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形势与治理

原 新

(南开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天津 300071)

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形势与治理

原 新

(南开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天津 300071)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是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人口结构性问题。它不仅是严峻的人口问题，更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直接挑战男女平等和计划生育两项基本国策的落实，对社会安全和建设和谐社会将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一、出生性别失衡的形势判断

我国出生性别失衡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偏高。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值域为103-107(女=100)。自1982年“三普”发现出生性别比开始偏高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过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2年107.17升至1990年111.29；2000年达到116.86;2004年创历史最高纪录121.20。由此，把我国推到世界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国家的位置。之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徘徊在120上下。2008年创造次高纪录120.56。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09年开始步入下降通道，并连续5年持续下降。2013年为117.60，与2008年相比，降幅为2.96个比点，平均每年下降0.59个比点，降低过程非常艰难。出生人口性别比连续5年下降，标志着我国“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的第一步综合治理目标初见成效。

二、出生性别失衡形势依然严峻

当前，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依然高位震荡，出生性别失衡的严重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我国要实现“十二五”末“把出生人口性别比降至115”的第二步综合治理战略目标，面临的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一)出生性别比变动具有不稳定性

动态分析。我国出生性别比攀升的路径波动剧烈。仅2000-2013年的13年间，出生性别比9年下降，4年上升，表现出典型的不稳定性。例如，2001-2002年上升4.20个比点；2003-2004年升高3.70个比点；2009-2013年连续5年下跌，累计降落了2.96个比点。

(二)城乡出生性别比偏高普遍偏高

城乡分析。1982-2010年间的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比较显示，城、镇和乡村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从106.9、107.7和107.7升至118.3、122.8和122.1。城市从正常跃升为中度偏高，镇和乡村从略微偏高攀升至重度偏高。城乡均处在出生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状态。

(三)一孩出生性别比开始偏高

孩次分析。2000年之前，全国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均为正常，第二孩和多孩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2010年，第二孩出生性别比明显降低，从2000年151.9降至130.3，而多孩出生性别比几乎未变，接近160。但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升高到113.7。问题的严重性：第一，一孩出生性别失衡会造成更多的男孩“多余”，因为一孩出生人口比例占当年出生人口的62.2%。第二，当城市出生性别比升高时，全国二孩的出生性别比下降明显，是否预示了城市一孩也开始进行性别选择？

(四)出生性别失衡带来的社会问题从隐性走向显性

后果分析。性别失衡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庞大的男女数量差异。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推算，1980-2013年，我国出生人口合计6.59亿人，其中，男性3.52亿，女性3.07亿，平均出生性别比为114.69。按照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103-107推算，34年间累计“消失”的女婴总量为2 278-3 532万人(即产生等量的男婴“多余”)。出生性别失衡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在孩童时代尚不显著，但待其成年后，诸如女性“赤字”和男性“光棍”、婚姻年龄挤压和地域挤压、婚姻成本和竞争性增加、挑战家庭稳定性、劳动力市场性别失衡和女性就业难度增大、贩卖人口、买卖婚姻以及性罪错案件等问题会集中爆发，引发性别失衡的社会问题。

三、堵与疏的结合

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党和政府以及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关系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

(一)高层指导，方向明确

党政重视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障，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工作概莫能外。第一，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促进“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是社会公共政策决策的基本原则。第二，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分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及国家人口发展“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第三，国家发改委把出生性别比作为考核各省经济社会工作的硬性指标之一。原国家人口计生委把出生性别比作为“十二五”期间各级政府单项考核的硬性指标。

(二)整合资源，合力应对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是新时期做好人口工作的基本方针，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也在其中。第一，建立专门组织机构。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自上而下设立了性别比治理办公室等专门机构，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责权利。第二，部门配合，统筹应对。自1986年，我国卫生、药监、人口计生等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查处“两非”的法规和政策。2003年以来，12个部门共同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专项活动。2006年，国务院召开专题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综合治理工作。2011年，中央6部门联合集中整治“两非”并把2012年作为综合治理重点年。2008年以来，国家人口(卫生)计生委召开多次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专题工作会议。第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包括出生统计信息化、B超等涉及胎儿性别鉴定设备管理规范、人工流产和引产的制度和行为规范；食品药监部门的专项管理和市场监察；孕产期全程服务和管理、利益导向机制等。

(三)专项推进，创新方式

改革开放，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思路和方式是各地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取得成效的基本做法。第一，国家层面，关爱女孩行动、农村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婚育新风进万家、创建幸福家庭、幸福工程、春蕾计划、查处“两非”等系列活动。第二，省级层面，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模式。如高层倡导、出台地方性法规、出生实名登记制、建立专项治理机构和编制、成立综合“打非”执法机构、终止妊娠药物专项管理、村规民约修订、重点地区管理、女孩家庭利益导向、关爱女孩基金、节育奖和关爱女孩奖、层级动态管理、孕产情全程服务管理、区域合作机制、查处“两非”指标分解、加强家庭公共服务、女性成才促进等。

我国促进性别平等和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改善女孩生存与发展环境和抑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作用，减弱了出生性别结构失衡的程度，促成了遏制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的良好结果。

五、公共政策创新与实践平台

出生性别失衡是今天的人口现象，但是一定是明天的社会问题。由西安交通大学李树茁教授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课题“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在性别结构的现状和趋势研究，传导机制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剖析以及治理的公共政策实践与战略研究基础上，为未来出生性别失衡的综合治理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

(一)提升性别失衡治理宏观模式为国家统筹治理模式

我国地区差异大，治理工作的推广和执行较为复杂，主要表现相关制度、政策和法律的缺位以及不协调，治理经验提炼不足，治理模式和工作机制总结和推广不够。第一，以国家层面出生性别比统筹治理为依托，以省级治理工作机制为支撑，以县级层面治理创新为突破，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统筹治理工作机制。第二，建立社会管理整体性治理框架，结合社会发展领域的各项政策，从性别失衡原因、传导、风险和后果出发，通过社会管理扭转性别偏好的文化传统、弱化性别不平等现象、化解性别失衡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关系协调。第三，做好性别失衡治理的整体战略规划，将治理工作重心从原因治理向后果治理转移，将治理工作纳入经济社会综合改革。

(二)努力改善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脆弱性状况

大龄未婚男性是性别失衡的直接受害者之一，既成事实，无法回避。第一，把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纳入社会管理范畴，多渠道增强其自养、赡养能力，改善他们及其家庭的生活福利。第二，深化“关爱女孩行动”，倡导多样性嫁娶模式，引导农村居民树立现代化的婚育观念。第三，业已存在的男性“娶妻难”问题，可能衍生更加普遍且严重的婚姻家庭问题，我们要提早在公共政策和社会制度层面做好准备。第四，面向夫妻中心的核心家庭所构建的社会发展政策与制度，均未考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及其家庭的现实需求，制度改革是巨大的挑战。

(三)降低与阻断性别失衡风险传导放大的路径选择

男性过剩无法回避，维护其基本生活需求及发展机会是降低相关社会风险的核心和关键。第一，性别失衡风险的“根源性治理”，目的是激发传统男孩偏好观念的转变，诸如倡导社会性别主流化，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保障男女两性的同等机会，倡导居民树立现代化婚育观念，引导性与婚姻价值规范的健康发展，规范和鼓励跨国婚姻和差龄婚配，给失婚人群创造更多择偶机会。第二，性别失衡风险的“缓解性治理”。目的是应对已经出现的性别失衡下的各类社会风险，缓解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关注失婚男性自我发展能力，构建多元化心理疏导渠道，改善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外地媳妇”的经济社会条件，切断从性别失衡到公共健康安全之间的链条等。第三，阻断性别失衡风险的放大途径，宏观上采用新的以网络治理为工具的危机管理模式，微观上围绕风险的四级放大途径，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信息网络、畅通网络传感机制、预防局域性社会风险积聚，对性别失衡导致社会安全情况实施动态监测，防患于未然。

1008-245X(2014)06-00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