裤带，那青梅嗅到了他们头上汗臭的霉味。

在绝望中，那青梅向他们发出了最后的警告：“我劝你们最好不要这样，我的亲戚是公安局局长，事后你们谁都跑不了，我保证你们会判重刑、被枪毙的。”

然而，欲火中烧的坏小子们听了她这话情欲似乎更被激发了起来。

“妈的，爷踩的就是雷子的盘子。”

那青梅冲着夜空凄厉地高喊了一声：“救命啊！”嘴马上就被捂上了……。

暗夜被撕裂了……

一个月后，事情就像那青梅说的那样，她找到卫红鹰的父亲将这几个小子悉数捉拿归案，并判了重刑——两个枪毙，三个分别判了无期和20年的有期徒刑。但就在人们啧啧称赞其魄力和勇气的同时，张长海离她而去，单位同事的眼睛也就经常像观看着一个怪物打量着她。她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也把和她并在一起的办公桌挪开了。与此同时，单位那个50多岁的领导却对她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但这关心却是另有图谋，当她拒绝了他的要求时，他竟破口大骂了一句：“臭婊子，你他妈的装哪门子正经啊！”

那青梅气不过，和他又吵又闹地理论起来，并把他的丑行给告了。末了，那头儿给了个行政处分，并调离了原单位。随之，那青梅的名声也就更大了。

“谁也不要去理那个泼妇，荡妇。”

“谁沾上了她准没有好果子吃。”

以至于事态竟发展到整个区里大大小小单位的人全都知道了她的名声。

在统战部门工作的父母也觉得她给家里丢了丑，双双给气病了。

接着，她就在众人指指点点、品头论足的包围声中离家出走了。直到这时，我才想起当时书店的店员为什么用那样轻薄的语气数落她。

“但你不是已经离开这个城市和那群人了吗？怎么还是不行呢？”我不解地问。

“唉——”她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到了外省一个书店当店员，流言蜚语还是紧追你不放，直搞到我在那个书店也呆不下去了。你当时那么痴情地看着我，我就想如果你有勇气说一声娶我，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在那个处境下，我肯定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但我还是搞不明白，”我困惑地问，“你后来怎么又会到这里呢？为什么你又会去看一场叫《屠夫》的话剧，一 起看话剧的你身边的那个男朋友又是谁呢？”

“事情是这样的，”她把胸衣的扣子扣上，缓缓地说，“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就想逃出这个让我难以安身立命的生存之地。”

“我借到外语学院学习外语之机认识了一个叫山姆·戴维斯的美国人。几乎没经过几个回合，就闪电般地相爱、结婚了。我说，你带我走。他说，一定的。就这样，两个月后，我随他来到了美国东部城市宾西法尼亚州的费城，几经周折才在一家公共图书馆当上了图书管理员，戴维斯则在当地通用电器公司当雇员。开始，日子过得还不错，两人相安无事，加之我外语好，彼此常能交流，感情也日笃，闲暇之余还常去听费城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有一次音乐会后，我们应邀去参加一个华人举办的‘派对，不知为什么，过去生活中的那个魔影又飘了过来。‘派对上竟然见到了被枪毙的那个坏小子的哥哥。他带着复仇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受害者的我反倒成了制造悲剧的祸首，追击者反倒成了被追击者。他恶狠狠地对我咬牙切齿道：‘别以为你跑到美国就万事大吉了，在这里我一样可以让你身败名裂。

“我也硬硬地顶了他一句：‘我不怕。你弟弟是罪有应得，我相信恶有恶报的。

“接下来的事情你就可想而知了。当戴维斯知道我这遭遇的时候，一扫往日他那绅士风度，瞪着他的黄眼珠狠狠给了我一记耳光。并把所有的脏话全都向我泼了过来：妓女、骗子、婊子、淫妇、东方母狗等等、等等。

“至此，我的命运又发生了逆转——离了婚，被迫辞去了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带着仅有的一点积蓄开始四处寻找一个谋生的去所。也许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我绝望得几乎要跳进特拉华河和斯库尔基尔河的汇流处自尽时，卫红鹰突然出现在了我能嗅到她身上香水气息的距离内。虽然我们已分隔多年，我也知道她和我同在这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度里，但由于自身的痛楚，不愿意也不想去打听她的下落。现在不知她从什么地方打听到了我住处的电话，电话中她告诉我她所在的纽约市美国有线广播公司正在招聘记者，让我不妨去试一下。于是我便打点行装前去应试了。美国人的应试办法，除了参阅你的简历和经历外，更重要的是注重实践，应试时，一个看上去更像是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而不像新闻官的中年男子仔细打量了我一番，问了我一些情况，便约我第二天再去。让我惊讶的是第二天他们竟然将我的情况弄了个一清二楚，包括有些我自己都记不清楚的事都端了出来。他们特别看重我的两点是，一是有过在珍宝岛的战争经历和所谓的‘污点；二是我在国内报刊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很有文采，加之我的英文口语对话及写作都很出色。他们认为有过非正常人经历的女性，一般在新闻战中都会冲锋在前出奇制胜的。接着我就被赋予重任，开始了试用期。试用期的第一天，我来到华盛顿总部，他们让我去采访布什总统准备捉拿巴拿马军事强人诺列加的新闻。这大概是布什入主白宫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所采取的行动。初到白宫，我以为起码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进去，可实际上到现场一看，门卫看看你证件，问清你是哪家新闻单位的就放行了。

“新闻发布会开始，我在既紧张又急迫的情绪中，几乎把话筒贴到了布什的嘴边，过去我只在电视里见过他，现在他和我近在咫尺，我连他向右向后梳去的灰白头发以及发际下延伸出来的眼眶深陷、眉宇颦蹙，说话时嘴角略向左倾斜的面孔都看得很清楚。时而他会把眼镜摘下来，用眼镜腿划动着脸颊回答着记者的提问。他戴上眼镜很像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及大学教授，加之他竞选时曾承诺要当一名教育总统，人们对他的这一印象就更深了。而当他把眼镜摘下，就显示出一个刚毅的军人表情，由于他的身材高大修长，那一刻自然又会让人联想起二战中在‘圣哈辛托号航空母舰上执行战斗任务的那个海军中尉。我推测，他的那一段海军航空兵经历，对他以后在巴拿马、在伊拉克采用空中打击是一脉相承的。现在记者们的‘新闻枪口全都瞄准了他，在闪光灯频频轰炸中，美国记者那种如狼似虎的抢新闻劲头真让我长了见识：我身旁，同是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NBC一位壮汉摄像师企图把我撞开，抢占最佳位置，而我也岿然不动地用胳膊肘顶着他，直到新闻发布会开完。结果，新闻和我全都上了电视，我的提问，布什的回答全都切换进了电视画面。卫红鹰从电视上看到后，特意告诉我说：‘你很有风采，也有风度。她请我在一家华人餐馆吃了顿饭。她戴上了一副变色眼镜，遮住了眼角的一些皱纹，身体略有发胖，那一晚，我们都好像多少变得年轻了一些，同时，也体会到了一种岁月的沧桑感。她为我的不幸而愤愤不平。我告诉她她父亲已帮我复了仇，雪了耻。她道：‘我知道，当时我得知那件事，打电话告诉父亲，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帮你这个忙，要尽全力将那帮家伙绳之以法。尽管父亲对我在‘文革中‘大义灭亲的举动仍有些耿耿于怀，随后还是动用了最精干的侦察员和警力……

“‘没想到，这事还是你从中帮的忙，可我这么多年却羞于见你。我看着她镜片后的眼睛，有些内疚地说。

“‘咳，别提那些不愉快的事了，女人都是不容易的。怎么样，有没有碰上一个不错的男人？她打趣道。

“‘自从上了电视以后，我收到了近50封求爱信，我困窘地苦笑着，可谁还会真的爱我这残花败柳呢？

“‘那没准，这里人的价值观是同我们国内人的不一样，说不定你会被视为一圣女贞德式的人物呢！

“‘你别安慰我了，戴维斯不就是美国人吗？他也容忍不了我，我在电视上出了名之后，那小子的哥哥就屡屡往电视台打电话，企图继续败坏我的声誉，我又能怎么办呢？

“‘如果在国内，我一定替你出这口气，告他个诽谤罪。

“接下来，我们就都沉默了。

“也许是为抚慰我们这两个游子破碎的心灵，餐馆播放了一首马思聪的小提琴《思乡曲》，我和卫红鹰都流了眼泪……”

我放开了娜斯嘉的手。窗外来往汽车的驱动声伴随着车灯光影在窗棂上的滑翔连同机场上空不时传来的飞机轰鸣把我要和她做爱的念头扫除得干干净净。我起身来到窗前，拉开窗帘，看着外面的夜景，一边冥想着一边问：

“后来呢？”

“后来？后来我就随广播公司的同行们来到了伊拉克。”

“伊拉克？”我惊讶地问。

“是伊拉克，”她平静地说，“从海湾战争开始直到结束，我都在那个地方。当时，我们是经过伊拉克官方特许留在此地的，我们播发的新闻都是经过伊新闻检查机构严格检查过的一些不痛不痒的伊拉克平民生活的电视画面。但就是这类能在交战国对方获取报道的第一手材料已实属不易了。我不知道你们在战前的1990年8月29日看没看过美国CBS电视新闻广播网著名记者丹·拉瑟采访萨达姆的新闻，那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记者，当年我在天安门广场上就见过他。他问萨达姆是不是低估了美国的军事打击力量。萨达姆回答说谁也不可能摧毁一个民族的意志，他认为上帝在他这一边，撒旦在美国一边，并断言撒旦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打败上帝的。这是任何一个战争狂人所固有的偏执狂。你也许在电视上经常看见这个人。而我则近距离仔细观察过他。他的形象仿佛是被一股强烈的欲望燃烧着，鹰鹫一样的眼睛闪烁在一张富有雕塑感的面孔上，浓密的胡髭如同黑色的瀑布垂挂在鼻翼的下方，听对方讲话时，他的眼睛经常是关注地甚至有些痴呆可怕地盯着你看。有人说他长得有点像斯大林，也有人说这是典型的阿拉伯斗士的形象。可我认为他一个穆斯林引伸出上帝与撒旦的话题恰是本末倒置，哪壶不开提哪壶，不管你相不相信，反正我一直坚信不疑：有关这场战争在《圣经》上早有了记载的预言。不信，我来念给你听。”说着她从旅行包里翻出一个小黑皮本的《圣经》翻找着念给我听：“你看，在旧约耶利米书第5章‘预言巴比伦必受惩罚，声言巴比伦遭报等章节上就明确记载着：

“‘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竖立大旗……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徒然返回。还有，在这，这写得更明确了。

“‘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施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訇声……招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周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破译一下这千古密码——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激动的联合大国从北方上来可以比喻为美国及其盟国。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可以解释为美利坚民族。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可被印证为沙特和许多海湾国家；多国部队，反伊联盟。勇士箭和弓箭手可异化成战斧式巡航导弹、爱国者导弹和地狱火式小牛式导弹大黄蜂式武装直升机，当然也还有F15、N17战斗机；B52轰炸机的轰炸和攻击。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多么准确地勾画出了他们怎样侵占科威特，盟军也怎样打击他们的战争图景。然而，就在我们拍摄‘沙漠风暴的炸弹倾泻在伊拉克人头上的那一瞬间，他们竟像过节似的狂欢了起来——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爱国者导弹将飞毛腿导弹击碎在空中的那一刻，像是一颗硕大的焰火四散开花撒入夜空。地面发射的曳光弹也仿佛如一个个闪亮的天使，去迎接死亡。

“因此我认为人生的运数可能前世就已经安排好了。这不是宿不宿命的问题。比如萨达姆的两个女婿叛逆后来被无情地杀戮以及他儿子乌代被刺致残，《圣经》中也都有潜移默化的记载。你能说这一切是偶然的吗？”

听完她这一番推理、分析，我真恍如读了天书一般。我呆呆地看着她问：“在整个战争期间，你是面对着魔鬼，还是面对着死神？”

“我想，我是在这二者之间经常穿梭着的。那期间，电视里会经常出现布什、萨达姆、阿齐兹、鲍威尔、切尼、施瓦茨柯普夫及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里一些强人的强词。

“施瓦茨柯普夫长得很像西雅图超音速队的篮球教练乔治·卡尔，胖胖的，一副大智若愚的外表。战后，他和鲍威尔将军都各自写了一本自传。”

“这两本书国内都翻译出版过。”

“是吗？如果你对照着看一下就会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在同一件事上，却有两种不同的阐释，如施瓦茨柯普夫说他本想让战争继续打下去，而鲍威尔则强调当时他并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不管怎么说，战争总算结束了，我也完好无损地回来了，尽管有一颗子弹曾打在我的防弹背心上，可是，你看，谁能想到，这场争斗直到六年后的今天还没结束，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仍在继续着。”

听完她这番天方夜谭般的传奇故事，我简直是越听越糊涂了。她一个女人家，命运怎么会总让她在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呢？难道她的星相上有天煞不成？

“这么说，你是在这之后又被派到了波黑的？”我问。

“没错，这很简单，有了初一就会有十五。”

“在CNN工作得挺好的，为何你要到南通社去自寻烦恼和危险呢？”

“在这里我碰上了一个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学者西里尔·柯斯玛奇。他原是萨拉热窝一所大学的教授，后因战乱逃到帕莱。我是和他在一个特殊情况下认识的。那天我在帕莱镇上正碰上塞族坦克在往后撤，我和摄像师便当即拍摄这一画面，突然从坦克上射来一梭子子弹，摄像师当场毙命，我被打伤左臂，是柯斯玛奇将我救下并送进帕莱的医院救治的。一来二去，我们因中国文化的共同语言就走到了一起。两个月后，我介绍他去了北京一所大学讲授塞尔维亚文学及语言，我则在南通社工作了一段时间，重又回到CNN，成了驻北京的首席记者。眼下正准备搭机去上任——去和柯斯玛奇会合。他在这战乱频仍的地方已无学问可做。没想到从天上掉下了个你。”

我，我是谁呢？她又是谁呢？

因为停电，屋内的灯光已融在黑暗里，只有外面的车灯断断续续掠过墙壁。

我又一次把她抱在了怀里，并在黑暗中寻找着她的眼睛。

我的手从她凹凸不平的胸部慢慢移开，嘴唇却非常渴望想找到她那只有牛痘接种疤痕的圆润的胳膊。我的手在她身上搜寻着、摸索着。那胳膊已消失了，变成了一个假肢。这冰冷的假肢托着飞机突破气流的嘶鸣将窗外忽明忽暗的灯光旋转着充溢进了屋内，恍如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在萨拉热窝空袭警报中曳光弹升空，飘移，探照灯光柱在夜空中划着扇面，爆炸声此起彼伏，人们惊叫着四散奔逃的情境。靠在娜斯嘉脸旁并平躺在那里的假肢在闪闪烁烁的光影里仿佛已有了血色，有了生命，有了鲜嫩的皮肤，皮肤上的绒膜还沾着一些光的纤维。我抚摸着这光滑的人的肢体的一部分，无论它是玻璃钢制的抑或是其他有机化学制品，我都不在乎，我把她抱在怀中连同她的嘴唇一起狂吻着，这冰冷的肢体已物化复活成了她身体的另一部分，它抚摸着我的头发，前额，勾着我的背引导着我进入了她的体内……。

她光洁、细腻、处女一样的肌肤在我手掌的摩擦下如一股清泉在波动着……我看到了那胳膊肘上牛痘接种的疤痕，我把嘴唇贴了上去……我在痉挛瘫软在她弧线很美的乳房上的同时，眼前凭空又浮现出了那个如“面首”似的谜一般男人的面孔。

“看话剧《屠夫》时你身边的那个男友呢？”我的手插进她头发里有些穷追不舍地问。

她叹了口气道：“那不是个男的，是和我有着同样命运的一个女流之辈。”

“女的？”我又惊诧又不解地问。

她露出羞涩而又让人困惑的微笑喃喃道：“在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同命相怜了——你别多问了。”

第二天，我和她重又登上飞机时，迎着刺向舷窗的阳光我突然从手表的日历上想起今天又是一个4月16日——我的生日。同时，我亦蓦然醒悟，除了我的生日外，今天还是耶稣复活日及卓别林的诞辰。那个被誉为把全世界人逗笑了的“夏洛克”是否在诞生时把耶稣也逗笑了呢？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我们又不得不去思考。我想到此，侧身一看，娜斯嘉已靠在椅背上睡着了。而我眼前又模模糊糊浮现出她那只曾让我失魂落魄的胳膊。

另一个结尾

我的这篇小说完成于1997年冬日的某一天，当时我还尚不知晓二日得辛一龙治水的八百多天之后，在世界的某一个支撑点上究竟要发生些什么事。那一刻我只是隐隐约约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觉得我内心的冲突好像越来越激烈，有一场“战争”仿佛从我的肌体，我的骨肉间，我的血管里展开了。我的心脏供血不足，我的呼吸有些短促，我的情欲旺盛……但我又很想知道那终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离开娜斯嘉已有三年多了，三年之前，我们重逢过，做过爱，在爱的激情中，我的眼前升腾过一团团闪亮的火球，现在这火球再一次在我的瞳孔里迸裂开来。我想起了那句预言：“天翔鸟，划过长空的喷火机器，密集的攻击，指向孤军奋战的大王。”

我在睡梦里被那火球的爆炸声惊醒，时间是巴格达当地时间12月16日24时49分，我不知这是梦中残留的硝烟，还是在凄厉空袭警报声中真实的遭遇。我看见窗玻璃已被震碎，我就在这恐怖的碎裂与呼啸声中穿好迷彩服，系上防弹衣，戴上头盔，像是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往楼顶平台上跑。上了平台，举目四顾，我看见好像有一 些闪电般的东西在向大地扑来，同时鞭状的防空火炮则 一簇簇一串串与夜空与闪电在碰撞——天空红了、大地 白了、血在流、火在烧、人在喊……

从波黑回来，我原本想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可早在一 个多月前，我又被通讯社抓差派遣到这里“蹲点”，当时那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因对峙双方玩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将已经飞出的箭又收了回来。可没想到这箭转瞬又飞了回来。

我在看天空，在拍照，在发传真；在采访巴格达市民； 在看水均益拿着话筒为中央电视台直播战时新闻……突然间，我在电视的另一个频道里听到了一串我熟悉的英语新闻声——她又一次闯入了我的眼帘；她就在巴格达， 她就在我的身边，我猜不透她那只残臂为何在电视里又完好如初地握着麦克风在说，在比划……

她叫娜斯嘉。

她叫那青梅。

此时，在大洋的另一面，众议院正准备审议弹劾克林顿的条款……

巡航导弹在性交着房间与街道——把精液涂满了天空。

我在跳跃过那些被摧毁的废墟和瓦砾寻找娜斯嘉的时候想到了莱温斯基，自然也想到了克林顿——俄罗斯议会通过一项议案，请莱温斯基劝克林顿罢兵停火。

我终于又看见了她的身影，我想摸摸她那只胳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战争，女人。

女人，战争。

选自《北京文学》1993年第3期

原刊责编 张颐雯

本刊责编 孟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