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祖社,董 辉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我们所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是一个“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的时代”,是一个真正需要凸显文化建设的实践品格与伦理性追求的时代。慑于坚固依然的现代性理念与资本逻辑的强大淫威,藉由势头强劲的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那个曾经给予我们理想和高远人生信念的“文化”,逐渐放弃在引领社会公共精神气质方面的应有的角色,逐渐丧失其在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所养成的公共性特质和生存信念,不愿意再有坚定的“匡扶时弊,救治人心”的使命和担当。
此一事实是我们时代文化研究者不容回避的。本论题有关“文化公共性”实践背景下现代个体优良心性秩序生成问题之思,关涉着对文化、人生、人格境界与心性修为复杂关系理论澄明的吁求,伴随着对“我们为什么有文化”、“文化是如何可能的”以及“文化以何种方式可以助益我们‘按照人的方式’成为我们自己”的问题的三重追问。其目的,则是尝试着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做一个现代“文化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二是,我们学会了“以文化的方式”优雅、体面、得体、尊贵式地生存了吗?三是,我们是否对一直以来融入我们血脉,在某种意义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左右、支配我们所思所想的诸多“文化”(价值观念是灵魂)进行过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反思和观照?
我们之于文化以及文化之于我们,事实上以及本质上都已经严重的不堪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