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仲文

杨仲文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摄影系,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电影与电视制作及评论。先后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特技摄影助理、上海电影艺术中心(筹)主任、银星宾馆副总经理。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学会(SMPTE)会员
文革中有位老前辈庄老师(恕我不写他的全名)痛心疾首地自我批判道:“吃错了头一口奶,进了电影厂这只大染缸。在文艺黑线下面拍了许多毒草电影,幸亏《延安文艺讲话》挽救了自己……”
庄老师没有吃过这头一口奶,他是后来才调进上影厂的。当年上影拍过几部戏曲片,底下老百姓叫好,上头中央有几位老戏迷大领导也说好。厂里再接再厉,就从戏曲界物色了一位编导方面都比较过硬的导演到厂里来加强创作力量。庄老师就从文化局某剧团调到了电影制片厂。
1962年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拍出好片子来鼓干劲,争上游!这种形势下,庄老师也就坐在边上紧跟形势没事干。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电影厂执行“一号通令”,下到了奉贤五七干校,庄老师跟我挤在一个小草棚里。因为我们要半夜三点钟起来烧开水,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这间小茅屋就成了我们的双人宿舍。
文革前,庄老师经常挂在嘴上讲自己是一名“电影战线上的新兵”。谦虚是美德,可谦虚过头就是虚伪。对厂里的任何人和事,庄老师总归用老派男人带点苏州口音的上海话说:“蛮好,蛮好。”这“蛮好”两个字成了他的口头语,加上他说话时的谦卑态度,背后大家就讲他这个人“虚伪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