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与公民品格*

叶 方 兴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 200433)

无论是公民理论的历史叙事，还是当代社会的特征研判，公民品格在当下似乎已经成为只在理论回归意义上使用，用以描述传统社会特征的古语。传统社会重视公民、共同体、德性，而现代社会注重制度、个体、权利，已然成为人们习惯的认知定势。罗尔斯认为：“古代人追问的是一条通往真正幸福或最高善的道路，他们考察德行和作为性格特征的德性(例如本身就是一种善的勇敢、节制、智慧和正义这些德性)如何与最高善联系在一起……近现代人追问的却主要是(至少首先是)，哪些在他们看来是正当理性的权威规定，以及由这些权威规定所产生的权利、责任和义务。”[1]2在以制度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公民品格成了相对暗弱甚至不合时宜的道德话语，现代社会与公民品格之间的内在关联也由此存在被遮蔽的危险。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有序运行与良性发展，离不开公民对规则意识的内化与守护、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宽容、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与认同以及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奉献。因此，揭示现代社会与公民品格的内在关系，在现代性理论视域中开放出公民品格的内涵与价值，将有助于化解现代性带来的负面效应，发挥公民品格对现代社会的支撑与守护价值。笔者从现代社会最为显著的四个方面：风险性、个体化、制度化以及公共化入手，探讨公民品格的现代性维度，阐释公民品格与现代社会的内在关联。

一、现代社会的风险性与公民品格稳定的向善定势

与充满稳固性的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无疑是一个充满变动、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将“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视为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征。“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2]275当代德国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将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下的社会阶段称之为风险社会，认为其中的风险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而是社会性、技术性的风险，它们遵循“不断增长的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的普遍逻辑”[3]。在鲍曼看来，现代性在当代社会已经由稳定的“固态”发展为流动的“液态”，他将现代性的这种全新阶段称之为“流动的现代性”，它以不确定、变动、恐惧不安为基本表征[4]。由此看来，现代社会充满了无法预测、不可控制的风险性和强烈的流动性、不稳定性。

这种风险性、不确定性弥散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解构了传统社会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在整体性、同质性的传统社会，个体被归置于恰当的社会位置，承担相应的社会角色，发挥相应的社会职能，人们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确立自我、安顿自我，保证生活的稳定性、统一性以及向善的伦理追求。与传统社会相比，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在现代社会逐渐变得分崩离析，人们稳定的社会生活逐渐走向支离破碎，社会角色出现分化，个体走向碎片化，人们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疏离感越来越强，正如昂格尔所说：“在这个社会，每个人属于许多重要的集团，不过每个集团只能影响他生活的一个有限的方面，因此人性就被切割成一系列分离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特殊活动。”[5]136每个人都在角色分化、社会分工、时空重组中成为碎片化的自我。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缺失了整体性和稳定性，丧失了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现代社会弥漫着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以至于“我们似乎都不能再掌控生活”[6]26。

为应对现代社会的风险，确保社会的稳定和良序，公民需要培育在政治生活、公共生活中必备的品德。公民品格是公民在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获得性品质，是成就公民身份或资格的德性、品质，是个人成就现代公民的政治伦理要件。公民品格是成就公民的德性，反映公民这一特定社会主体的内在品质、力量(strength)。作为一种获得性的品质，品格一旦获得就可以形成稳定的性情和精神定势(disposition)。[7]152品格最初与个人的总体生活是一致的，它的稳定性立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以人在生活世界中存在的整体性为其本体论根据”[8]149。麦金泰尔说：“内在于人生的德性具有统一性，理解这一点的前提在于：肯定德性的统一性体现了生活的统一特征，并把生活本身视为并评价为一个整体。”[9]46无论是古希腊的德性伦理，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伦理，直面的社会背景都是整体性的社会结构以及统一化的生活形态。城邦时代的社会是一个分工互助的有机体，不同社会成员有各自的社会分工，按照相互需要的原则形成社会合作。传统儒家德性伦理契合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与安定祥和的乡土生活形态。社会成员的内在德性为这种整体性的社会结构以及稳定、统一的生活状态提供保证。

公民品格是现代公民应当具有的道德人格，是具有稳定性、向善性的精神定势。这种精神定势在分化的现代社会，为原子化、碎片化的个人过上整体性、统一性的政治生活、公共生活提供主观依托与内在保证。安娜斯将德性看作人的状态或品格，这种状态或品格能够保证人们基于正确理由以合适的方式做出正确行为，它的基本特征是素质化(dispositionally)、习惯性(habitually)以及稳定性(reliably)[10]516。作为稳定性、整体性的道德人格，公民品格能够促进社会交往与社会合作，缝合“断裂”[11]39的社会结构与疏离的社会关系，消除现代社会出现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公民品格一旦形成，社会成员在面对政治生活、公共生活时便能保持积极、理性、宽容的心态，对于他人充满关怀，对社会担当责任，对政治共同体抱有忠诚，保证社会成员实现权利与责任、利己与利他、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统一。这样，面对现代社会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公民品格为公民表现出稳定的行为模式提供了道德担保，有效化解了现代社会生活领域的动荡不安、领域分离与人们社会生活所希冀的安定有序、和谐幸福之间的张力，使公民过上稳定的社会生活。

二、个人主义的冷漠与公民品格的道德情感

个体的释放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自启蒙时代注重个人的自由、民主、财产等自然权利开始，个人主义就构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核，资产阶级更是在个人主义思想内核上完成了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个体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由传统社会“镶嵌的自我”转向现代社会“原子化的自我”。如麦金泰尔所说：“在许多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个体通过他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中的成员资格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并被他人所确认。……作为我的实体的一部分，他们至少是部分地、有时甚至是完全地确定了我的职责和义务。”[12]42但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确立了个人自主原则，塑造了自主、自由、独立的个人。麦克法兰就不无深刻地指出：现代社会的要义在于“个人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缩影”[13]140。

诚然，重视个人权利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诉求。个人主义的兴起，挣脱了传统社会一体化的襁褓，增进了社会活力，但其引起的负面社会效应也很明显。个人主义造成了社会关系的松散，社会资本的流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为松散而令我们感到自在，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也十分不可靠。团结一体对于人们来说是件难以完成的任务，同样，它的好处以及它的道德意义也难以为人们所理解。”[6]31个人主义是市场经济中资本力量催生的结果。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塑造社会的现代性特质，社会成员也紧随无限扩张、蔓延的资本到处流动，社会历史也由此不断由地方性走向世界历史。市场经济强调效率、等价交换、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金钱至上等价值准则。“如今，市场语言无孔不入，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纳入以强调自我利益、自我优先权为导向的模式。”[3]但在信奉商品拜物教、金钱至上的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领域容易出现“道德贫血”、精神家园荒芜与信仰缺失等状况。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市民社会看作“相互需要的体系”和“利益的战场”[14]。“个人主义的阴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缺乏意义，更缺少对于他者和社会的关注。”[15]4马克思更是鲜明地指出：“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274

个人主义撕裂情感化的社会纽带，消解温情化的社会交往，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裂。社会学将维系社会交往需要的情感、价值、道德元素称之为社会资本，其作用在于将散乱的个人联接、聚合在一起，增进社会成员的团结与友谊。而个人主义造就了原子化、孤岛式的个人，致使社会关系内聚所需的社会资本流失以及社会成员之间情感冷漠。这些都需要充满仁慈、温情、关怀等道德情感的公民品格加以补救。品格内蕴了人的道德情感与伦理关怀，德性伦理所主张的关爱、同情、仁慈等反映了道德温情脉脉的面相，也体现出道德主体的本质和尊严。[16]12“作为品质的一种表征，我们必须考察与行为连在一起的快乐和痛苦。”[17]81当代德性伦理复兴的一个重要靶点就是规范伦理学。以规则为中心的规范伦理学或是将道德视为冷血的规则(义务论)，或是将道德看作利益的计算(后果论)，遗失了道德本应具有的展现人的情感、意志等主观道德情感以及宣扬人性与社会之善内在品性的面相。公民品格是成就好公民的内在情感与向善品格，反映可以促进人际良性互动、友善关怀的公民之善，尤其能在公共生活中彰显出对其他社会成员的温情和关爱。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的德性伦理学，就认为道德应当基于行为者的内在力量(inner strength)，其《源自动机的道德》(Morals From Motives)书名就明确表明：“以内在力量为基础的道德将仁慈、同情、友善等情感或动机在原生意义上是可欲的和道德善的。”[18]19德性能够为现代社会的陌生人群体提供普遍化的行动指导，用以增进社会的福祉和公共善。

公民品格在整合个人社会生活的行动中，展现出公民应有的道德品质、道德情感，塑造出稳定、良序和温情的政治共同体。公民品格的人格特征为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统一提供保障，“在自我存在这一向度上，德性的特点在于体现了主体各个方面规定的统一；与之相应，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德性的特点在于确认成就自我与成就他人的统一。”[8]87公民品格由此成为公民在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是人际交往、互动乃至社会关系建构的纽带。如同涂尔干揭示的由“有机团结”向“机械团结”过渡那般，社会联接的纽带在社会转型中发生了变化，“进入一种高度流动的城市化-工业化社会以后，那些曾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旧有纽带——家庭、身份等级、固定共同体、宗教信仰、政治绝对主义等——不再坚固，不再能够凝聚一个民族或文明”[13]5。但与此同时，公民品格总是以调动社会成员的情感、价值、品性、品质等内在主观精神的方式整合充满破碎性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要克服‘公民的私人化症状’，克服冷漠、不合群、孤独，就要拥有和表现出公民资格所需要的品德。”[19]同样，现代社会要克服原子化个人带来的社会纽带断裂、社会资本流失以及道德情感缺失，也需要拥有和表现出公民资格所需要的公民品格。公民对国家的忠诚、认同，对他人的关心、照料，对社会的奉献、付出等基本公民品格都无不包含着公民个体对国家、他人、社会的情感，让人们觉得温馨、温情和温暖，体现出公民品格情感性、价值性的特征。而这恰恰是原子化的现代社会最为稀缺的社会资本和道德情感。

三、公共领域的私人化与公民品格的实践性

公共领域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公民需要在公开、开放的公共场域以及政治社会实践中获得成就公民身份的品格。但公共领域的私人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明显趋势，突出体现为社会领域出现的结构性萎缩以及公民参与的弱化。特别是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当道的西方社会，“我们(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公民的或生成性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位于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把人看做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不受任何不是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道德或公民纽带的约束”[20]208。在鲍曼看来，“生活总体上的私人化”是近代以来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而且这种“私人化”弥散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我们私人化的社会中，不满似乎指向不同的方向，甚至彼此冲突，它们极少积累并凝聚成一个共同的事业”[6]31。桑内特惊呼“公共人的衰落”[21]，认为现代社会造就了自私的个人，个人只顾自己的私利，对社会公共生活、公众参与表现冷漠，缺少应有的热情，社会成员的公共精神和政治参与程度不断下降，严重削弱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

在当代中国，伴随独立社会领域的出现以及人的生活方式的公共转变，社会已步入改革的深水区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期，这对公民的素质、道德水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现实社会发生的官员官德缺失、诚信度下降、“中国式过马路”、“小悦悦事件”、中国大妈跳广场舞占领罗浮宫等种种现象表明：公共意识淡漠、公共规则缺失、公民权利不彰，已经成为社会转型的“痛点”。在一个充满开放性的公共领域，公共性的孕育与展现受到传统封闭、狭隘的“私”文化的掣肘。[22]特别是在我国，传统文化虽有“民为邦本”的传统，但在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以及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之下，现代公民观念的缺失却是不争的事实。

唯私主义的兴起以及“公共人的衰落”成为现代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公民品格与公共参与是相互塑造的过程，公民通过公共领域的参与活动成就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公共人的形成，而一个具有公共精神和公民品格的人自然能够积极、主动、热情地投入社会公共生活，参与政治活动。德性表现出强烈的实践倾向，是一种在实践中形成的获得性品质。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事先实施德性活动，然后才获得了德行。”“我们也是在做公正的事情当中成就公正的人，在审慎当中成就审慎的人，在勇敢的行动中，成就勇敢的人。”[17]81公民品格是公民在不断地参与政治、法律、社会实践活动中炼就的。同时，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品格，塑造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习惯性倾向以及稳定的性情特征，能够使他们自发投入社会公共领域，参与社会合作，做出习惯性和稳定性的社会行动。公民品格体现人们在政治生活与公共生活中的实践智慧，只有具有稳定品格的公民才能在公共领域的各项实践活动中做出积极的、稳定的政治行为。

公共领域是孕育公民品格的社会母体。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来看，公民品格的生成与社会公共领域的出现以及社会成员的公共生活密不可分。社会成员在共同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中不仅获得自我的观念，而且也在公共生活中超越狭隘的自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参与城邦与公共生活中获得自由，成就自我。阿伦特进一步注解：“一切人类活动都要受到如下事实的制约：即人必须共同生活在一起。”[23]57而且人需要过公共生活，只有在政治共同体，个人才能实现自由、尊严和社会价值。马克思说过：“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119社会公共领域为公民实现自我认同、社会价值以及炼就公民品格提供了条件。在日渐公共化的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维系持存，社会成员的社会合作与政治参与，人们交往方式的公共转变都离不开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稳定的公民品格。当代西方哲学领域，面对自由主义带来的政治参与弱化问题，以及由之带来的公德缺失、公共精神和公民观念缺少等情况，新共和主义公民观试图发掘共和传统下的公民美德加以补救。通过培育公共生活所需的公民美德，可以提升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扩大政治实践与社会参与，克服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的私人化”症状。

四、社会的制度化与公民品格的支撑补充

梅因在《古代法》中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契约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吉登斯从制度体系定义现代性，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1]18。制度建立在陌生人社会的假设上，根源于现代性的理性化特征。理性化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管理科层制以及制度化为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制度成为政治共同体维系政治系统运行的规则与根本保证，但现代社会的运行不仅靠制度，还需要公民品格。

从社会构成看，社会由制度与人构成，制度尽管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运行准则，但还需要公民德性为其提供担保。良序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制度的作用，但制度的运用离不开具有现代品格的公民。“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的正义，而且依赖于民主制下公民的素质和态度。”[24]512制度与品格相互统一，制度需要品格的支撑。“对每一条原则来说，都会有常与该原则名称相同的一种好的道德品质，它包含有按照该原则行动的一种气质或倾向；而对于每一种好的道德品质来讲，也都有一条原则，规定着体现该原则自身的那类行为。原则无品质是空的，品质无原则是盲的。”[25]45品格为政治制度提供伦理保障，公民品格又为现代民主制提供观念担保。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先哲们在努力寻思理想的政治秩序以及良善的政治生活时，几乎都指认，一个理想的好社会既是制度公正的社会，也是具有优良品格公民的社会。按照金里卡的分析，当代西方学者关注公民品格的重要背景是民主转型，在投票民主向审议民主转向过程中，民主的发展形成对公民品格的需求，“如果没有公民具备这些品德，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就不能实现它的正义承诺，就的确可能会受制于非民主的非自由主义的力量”[24]528。金里卡将公民资格视为正义制度理论的必要补充，认为“公民资格理论旨在确立这样的品德和行为——需要用他们来增强和维系在正义理论中得到辩护的那类制度和政策”[24]516。如同奥尼尔所言：“好的德性没有法律是脆弱的；但单是正义也不能指导人生，好的法律必须要有好的品性来提供支撑。”[26]9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制度要有公民品德作为其建设的支撑，公民品德的培养有赖于制度与公民‘合作’的氛围”[19]4。因而，公民品格为现代民主制度及其运行提供观念保证。

对于充满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制度因其普遍性、抽象性难以考量具体、复杂的社会情境。制度是公共产品，针对普遍性的社会成员，普遍性的制度常常一视同仁，而不去考虑特殊情境、特定群体。但品格并不是抽象原则指导下的具体行动，它是实践智慧，能够保证行动者结合具体的情境，审时度势，根据积累的生活经验和行动智慧以恰当的方式从事有德性的行为。亚里士多德将明智看做品格的特征，认为“明智必然地是在与人的好坏相关的事情上的一种与正当的尺度相联系的行为品质”，“明智也不仅仅考察普遍的东西，而且也必定了解具体情境。因为它本质上与行动相关，而行动就涉及具体情境。”[17]512俞吾金教授认为：“实践智慧排斥的正是抽象的(即与个别性、特殊性相分离的)普遍性的理论，推崇的则是具体的(即蕴涵个别性和特殊性在内的)普遍性的理论。”[27]43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境遇，“解决艰难的道德问题，要靠个人运用全部实践智慧去做出选择，你要成为什么人，是你根据情境而从品质出发决定的”[28]12。

公民品格是公共生活依赖的品质，能够在复杂的政治、公共生活中对社会成员进行理智的公共理性引导，“审时度势，由此沟通普遍的理论引导与具体的情境分析”[29]278。在以风险性、变动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或公共生活出现大量不确定性、极端性、突发性的社会事件，人们常常缺少可供使用的普遍规则。此时，公民能够运用自己的实践智慧，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时空情境，依靠自己的理智决断做出合理的行为。在公共生活中，公民品格彰显出公民对社会大众的责任能力，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有助于化解社会关系出现的疏离，形塑稳定的社会交往方式。

这样看来，制度的运行及其保障需要公民品格的支撑，而且制度与公民品格相互补充、相互统一，共同铸就一个良序、和谐的社会。既然社会由制度和人构成，一个好社会就应当是好制度和好公民共同支持。“一个和谐社会是一个公正和仁爱互补互励、和谐相处的社会。”[30]51德性与制度是两种不同社会治理手段与社会控制手段。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社会交往建立在陌生人之间达成的契约之上，制度对于理顺社会交往，维系社会信任，规避交往风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现代社会来说，冷冰冰的规则只能保证社会的基本秩序，而要实现和谐、良善与幸福，还需要公民品格来充当缔结维系社会团结的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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