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玲玲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40)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发现了易卜生,并激赏易卜生扫荡一切精神偶像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真正使中国读者对易卜生发生兴趣,始于《新青年》杂志推出的《易卜生专号》。之后同刊发表胡适的《终身大事》,更是形象地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作了一个广告。从那以后,个人主义特别是女性解放成为中国接纳的易卜生的主要特征,也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以及小说《伤逝》,就很自然被纳入女性解放的启蒙视野中。
然而,如果仔细考察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同时对两位作家作品的整体走向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位以思想性著称、又都称得上是各自民族文学的先觉者,都不轻易开药方。前者以提出问题闻名于世,是个有名的大“?”;后者也专心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但是,任何一个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作家都不可能只是揭露黑暗,没有一丝“光”的启示,他们一定在寻找真理的道路上怀有盼望并引领方向。在这一点上两位大师表现出的相同是:隐藏在那些问题后面,在黑暗中流淌的是对“爱”的轻吟低诉。本文称之为“爱的启蒙”。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提出中国的国民性最缺乏的是“诚与爱”②。如果说改造国民性是鲁迅一生的奋斗目标,那么对“诚与爱”的探索与追求是他奋斗的最深沉的驱动力,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指向国民性问题的“诚与爱”,“构成了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基本出发点”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