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莲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在中国社会士与道是分不开的,道是士的精神标志,而士则是道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俗话常讲的“卫道士”就有几分这意思。所以《论语·里仁》讲:“士志于道”[1]36,然而所谓士在商周时期不是孔子讲“士志于道”的士,而是政府“公务员”,许慎《说文》里讲:“士,事也”。道也不是孔子讲的道,而是在原始信仰的上古社会里,卜人、巫师口中的天道。一种高于世俗的高高在上的权威,这段时期的士与道虽然在时间跨度上是比较长的,但对于儒道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讲并没有主导意义。真正意义的“中国社会”是从春秋开始的,周天子的统治合法性受到置疑,周王朝的统治开始瓦解。新的对于道的阐释开始出现,而所谓的士已经不在是完全的国家“公务员”,而是儒、墨、道家一样的知识分子。
春秋以前的“士”,如顾炎武所言,“大抵皆有职之人”。到了春秋时代,“士”的构成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士逐步脱离了奴隶贵族的身份和庶人联系在一起,“士、庶人不过其祖”[2]572。随着周朝礼乐制度的崩溃,原有的贵族体系解体,最先涉及的就是出于贵族最底层的“士”,这些士因为依仗先前文化、经济上的优势,不可能完全沦为普通民众。所以他们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的源头,中国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于是,中国社会的四民结构逐渐形成,并且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或者说今天。“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