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刘歆的古籍整理和《别录》、《七略》

○梁振祥

(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刘向、刘歆在经学史上的贡献及其他》发表后，业内友人对我说:“他们更大的贡献是古籍整理。”是的，古籍整理让他们付出22年的艰辛，《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记录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于是，就这个话题说下去。

一、西汉的征书活动

汉王朝建立之初就吸取秦朝失败的教训，解除文化禁锢，废止秦代焚禁书、禁私学的文化政策，开始征书活动，这就是《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1351－1366汉武帝在建立统一的强盛国家的同时，还对藏书采取了保护措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1］1351－1366汉初开始的征书活动到成帝时已经一百多年，长期积累，“书积如丘山”，“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内、秘室之府。”［1］1351－1366许多图书长期搁置，疏于管理，书缺简脱，散失严重。成帝河平年间，派出使者陈农到各郡国继续搜求遗书，同时诏令刘向、刘歆等人进行古籍整理，西汉持续的征书活动为这次古籍整理创造了必要的藏书条件。

二、西汉的典籍质量

典籍质量是指简策制度时期文献内容和形制的完善程度，西汉的典籍质量怎样，并不被许多人熟知。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古墓出土4942枚竹简，内容包括传世的《孙子兵法》等和佚书《孙膑兵法》等近十种简册书，为史学和书籍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十多种汉早期的殉葬帛书和竹简，其中有失传两千多年的古籍，让我们对汉初及之前的简帛书有了直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