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明教大师”契嵩

2014-03-13 09:30廖永基
西江月 2014年7期
关键词:宗皇帝欧阳修佛教

廖永基

岁月寻踪

宋代“明教大师”契嵩

廖永基

契嵩(1007—1072年),俗姓李,字仲灵,号潜子,藤州镡津县宁风乡(今梧州市藤县太平镇)人。北宋时期佛教界的著名高僧、文学大家,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突出的贡献。

云游求学

李仲灵七岁时,父亲去世后,其母亲遵照丈夫遗嘱送他到县东(今藤县城东山)的广法寺当小沙弥。十三岁时,他剃度为僧,十四岁受具足戒,法号契嵩。

十九岁时,契嵩决心云游四方。临行前,契嵩上了当地的狮山,拜访在观音峰结精庐修炼的道姑姚精严,与姚道姑数日长谈,聆听教诲。

狮山突兀而起鹤立群山,林木茂盛,怪石嶙峋。狮山的观音峰似抚膝静坐的观音菩萨,山下丘陵环拱,状如莲花。

有一天,契嵩突然听到山腰的池塘之间,传来数声浑厚如洪钟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觉得十分奇怪,环顾附近并没有大钟,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契嵩百思不解,大为惊异,便问姚道姑:“这是什么声音?”

姚道姑听后,很严肃地缓缓回答说:“这是龙吟,能听到龙吟的人,今后必定有吉祥腾飞的瑞相,你今后必有好运。”

“你快走吧!”姚道姑念偈语启迪契嵩。契嵩禅心一悟,更坚定了游方学道之志。他身披袈裟,手持戒具,走出广西向东而行。开始了“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的游方生涯。

衡山自隋代以来一直是佛教圣地。契嵩在衡山,与隐士高阆、韩旷论诸子百家,向神鼎山寺的高僧临济宗洪湮禅师求道,洪湮对徒弟的悟性要求甚严,第二天晚上用偈语考验契嵩,契嵩茫然没能领悟,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再次走上寻师学法之路。

契嵩到达筠州(今江西高安)洞山寺,拜寺中云门宗晓聪禅师为师,潜心攻读佛学经典,参禅悟道。

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年),契嵩觉得,要学好佛学,必须掌握好深厚的儒学功底。于是,契嵩从豫章西山欧阳昉家中,借其所藏之书于奉圣院苦读。为日后阐明儒佛相辅相成思想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力战群雄

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契嵩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以“佛后摩诃迦叶独得大法眼藏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达摩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嘱,不立文字,谓之教外别传者”,以前称二十四祖是错误的。他决心将其考证清楚,使宗、祖能够正名分。

契嵩的二十八祖说出来后,引起天台宗的强烈反对。契嵩与他们辩论,寸步不让。契嵩“博引圣贤经论,古人集录为证”,写成《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总结佛教的宗派源流情况。他的《教外别传》,强调禅为教外别传自立一说,反对当时公认的论说,在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成为禅宗祖系传承的定论载入史册,对后世讲述禅宗史意义深远。

北宋时期,欧阳修重举韩愈古文革新运动的大旗,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远远超过韩、柳时代。欧阳修于仁宗庆历初,撰《本论》三篇,对韩愈《论佛骨表》、《原道》、《原性》等所述的观点大加发挥,他认为儒家的礼义才是治国之本。

契嵩对当时的排佛浪潮非常不满,对佛教的前途十分担忧。针对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排佛言论,契嵩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契嵩认为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倡导的“五常仁义”、“忠君爱国”思想实质是一样的,二者“异号而一体”。他利用南朝刘宋文帝与大臣何尚之的话说明,佛教是希望人人向善的,如果真能做到,则天子可“垂拱坐太平矣。”他还针对反佛派指责佛教不讲孝道的言论,提出了“孝为戒先”。 “孝为戒先”的命题,融合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

契嵩借佛学之观点,阐述儒学之精义,而未失其佛家立场,积极向“五常仁义”、“忠君爱国”为主要内容的北宋儒学靠拢,使之更符合世俗之口味。但他并不像宋代理学家那样鼓吹愚忠愚孝,他不再把佛教看成是凌驾于儒家之上的一种宗教,他甚至不认为佛与儒是一种平起平坐的关系。

契嵩深知,一般的讲经说法和唇舌之争不能扭转危局,必须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建树,方能对内统一僧众思想,对外与排佛的士大夫抗衡。契嵩用几年时间写出了《辅教编》(上、中、下)、《原教》、《劝书》、《广原教》、《孝论》等文章,对欧阳修《本论》予以批驳。

《辅教编》一出现,便被“吴人模印”,很快在东南一带传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地方上排佛势力读了他的文章,深为其理论和古文功底所折服。排佛之风,暂时被压了下去。

不久,观察使李瑾读了契嵩的书,十分赞赏,于是上奏朝廷,褒赐他一套“紫方袍”。

上书天子

为扩大影响,契嵩不满足著书立说,更不愿意与南方俗、僧长期纠缠。他要依靠皇帝的力量,将自己的书颁布天下。

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契嵩携带自编的书籍,到京师开封游说,通过开封府尹龙图阁学士王仲义,将《辅教编》、《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等上奏朝廷。接着,契嵩赶在仁宗皇帝还没有收到书之前,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封万言书,希望仁宗皇帝力救佛教。他在万言书中说:“某尝以古今文兴,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其为善者甚惑。然此以关陛下政化,不力救,则其道与教化失。故山中尝窃书以喻世。”

仁宗皇帝没有立刻回答契嵩。不久,契嵩再上书一封。

仁宗皇帝收到契嵩的书,当读到“谋道不谋身,为法不为名”的时候,龙颜大悦,赞叹良久,下诏将书交付传法院,编入国家图书馆收藏,以示褒宠。同时,仁宗皇帝还赐给契嵩“明教大师”的称号。契嵩为了表示谦逊,两次上表辞谢所赐称号,仁宗皇帝不准。

自此,契嵩的声望大为提高,他的名字立刻传遍了京师。一位默默无闻的山中沙门,一跃成为深受朝野推崇和人们钦羡的一代高僧。

契嵩过去久居山中,不了解仁宗皇帝对佛教的信仰程度,尤其不知道其为人和脾性。如果仁宗皇帝是一位喜怒无常的君主,又偏听欧阳修等大臣的排佛言论,那么,无论契嵩这封信如何字斟句酌,委婉陈情,也会难免一死,这一点,契嵩是早有准备的。他这种勇敢的举动,在中国佛教史上罕见。然而契嵩这一招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得到了仁宗皇帝的赏识,坚定了仁宗皇帝对佛教的信仰。

仁宗皇帝既然表了态,宰相韩琦以下的大臣就不必说了。大臣们想留下这位名人,请他在京师的悯贤寺当住持。契嵩丝毫不贪恋京师的荣华富贵,谢绝了朝廷士大夫的再三挽留。契嵩挽救佛教的心愿实现了,于是告别开封,回到杭州灵隠寺。自此之后,海内外佛教信徒纷纷前来探求佛法,灵隐寺成为禅宗圣地。

握手言欢

在向仁宗皇帝上书的同时,契嵩通过关景仁主簿等,接连向宰相韩琦、富弼、田况、曾公亮、欧阳修等以及其他朝廷重臣赠书写信,力荐自己的著作。他给韩琦写的信就有四封之多。韩琦收到书后,抽空在朝堂读起来,读完后又传给欧阳修。欧阳修当时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反对佛教是为了维护儒教的纯洁性,并认为当时的出家人皆是平庸之辈。欧阳修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一生所轻贱的沙门中,也有古文写得如此之好的高手。欧阳修一口气读完契嵩的书后,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韩琦说:“不意僧中有此郎耶!黎明当一识之。”

有人立刻把欧阳修的想法传给契嵩,契嵩听后十分高兴。天刚亮,契嵩便主动前去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很热情地接见他,他们一见如故,并“与语终日,遂大称赏其学赡道明,由是师之声德,益振寰宇”。两人没有再进行理论交锋。这次会面后,欧阳修排佛之心悄然熄灭,没有再写反佛的文章,晚年还自号“六一居士”。

此后,其他士大夫都争相传诵契嵩的文章,既喜爱他的文采,又佩服他善于辩论,于是纷纷前来与之结交。排佛的人渐渐停止了对佛教的攻击,后来的士大夫甚至对佛教极为爱好。

著书立说

契嵩晚年曾被时任杭州太守的蔡襄,延至佛日山净慧禅院当住持,海内外的佛教信徒,争相来此求法,人称契嵩为“佛日禅师”。数年后,契嵩又返回灵隐寺。一直在灵隐寺著书立说。

契嵩的文章长于思辩,气势宏大。契嵩擅长写论说文,除《辅教编》、《非韩》二文外,还有《皇极论》、《中庸解》、《论原》以及其他杂著。其中《论原》三篇设四十个专题,专题中对礼乐、刑法、君子、道德、治心等被儒家经常讨论的重大课题,都作了认真的研究。由于契嵩自己的儒学根底深厚,加之他“古今内外之书,无所不读”,所以能对这些论题进行新的诠释,最后将各家学说引导到“无为寂默”的佛家之道。

契嵩也很擅长表、状、叙跋等文体。特别是他的诗歌造诣颇高。怀悟说他的诗“虽不甚丰浓华丽,而其风调高古雅淡,至其写志舒怀,有迈世凌云之风,亦可见其人也。” 契嵩现存于《镡津文集》中有诗二卷,存诗八十多首。

契嵩一生所著的书,有《禅宗定祖图》等共一百多卷,六十多万字,到南宋初已经散失一半。只有《镡津文集》十九卷流传至今。《镡津文集》南宋初单独刊传于世,历代对此书评价很高。明洪武年间《镡津集重刊疏》曰:“古今僧中之为文者多,而未尝有出其右者,所谓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清道光举人,藤县籍广西著名诗人苏时学作诗云:“峤西雅集流传少,唐宋遗音久已沦;一个高僧两名士,二千年内见三人。”意思是说,广西自唐至清有专集流传者,只有唐代曹邺、曹唐及宋代高僧契嵩三人而已。

此外,契嵩作为禅门高僧,还进行了一项重要工作,即对六祖惠能的《坛经》进行校订。契嵩的《坛经赞》一文,很有影响。

坐化西去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初四早晨,契嵩禅师召集众僧前来,他说:“后夜月初明,吾今喜独行;不学大梅老,贪闻鼯鼠声。”言毕,在法座上盘膝而坐,闭目进入禅定,众僧在四周护持。午夜时分,契嵩涅槃示寂,安然坐化西去,世寿六十六,僧腊五十三。

是月八日,众僧按照佛家的丧葬规矩,将契嵩的遗体进行火化。大家惊奇地发现,六根不坏者三,顶骨及手常持的木数珠亦烧不坏。顶骨结出许多舍利子,红白相间,晶莹剔透,其中状若大菽者三粒。舍利子是佛家难得的宝物,因害怕出差错,众僧们再以烈火重煅遗物,但愈煅愈坚。

消息传出,杭州民众惊骇不已,纷纷前来向契嵩的遗物顶礼膜拜,一时人山人海。直到下月初四,僧徒们才将烧不坏的遗物合在一起,建塔葬于永安院的左侧。苏东坡当时在杭州任通判,是契嵩生前好友,契嵩圆寂时,苏东坡亲见契嵩做佛事坐化。

思想贡献

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重大贡献,几乎所有中国佛教通史、两宋佛教断代史、中国佛学经典著作要览等,都对契嵩的思想专门论述并给予充分肯定。《中国历代高僧》一书,把契嵩列为六十位高僧之一。

契嵩认为: “儒佛二圣人之道,断天下之疑。”说明儒佛分工虽然不同,但二者相辅相成,异曲同工,不可或缺。

契嵩这一思想,对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契嵩毕生致力于维护和捍卫佛教利益,北宋中期以后,儒佛之间的矛盾不仅大为缓和,而且加速融合,最终形成程朱理学。

责任编辑:傅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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