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志远
自2012年以来,行政诉讼法修改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界的 “头等大事”。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之际,如何通过行政诉讼法修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成为行政法学界聚焦和热议的崭新议题。①然而,冷观当下有关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热议,不难发现学术繁荣背后存在的隐忧——“呼吁有余而论证不足”、 “热点有余而共识不足”、 “观点有余而争论不足”。尽管各种具体的修法建议很多,但不同方案之间却缺乏深度的交流和论辩,甚至每个论者都有关于修法 “首要问题”或 “重点问题”的相应设计,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 “碎片化”倾向。这种各说各话、多面出击的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立法机关 “求稳”的修法思路,以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以下简称 “修正案草案”)一经公布就几乎获得学界 “趋于保守”的一致评价。②
立法修改存在分歧本无可厚非,但对于寄托国人法治梦想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变迁而言,如果不能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进行系统性反思和整体性设计,任由碎片化、零散化讨论局面长期存在,行政审判制度的功能极可能更趋式微,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历史使命恐怕也难以实现。新近有学者撰文急呼 “回归到修法基本问题”,力主通过对行政诉讼修法宗旨、制度定位和类型构造等三个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进一步理顺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