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守望与美丽的表达
——沈从文艺术创作的生命意蕴

○ 朱水根 孙静

(1.浙江省嘉兴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0；2.浙江省海宁实验学校，浙江 嘉兴 314499)

中国作家沈从文，他几十年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37。沈从文这种美丽的表达不仅是一种叙事方式，也是一种“人生的形式”。文学创作对沈从文来说，便是他的情感和灵魂依附所在，是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他在创作中体验生命搏动，情感波涛，在体验中精神得以升华，灵魂得以净化。沈从文用文学方式构筑生命的雕像，爱是他看待人生的一扇窗口，都市虚假的恋情成为他人生思考的一种折射。这种美丽的表达是生命得到自由绽放的最优化途径，是自主选择与生命意义得以统一的实现形式，是对人生的一种表达的极致。那么，是什么形成了沈从文的“美丽的表达”，他又是怎样进行“美丽的表达”的，笔者从这个角度予以分析。

一、沈从文的成长环境与生命经历

湘西是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沈从文生于斯，长于斯，得山水之灵气，受文化之熏陶，完成了生命的奠基。

(一)环境：楚文化风韵犹存

环境创造了人，人能改变环境，这是马克思主义一条无可辩驳的真理。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他也说：“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湘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巨匠？

一种文化如能增进人的情感，补益人的智慧，就是有生命的。而影响和熏陶沈从文和沈从文生命的，是楚文化。楚文化即巫文化，就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结构，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系统，是以信仰为特色的，而信仰是自愿的、自觉的，是情感的。

沈从文生活年代的湘西，楚文化仍熠熠闪光。他对故乡凤凰这样描述：“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2]139凤凰城里人，每年都要杀猪宰羊，献鸡献鱼到天王庙敬神，求神保佑五谷丰登，儿女成长，家人平安。春天有春官送春，年末还会在家中向傩神还愿。苗族中行巫的穿红衣服，敲锣打鼓，点蜡烛，放鞭炮，烧香纸。这些生动具体的描述，就是楚文化。这种情况，在湘西随处可见，《长河》里这样写：“人在地面上生根的，将肉体生命寄托在田园生产上，精神寄托在各式各样神明禁忌上，幻想寄托在水面上，忍苦耐劳把日子过下去。遵照历书季节，照料碾坊橘园和瓜苗菜圃，用雄鸡、鲤鱼、刀头肉，对各种神明求索愿心，并禳解邪祟。”[3]248

透过沈从文这双平和的“眼”，我们慢慢地认识了楚文化，也认识了楚文化包裹下湘西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人的生命激情。有时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用他那低沉的略带沙哑的声调，唱着迎神送神的歌；有时是一个略微长成的女子用一种清朗的调子歌唱；有时是这两种的和歌，不禁感叹真是少有的杰作。这种歌调因赋予了热情的味道，甚至于比热情更热烈的情绪，常被湘西男子和女子用以表达他们内心无以言表的情感。湘西这地方，在男女情爱上婚姻上，“若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佬爹爹做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若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做主，站在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4]198以唱歌传达在情爱上心意的形式，在这小城常有常见，为当地习惯所认可。不仅在地方人眼中长期生存着，至于湘西以外的人，也为这种别致的地方风格和传统赞叹与欢喜。翠翠在听到这歌声时，梦里所抓到的那把虎耳草，也在这歌声的热情中，被未曾见过着玩意的人想象出，理解出这东西的形象。彼此生命之间仿佛为一种共通的郑重中微带骚动的情感浸润。这歌声当是美的吧。然而，“它反映的不仅是个人爱美的情操，还是这个民族一种深厚悠久的文化。”这歌在湘西，还有这样一种：“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这显然是从古老传统的人民生活艺术的土壤里发育长成的。这里有生命的希望在飞跃，并且充满一种明确而强烈的感觉。这也是一种楚文化，一种真实存在的美的楚文化。

沈从文作品环境中的楚文化还应包括湘西这地方的地域文化。我们可以从沈从文许多小说的创作中看到影子。代表作《边城》中有很多专门介绍了茶峒的地形地貌，以吊脚楼为主的建筑，小镇形形色色的住户；长篇小说《长河》中列了专章“人与地”介绍辰河中部岸边的橘子园，沿河生活着的人们和他们具有特点的生活。《丈夫》、《柏子》中也介绍了诸多泊船及船上“生意”之类的地方上习惯和生活现象。这些不仅是小说中主人公成长和生活的环境，沈从文多少也亲眼目睹过，在生活中有过类似这般的经历与磨炼，否则他如何能在这环境的描绘中呈现出一种独具风韵。据记载，沈从文在从事创作前并没有读过关于湘西文化的著作，或者说，在沈从文以前本就没有关于湘西的地道的作品，因此他是按照自己眼中确实看到的，按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来写的。诸如湘西大环境中的种种，就自然而原始地保留了下来，丰富了楚文化的内容和内涵。

楚文化影响着沈从文的生命历程，沈从文对于楚文化的理解、改造和运用的过程，正体现了楚文化对于一种生命的影响，沈从文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生命也因此得到尽情地宣泄和表达。

(二)经历：任其自然以得天真

沈从文的生命是在湘西大环境中形成的，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却是一种最合乎自然的成长。

《沈从文自传》给予了读者最真切的叙述。儿童时期，父亲希望儿子读书做官，把他送进私塾，学一些《四书》、《五经》。谁知沈从文似乎天生不喜欢这些，于是“学会顽劣孩子抵抗私塾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同一切自然接近。”[5]14面对学校和家里对他逃学行为的指责和打骂，沈从文依然如故地逃学。家里前后为他换了四个学堂，一个比一个管得严，可是私塾对他“毫无兴趣可言”，故而他不但逃学，还善于逃学，精于逃学。说实在，笔者并不认同逃学的行径，但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确实走到空气清新的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眼、口、鼻、耳诸感官，进行了另一种学习，甚至是更好的学习。沈从文在回忆逃学生活，给他的生命带来的莫大好处时说：“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和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该溯源于小时在私塾的逃学习惯。”[5]18他是在顽强地追求生命的自由，人性的自主。

不到十四岁的沈从文即离家到县城预备兵技术班学习，在那每天过着起床、吃饭、训练、睡觉这种重复枯燥的生活，但沈从文“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于是他离开凤凰，辗转于湘西、川东一带山山水水。转而在军队做起了抄抄写写的文书事情，而队伍的迁徙、军队的不断流动，也让他对湘西的山山水水有了更多的认识。至此，沈从文的生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对于从小喜爱大自然、天性崇尚纯真本色的他来说，这种生活是很有意思的，也是他渴望和向往的。

对于这份与自然的感情，沈从文曾专门谈到一条沅水与他生命的关系：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

正因为这样，沈从文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面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于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把我攫去，又幸亏它的流动，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洋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地在这人世中过着日子!”[6]220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简直就是一个自然之子，在河水的滋养中，他学会了生活，学会了思考，身心自由地与山水融为一体。

同时沈从文也耳闻目睹了许多不和谐的音符。在军队中的生活，是一种不同与以往的人生形态，一是留有在沅水流域的自然风物。但同时，许多在军队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刽子手杀人后在市场上割肉，在他看来都是无法容忍的，甚至寻找不到一丝认同感。他对这种行径甚是愤怒，觉得这是在扑灭“生命意识，泯灭生命”。然而要在这样的部队“混得不错”，便必须使自己等同与那些真刀实枪在前线的兵士，沈从文因此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非常不自由，他说：“我必须挣脱出来，取得完全的自由，才能好好处理我的生命。”于是他离开部队，想重新回到自然中去寻找自由。

就这样，沈从文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毕的业”[7]96在这里毕业后，他闯荡到百万人的大城市——北京，继续读有别于湘西社会人生的那本大书。然而这仿佛也不是他满意的选择，他骨子里始终是有湘西精神的，喜欢着湘西世界中一切自然的生命，依然常记忆沅水和水边的人事。

这种种生命的经历，让沈从文一开始便选择了对生命的认同，他也说自己“是个对于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对于沈从文的这种生命哲学，不少人论述，有的还写了专著。在这里只作简要的解释。人生在社会生活中，总想不受拘束的按主观意愿去行事，这就是生命的自由，也是沈从文追求和信赖的生命自由。这种自由的生命唯有在自然中才能得到酣畅淋漓的呼吸。

正因为对生命的无比关注，沈从文眼中所看到的更多还是生活在湘西小城镇或深山苗寨的底层人民。赞颂他们强烈的生命力量，自然的生命活力，古朴善良的心灵，描绘他们简单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对美的生命的向往。基于在生命经历中逐渐产生的对生命的认识，形成了沈从文自身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意识也长期影响甚至折磨着他。自然，这份生命意识最早来自他童年的体验、感受和幻想，长成于沅水流域的经历。可以说，沈从文对生命有一种泛爱思想，凡是生命，他都爱。我们常常提到生命，其实我们无法对生命做明确的定义，他存在于生活、人生之中，但却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是一种精神。为了形象地说明生命，沈从文有段注解：

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于弱枝，翠叶重叠，如翠内，如羽葆，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白齿，往来其间。遇之者音哑。[8]96

就其韵味来说，这里几乎分不出哪里是自然，哪里是山灵。却有一种力量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流动，这当是生命的力量。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力量，虽然是无形的，却能对感知的人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

沈从文从漫流千里的沅水，从耳闻目睹的沅水边的种种人事物中，发现了生命的种种意义，透过湘西社会下层人民的人生，将发现的生命赋予更为诚朴、自然的生命本来。这种“生命哲学”让沈从文骨子里就长养着对自由生命的信仰和依赖，其作品的意蕴也呈现了一种可以让生命永恒的形式。也许，生命原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吧。

二、沈从文作品的人性守望与美丽表达

一种圆美灿烂的思想需要一种与之匹配的表达方式，才能在艺术的殿堂里熠熠生辉。沈从文做到了而且做得极致。

(一)艺术思想：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渴望

人性，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他一贯主张“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渴望。”因此，“人性”问题构成了沈从文艺术思想的核心。他自己也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1]295

要建造这个美丽的神庙，就得先认识“美”。沈从文用他的“人性”标准，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在经历生命与体悟生命中发现了美，并将这种美保留在了作品中。对人性美的真实刻画和流露，是沈从文作品所拥有的，也正是读者真切渴望看到的。

渴望人性美，是人本质的审美需求。这里从沈从文笔下人性美的内容和他讴歌人性美的缘由两个层面，对其作品表现的“人性最真切的渴望”作简要的分析。

沈从文笔下青年男女演绎的爱情场面充满了活力，闪耀人性的光辉，不管生死，他们需要的永远是爱。《雨后》是一个清丽的爱情故事。一对青年男女在山野间获得了爱的甜蜜。女子读过一些书，懂得如何用景致来渲染爱情。对她心仪的男子四狗既爱，却又对他的某些粗俗而微感惆怅。但纯洁的爱，终在山野间绽放。四狗目不识丁也不会成为两个人相爱的阻碍，他们为自然之美而陶醉，为爱呢喃。此时，爱超越了个性差异，超越了世俗成见，两人因为爱而崇高。沈从文作为捕捉爱的人性光辉的能手，制造了美，这种美的氛围似乎不是在人间。这是符合人类在爱情上体现出来的本能的，不是肤浅的，而是一种深切的感动。

沈从文作品的人性美在亲人之间的关爱中也有所表现。比如《萧萧》，童养媳萧萧野合怀孕但没有被“沉潭”，他生下儿子后全家欢喜，成为小丈夫的媳妇，“宗法”规矩让位于淳朴自然的人性。小说中，沈从文竭力表现了人物“更有人性”的品质。萧萧嫁作童养媳，作者对这没有任何道德的判断，而只写了“婆婆虽然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的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空气都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所可以阻挡得住。”似乎这样的人，他们生性淳朴，也合乎自然的生息。

作品中的人性美是多方面的，沈从文以农人、士兵、妓女、水手等下层人民为重点，并且把人物身上人性的美置于现实中，从而使作品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人性美。

至于描写人性美的缘由，笔者以为应当这样理解。沈从文处在有着黑暗的历史时代中，他却极力表现了人性美，这其中所描绘的爱和美的人生里面寓意着他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在《长河·题记》中沈从文写道：“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奈，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沈从文感伤地看到湘西在受到文明冲击时人性的某些变化，原来优秀品格一点一点消失，但他并不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注视这悲苦，而是在善良的内心发出了强烈的愤懑。他想使人性的美得以回复，得以张扬，因而他竭力赞颂人性美。显然沈从文想要用这种理想去激活生命力，企图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美来改变黑暗现实。

沈从文神往的是不受拘束、原始古朴的人性，因而他勾勒了社会生活中一系列自然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性，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这一种人性美的丰富内涵，或深或浅，让处在不同世界的复杂氛围中的人都读到了，也感受到了，并希望能保有人性那一份美。

(二)艺术特点：美丽而忧愁

读过《边城》的朋友都会这样承认：这部作品无疑是沈从文讴歌与赞美人性美，表达他眼中一种“美丽”的代表作。主人公翠翠是作者理想中爱与美的极致。他是一个美丽而淳朴的船家少女，焕发着自然之美的灵秀。作者一落笔写翠翠，就是美丽动人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可以说，正是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强健的躯体；碧溪岖的竹篁、白塔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心，体现了中国人民善良、勤劳、淡泊的美。

这样美的人物在许多作品中都不难发现，这些似是根据读者的眼光创造出来的。她，他们，所给予人们的一种自由美感，并不是一种肤浅的冲动，而是符合接受对象的审美要求的，并凭借自身的审美力量，产生两者之间的共鸣。美之所以为美，从这里可见，是由于欣赏的人感受到并认为这是美的。

是的，沈从文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美的世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青山绿水，还有小山城的淳朴民风。这个世界里，人人勤劳，不贪钱财，乐于助人，人性具有善与真的美。在这个世界里，富人与穷人平等、友爱，商人也不重利，即使是妓女也能信守自约。似乎人人都具有浑厚淳朴、优美自然的品德。

但我们同样看到，沈从文也揭示着那病态社会所加给山里农民、河上水手、吊脚楼上妇女等人难言的痛苦。就以《边城》来说，翠翠那份莫名的哀愁和莫测的爱情命运，何尝不与那不合理的社会千丝万缕地联系着呢？更何况，沈从文笔下惊心动魄地描绘过那些刽子手们野蛮地把无辜农民的血洒在湘西这块土地上！《丈夫》中丈夫的愤懑；《贵生》中最后那一把火；《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那伙农民进山的举动；《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中那位矿工起义失败后跳井的行径，等等。使人感受到一种社会的黑暗，也恰是这份黑暗让读者领略了作品中携有的那一点点愁绪。

其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景，虽然雄浑秀美，也许因时代的缘故，那秀美中常不免露出几分悲凉。那山川之间的古镇边城，生机中却因古老而显着贫困，即使繁荣也带着几分畸形。这种种，绝非“边远荒僻”之类字眼所能概括出的那点愁。

再次，沈从文并没有陶醉于爱的缠绵里，就作品的故事情节来说，也总是裹挟着或浓或淡的忧虑——一种辽远却无法摆脱的愁绪。纯洁天真的三三，在她的心里，为什么有时想哭？疯子五明盼望把阿黑姑娘“融化”，可是阿黑姑娘又到哪里去了呢？痴情的翠翠日夜守在渡口等候二佬回来，可二佬什么时候回来呢？作者并没有忘记，故乡的土地毕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同样笼罩着黑暗的阴影，故乡的人民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演绎悲剧的舞台上。因此，他说：“拿起笔来写这地方的种种时，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因为以前的各种杞忧，无不陆续成为‘现实’‘当前’，使他有一种‘沉重的感慨’。”[8]363这些都使得沈从文在描绘湘西人民美丽品性的同时，饱含泪水，哀其美好的丧失，于是在许多作品中流露出一种沉忧隐痛。

沈从文肯定过李健吾先生的一篇评论，评论中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力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推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9]56这与忧愁的论述是一致的。关于情节层面的愁绪已在上面的文章中提及过，这里再从“人物自来的气质里就有悲哀”一句做一些分析。从李健吾先生的评述中，我们不难认识到，如果人物本身就含有悲剧成分，那么悲剧就不完全是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就是说即使改变了情节，也难以避免悲剧。拿《边城》中的一段文字加以说明：“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吊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4]164“边城”的人对于此只能“无话可说”，“呆望着”，他们呆望的是不幸，对不幸无可奈何地默认和接受。由此见，“呆望”的神情，可以说是自来悲哀气质的一种外在表现。

沈从文在写湘西这片土地上的人事哀乐时，“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也当是产生隐忧和哀愁的一个原因。沈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艺术’更需要‘无私’……必须对人有深刻的悲悯，无所不至的爱，对人生充满博大同情。”[8]217许多评论家认为，这种“悲悯”是沈先生创作意识的自觉，是对现实人生痛苦的一种认识。他对家乡因爱而知其恶，并以“悲悯”同情心写下层人民的种种苦难。沈从文二十年在湘西噩梦般的生活形成的“悲悯”之情，便构成了系列作品中“忧愁”感的内聚。

行文至此，如果我们定要对沈从文作品或是其自身复杂而深沉的愁情忧绪，即作品内化的一种相同的风格作出个描述性的概括，那么三十年代中，沈从文对家乡这个世界以及人生产生隐忧而常发的一句感慨可借来一用——“美丽总是使人忧愁”。

美丽而忧愁一旦成为作品的基调和色彩，就极具魅力。沈从文的创作是极其自然的笔法，即内心情感与湘西世界情俗的统一，言说了一个个美丽而忧愁的故事，形成了独特的创作方式：美丽的表达。

沈从文对生命的体验与他的内心感受是一致的，并渗透于作品。生活、生命、人生中的许多见闻和经历，都会以特殊的视角被作者摄取，在湘西的大背景下重新勾勒，在脑中形成一定的意象，赋予和作者内心情感共通的意义，融进作品。以《边城》来说，生命中一些经历曾引起的两次悲哀情绪推动了沈从文对《边城》的创作。第一次在棉花坡“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引起了沈从文对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憎恨，幼年时、军旅生涯中类同的见闻在此得到剧烈的碰撞，让沈从文想把文学当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黏合，达到‘社会重造’的理想。拿什么来黏合？第二次在青岛铹山北九水路上见小女孩捧灵幡引路，让他找到了这种能黏合人性的东西——爱。沈从文认为正是女人用自己的爱构成人生(女人创造生命)，又以自己的爱心引领别人走完人生(在湘西地方人死后由女孩捧灵幡引路)。到此，沈从文找到了表现人生的对象和形式，他说，要“用一个比较新也比较健康的态度，用年轻女子作对象来写几部‘女儿经’”，[8]264以此为年轻人解释爱与人生，告诉他们女人是什么，什么是德性，什么是美。翠翠、萧萧、阿黑、三三，《丈夫》中那个妻子，都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答案。此种经历在湘西世界中并不特殊，使得从小长养于湘西地方的沈从文在长期生命经历的情感积淀中产生了对这独特世界的独特感受，如同作品中鲜明人物形象和文字的表达正是按这种经历和感受的印象产生的。

沈从文的内心感受与关注湘西自然风物的情致是共进的，并同时融入文字表达。沈从文极力寻找一种他认为美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说，当《边城》诞生时，他终于找到了一种能表现那个湘西家园故事的手段，即隐藏自己，而借助自然风物为作品人物提供一种情感契机。每一段风景描写都成为传写心意的有力手段。以《黔小景》中一段描写为例：

三月间的贵州深山里，小小雨总是特别多，快出嫁时乡下姑娘们的眼泪一样，用不着什么特殊机会也常常可以见到。春雨落过后，大小路上烂泥如膏，远山近树全在烟雾里……路坎上许多小茅屋里都有面色憔悴的妇人，无望无助地望茅屋檐外的景致发愁。[10]82

这是一段寄沉痛于平淡的笔致。读完《黔小景》起首这一段，迎面扑来阵阵悲凉。雨使人发愁，路使人发愁，穷困的生活更使人发愁，那个孤寂老人就在这样的荒凉环境里度过一生。老人的心致与身边环境融为一体，互为掺拌，互相表达。

基于这种共进和互相融合，完成了许多美丽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美丽的表达。笔者认为，美丽的表达反映在其作品中有这样两个个特点。首先当是一种单纯。沈从文写的“柏子”，是他少年时代在故乡得到的印象；三十年代，当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湘西，又目击他们的互赠礼物及临别时的叮咛，作家深感水手与妓女的真情。

当作家下意识把见到的一切投以笔墨时，便创造了《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与柏子相比，这种表达爱的方式虽然十分放肆撒泼，却有一点很宝贵，就是沈从文自己所说的“单纯”。这种单纯就人物品质而言，含有质朴、天真、直率之意。就文学表达来说，渗透着一种简单纯粹的内涵。看到什么，便写什么，怎么想于是怎么作文，不懂得虚与假的存在，种种爱与恨透过具体形象自然显现于作品文字。同时，沈从文“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份温爱是美丽的表达的另一特点。作品写爱，作品人物具有爱并相爱着，作者自己也必具有这种爱。没有对人类深刻的爱是不能进行创作的，正是这种深藏在心里的情和爱，促使沈从文不断地写作，在辱骂中依旧写作。正如沈从文说：“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和智慧”，所以他在社会最底层人物身上显示生命的美丽和庄严，弘扬乡下人朴实而伟大的人性。如果说冰心是用母爱和童心写就了她的生命和作品，那么，沈从文则是用温爱完成了他对人生的叙述。《丈夫》以一种柔和的爱的笔调结尾：“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吃酒时，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问及时，才明白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这寄予了无比温和的向往和祝福。《湘行散记》中水手牛保和吊脚楼里女人，每月或半月相会的浓情生活，表现出健康优柔的温情。《边城》中有最深的爱、最纯的情：老船夫以仁爱的胸怀温暖呵护着翠翠，翠翠与二佬是那种有别于花前月下、狂吻拥抱的爱情。

无疑，沈从文最为温暖和纯粹地传达了人类生存的诗意，以最美丽的方式完成了他对生命的追求和人生的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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