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区哀艳的中国红
——论严歌苓《扶桑》中的自塑形象

朱燕颐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唐人区哀艳的中国红
——论严歌苓《扶桑》中的自塑形象

朱燕颐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严歌苓从他者视角下的中国移民、自我视角下的自塑形象以及他者与自我的对话这三个层面,对《扶桑》中的自塑形象进行塑造和表现。三个层次逐层推进，以古今两代女性移民相对照的方式，展现出身处美国的两代中国移民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家园；又以扶桑所代表的早期移民精神为参照，对比和展示了重塑后的现代移民精神，并试图在西方话语霸权中寻求自我文化与精神的归宿。

严歌苓；扶桑；中国移民；自塑形象

从“五四”留学浪潮开始，越来越多的华人作家旅居海外并创作了不少具有异国风情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些反映了他们的异国生活，有些则以海外读者为受众，介绍中国人独特的生存现状。孟华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提及了华人“自塑形象”的概念。她所说的自塑形象，是用来指称那些由中国作家自己塑造的中国人形象。这些形象需要满足下列条件之一：他们或以异国读者为受众，或以身处异域的中国人为描写对象。并且，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是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加以研究[1]。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开始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关注，如王蕾[2]、蔡俊[3]、陆薇①参见: 陆薇. 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及姜智琴②参见: 姜智琴. 镜像性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等，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阐释。

严歌苓是众多旅居海外的华人女性作家中十分特别的一位，在《扶桑》这部作品中，她以“过去时”与“现在时”这两条时间线索并行，分别从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出发，塑造了以扶桑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女性移民形象和以“我”为代表的第五代中国女性移民形象③参见: 严歌苓. 扶桑[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2. 下文论及该小说之内容均出于此.。本文试图将他者与自我视角下的形象加以对照和互动，解析《扶桑》中的自塑形象，并探索其背后深刻的精神内涵。

一、他者视角下的中国移民

（一）柔弱的玩物：白人眼中的第一代中国移民女性群像

在《扶桑》这部作品中，白人眼中的中国移民女性，主要是唐人街区的中国妓女形象。

这些中国女性中，有两人被当作典型形象加以塑造，一个是与扶桑“拜堂”的妓女阿绵，另一个是扶桑的“阿妈”。年仅15岁的阿绵毫无疑问是妓女的代表，柔弱、逆来顺受，连老鼠都无法对抗，只能放饼以防老鼠咬她的儿子。最后当儿子被带走时，隐忍到了极致的爆发也不过是一阵惨烈的大笑。而阿妈则是一个复杂的反面形象。她年少时是被拐骗来做妓女的，侥幸逃脱了早亡的命运，成为一个老鸨。在她身上，充分表现了人性中善与恶的矛盾。她可以省下一只大鱼头留给扶桑，教她如何避免残暴的鞭打，平日对妓女们照顾有加，扶桑离开的时候还落下真心实意的泪水。但是，她又是压迫和欺凌妓女们最直接的执行者，是白人社会蹂躏中国女性的帮凶。

在文本中，我们可以寻到这样一组关键词：隐忍、古老、女性化、神秘、原始、温柔、脆弱。这些特质对当时的美国白人社会来说是充满神秘诱惑力的，上至体面的上流人士，下至年幼的男童，都竞相造访中国妓院，争睹、享受中国妓女的肉体。小说中有一组数据：50%的男童规律性造访中国妓院，而90%的男童嫖妓的经济来源为在学校的餐费和糖果花销。这极具讽刺意味的对比，让人惊心，似乎中国妓女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如糖果一样的玩物。这不禁让我们追问，为什么中国女性对美国男性白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东方女性特有的神秘性。中国女性的小脚历来被西方社会所津津乐道。表面看来，他们是对一种生理状态感兴趣，但在其背后，西方白人认为这种生理状态所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古老与神秘一直深深吸引着西方的探险家们。迥异的文化背景和遥远的地理位置使得西方人对中国充满了向往。中国妓女正好满足了他们对古老而神秘东方的渴求。

第二，中国女性身上特有的温柔和细腻，也是深深吸引白人男性的原因。由于先天基因的区别，中国女性天生就比西方女子显得瘦弱矮小。传统的中国教育，又竭力将女子塑造成温婉、含蓄、内敛的形象，这与西方女性独立、自主、开朗的性格形成反差，使白人男性的雄性优越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第三，种族与文化上的优越感。中国女性在他们眼中，代表的是一个民族和文化最软弱最内核的部分。蹂躏她们，既践踏了中国文化，也践踏了中国男性的尊严。他们将中国女性视为奴隶或玩物，只付出很少的钱就能得到妓女们周到的服务，享受到平时无法得到的作为主人的优越感。

这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白人社会对中国妓女的痴迷和疯狂。这与其说是对中国女性的迷恋，不如说是对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向往和破坏欲。

（二）哀艳的中国红：白人眼中的扶桑

在第一代中国移民女性中，扶桑是一个异类。其“异”处，首先表现在姓名。书中的女性几乎都没有名字，除了阿绵算勉强有一个代号。而扶桑不仅有完整的姓名，甚至身世也交代得十分详尽，原因是她的身世与男性移民中的反抗者大勇紧密相连，是故事的一条重要的隐含线索。扶桑的特别还在于，她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被骗上船的少女中只有她存活下来，其他妓女不少是早亡的，只有她活到正常寿命，疾病和肮脏的医院都没有夺走她的生命，她是一个即使抢死者的饭也要活下来的女人。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极具隐喻性，象征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绵延和发展，即使在异国的土地上饱受欺凌，也能顽强地活下来。

在扶桑身上，有一个隐喻性极强的色彩符号：红色。克里斯朵夫因为她的红绸衫而爱她，当她脱下红绸衫，她就被克里斯朵夫当作寻常女人，可见这红色对扶桑来说，几乎是身份和美丽的象征。这红色也不仅仅是扶桑的象征，更是所有第一代中国女性移民的代表：中国妓院里铺天盖地的红，扶桑第一次接客穿的夹袄，三寸金莲上穿的精致小鞋，嘴里嗑的瓜子，全是血红色。

红色本是中国的代表色，中国自古以来便以黄红两色为尊，它们代表着血与火，是太阳的颜色[4]。但在第一代移民中，这种颜色背离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被大量运用于廉价的中国妓院，成为中国妓女的代表色。在扶桑身上，这种红代表了放荡，代表了她人尽可夫的属性。所以当她穿上其他颜色的衣服时，克里斯朵夫就不再能自然地将她当作原本的扶桑。

这样的背离与差异，体现了强烈的被蹂躏的屈辱感。高贵的红成了廉价妓院的背景色，喜庆、成功、尊贵的色彩在妓女扶桑的身上成为一种可笑的反差。这种符号意义的打破，在小说里是惊心动魄的：对中国独有的尊贵色彩的践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践踏。在扶桑身上，这样的践踏尤为明显。克里斯朵夫在其身上寻找缺失的母性关怀，但同时又追逐违背道德的肉欲快感。

但扶桑对这种颜色的守护又是坚定的。她以穿上被丢弃的红绸衫来抗拒所谓的“拯救”，以浓墨重彩、一丝不苟的新娘妆在大勇的刑场上向自己的爱情道别，以决绝的姿态守卫尊严。遭到践踏的中国文化在她身上得到柔性的捍卫与坚守，哀艳的中国红在扶桑身上被裹上神圣的光芒。

（三）尊重与歧视：白人看待中国移民的两种态度

在《扶桑》中，严歌苓使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分层叙述方式：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为主的叙述方式。由此便出现了与扶桑对照的一个形象——叙述者“我”，也是第五代移民的代表。一般情况下的叙述分层，叙述者会明确点出自己在回忆或者挖掘出某种史料，以此作为分层标志。而本书的叙述者却将分层标志隐藏起来，以穿越时空的对话方式，在书中留下线索，表明叙述的分层。书中的“我”既是第一叙述层的叙述者，同时也是第五代中国移民中的一员。“我”将自己遭受的经历与扶桑的经历对照，以此展现中国移民形象的变化和发展。

从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我”是一名有知识的中国女性移民，且与扶桑有一个相同点：都爱上了一位身处美国上流社会的白人男性。但与扶桑不同的是，这位白人男性给予“我”的是尊重和爱护，而克里斯朵夫带给扶桑的却是混杂着歧视、玩弄、恋母情结和自我牺牲的畸形爱情。在这样的对照之下，我们可以读出两者形象的区别：扶桑看上去是柔顺地接受加诸于身的爱或折磨，但内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抗争着；但“我”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已经不再有顺从隐忍的姿态，而是以对等或反抗的态度面对整个白人社会。两者的形象又不是全无联系，她们身上都具有一种庄重的对内心的守护和不退让，只是这种特性在扶桑身上是隐性表现的，而在“我”的身上则表现得更显性、更自主。

但“我”和扶桑的相同之处是都遭受美国白人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虽然这种排斥如今已被隐藏起来，不再如扶桑所处时代那么赤裸和强烈。书中提到，1870年的报纸上，白人曾将有色人种“客观”评比过，50%的人认为中国人是比黑人更低劣的人种，30%的人认为中国人的低劣程度相等于黑种人，20%的人认为中国人不像黑人那么低劣。

但是中国第五代移民，也不再如第一代移民那样逆来顺受、沉默隐忍，他们默默努力，一步一步在异国站稳了脚跟。

二、自我视角下的中国移民

（一）保护与蹂躏：第一代中国男性移民对女性移民的态度

中华民族历来是最勤劳的民族，这种勤劳在这些远离故土，漂泊无依的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且，这些平日看似懦弱，匍匐在美国白人脚下的中国男人们，在面对扶桑这样的妓女时，男性意识被激发了出来，主动充当了她们的保护者。或许在他们的内心里，守护扶桑，就等于弥补了远在大洋彼岸小村落里自己的妻子儿女。

第一代中国男性移民中有一个特别的个体：具有勇猛的保护者与残忍的蹂躏者双重身份的大勇。他在中国移民的小世界中占据着主宰地位，奴役和驱使着中国移民。但当白人侵犯损害中国移民时，他又化身成保护者。这种双重特质在对扶桑的态度上体现得尤为强烈。文本有条隐含线索：扶桑曾经在中国与人订婚，但从没见过漂泊在外的丈夫一面就被拐骗到美国。直到最后，隐含线索合拢，一直被大勇刻意回避、蹂躏的扶桑，其实就是他心中的信仰——远在家乡的跟他订婚的未婚妻。他一直以为是自己掌控着扶桑，扶桑不过是他的一件玩物。但直到最后，他才发现，扶桑一直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他的信仰，明明知道真相却刻意隐瞒，她以下跪的姿态宽恕了包括他在内的所有站立着玩弄她欺凌她的人。他在扶桑的宽容和慈悲之下，最终得到心灵的救赎。

（二）自主与牺牲：“我”眼中的扶桑

扶桑的形象在叙述者的眼中是逐渐变化的。一开始叙述者只以为她是一个单纯的智力低下者，对所有加诸身上的欺辱都默默忍受，不但不反抗，甚至乐在其中。但后来，“我”突然明白，这些看似快乐的忍受，其实是扶桑强烈的自主选择意识。如果痛苦无法避免，不如将它变成自己愿意接受的，变成自己的意愿，这是扶桑的生存哲学。扶桑有顽强的生存意志，妓女中只有她正常终老。她看似是所有人的玩物，被所有人掌控，但其实她一直掌控自己的生命轨迹。选择忘记所有客人的名字等于不让自己有绝望的机会；选择不作抵抗，将卖身当作是自己的快乐；选择穿上红绸衫、离开“拯救会”，因为这是唯一与克里斯朵夫相爱的机会；选择服从大勇，不道破真相也不和克里斯朵夫逃离是她守护这两个人的独有方式。

但有一件事脱离了她的掌控：她爱上了克里斯朵夫。严歌苓采用多重叙述手法，时时变幻叙述视角，目的正是以这段爱情的凄美与惨烈刻画出扶桑神圣的守贞者形象。而这种形象，更因其妓女身份的特殊，而显得对比强烈。毫无疑问，扶桑是深爱克里斯朵夫的。虽然在两人情感对话过程中，基本都是以克里斯朵夫的叙述视角来表述，对扶桑的感受不着一字，但她震撼人心的爱情力量依然充溢在字里行间。严歌苓以一种非常具有隐喻性的行为来表现：扶桑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却惟独记住克里斯朵夫。

但当扶桑察觉出克里斯朵夫的爱情里加上了试图以自我牺牲来弥补自己民族对扶桑的凌辱与伤害的成分时，她绝然选择放弃——剪下一截断发赠予他，以示断绝。虽然她不能避免陷于爱情，但依然可以为自己的爱情守贞。文中的“我”开始并不懂扶桑的举动，但此时终于明白，扶桑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爱情信仰。她以出嫁完成对与大勇婚姻的坚守，又以放弃完成对克里斯朵夫爱情的坚守。这样的女性形象，与文中今日出卖自身的新移民女性对比，散发出强烈的神圣光芒。

（三）坚守与背离：“我”眼中的中国移民

在早期中国移民群体中，除了隐忍的中国妓女群像、以自己独有方式抗争的扶桑之外，还有一群默默坚守自我的中国移民形象。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我们可以读出中国移民的关键词有：辛勤、忍耐、沉默。这些移民，每日辛勤劳作，只为了换一张回家的船票。而那些单身汉们，辛苦一辈子往往都攒不下娶妻的钱。他们不行乞，也不偷抢，安静而有尊严地度过自己清贫的一生。这些足以让我们后辈骄傲的移民先辈们，以自己的方式坚守自我，坚守内心的神圣和洁净。

在第一代中国移民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被“拯救会”改造后的中国妓女们。她们也曾是被压迫的妓女，但被“拯救”之后，迅速与原先的妓女朋友划清界限，站在白人社会之中，以一种更为夸张的姿态与他们一起嘲笑和蔑视着扶桑们，似乎自己从来不是其中的一员；转身面对美国白人时，却百般讨好，卑躬屈膝。

时至今日，第五代中国移民的生存现状看起来似乎要好很多，但实质上仍旧是：他们的财富增长了，但对他们的种族歧视却依然存在，只是被礼貌的微笑和彬彬有礼的态度包装起来，包裹上欢迎和尊重的外衣。中国的新移民没有选择沿着前辈们的隐忍之路走下去，而是选择了沉默地抗争。他们默默地以百倍、千倍的努力积累成绩和财富，渐渐在这片大地上扎根，并有了发展。

三、移民形象的重塑：在对话中寻根

（一）心灵的回归与认同：“我”与扶桑的时空对话

一般意义上的叙述层次跨越，是通过叙述者进入其叙述内容来完成的，而这种完成常常需要一个仪式：比如做梦或者写信。但这部小说不同，叙述者直接与第二叙述层的扶桑对话，并且是以在角落中注视和独白的方式来完成，叙述手段运用得十分精巧。这样的方式，将第五代移民“我”内心对扶桑的回归与认同表现到极致。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我”是以一位观察者的身份注视着扶桑。她的很多举动都让“我”感到费解，文章里有一整段话描述“我”对扶桑认知的转变，从最初认定她无知、低智，到后来认为她忠贞、庄重。扶桑对待爱情的态度令“我”动容，她将爱情藏得极深，以自己的方式守护大勇和克里斯朵夫的心灵，又以牺牲爱情的方式守护内心的纯净。出卖肉体虽然是被迫的举动，但扶桑依然竭力将它变为自己内心的选择。如此坚韧、强大的内心和生命斗志，让身为第五代移民、身处异国举目无亲的“我”感动，也促使“我”直面异族的歧视和挑衅，选择了坚守内心，从不屈服。正是以扶桑为代表的第一代移民让“我”这个漂泊的人找到了根，完成了内心的回归和对自我价值的认同。

（二）包容与奋斗：移民精神的重塑

《扶桑》中，还有另一组虽然着墨不多，却大放光彩的形象，他们就是包括“我”在内的默默奋斗，融入西方社会的中国新移民们。

这些新移民，生活在迥异的文化和社会中，遭受的歧视与欺压并不比他们的先辈少。而且这些歧视经常被伪装得很好，给人被保护的错觉。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并未迷失自我，虽然有为身份出卖自己的人，但大多数人都默默地以自己的努力与奋斗，渐渐融入白人社会。

在叙述者“我”的眼中，中国新移民的关键词不再是隐忍，而变成了包容。隐忍是一种被动的承受，而包容却是自主的选择。扶桑的精神并没有任何载体，却在一代又一代新移民身上扎根并繁衍下去。这份包容的背后，是我们崛起的国家，是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是越来越主动的话语权，更是一种对自身的自信和肯定。

（三）后殖民主义下主体意识的觉醒

从文本中的我们可以看到严歌苓对中国的理解，是一种更女性化、更私人、更情感化的理解。

在她的笔下，中国女性受着双重歧视，一重来自异国，白种男人基于种族与性别的歧视；另一重来自本国，中国男人带着保护性的歧视。扶桑就是遭受这双重的歧视的典型。而扶桑这一形象的选择，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扶桑的不谙世事、随遇而安，是中国妇女在漫长封建社会里的典型姿态，甚至延续至今。而妓女这一饱受蹂躏的形象更是符合曾经备受西方列强侵略和欺辱的中国形象。这与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妓女形象有所区别，这是一个女性视角下的妓女形象，包含了更多相似的情感体验。在小说里，严歌苓也无数次提及现今的白人社会对“我”的敌意和排斥，在她的另一部作品《无出路咖啡馆》①参见: 严歌苓. 无出路咖啡馆[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中，更有鲜明的表现。

亨利·巴柔的文章《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提到：“所有的形象都源于一种自我意识，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此相比的此在的意识。”同时他指出作者通常有三种态度：狂热、憎恶与友善②参见: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21.。而根据对文本的分析，严歌苓笔下的女性自塑形象是基于从憎恶到友善的态度来塑造的，因为她们身上被加诸了太多的蹂躏与凌辱，即使时至今日，这些歧视也依然存在。

但是，严歌苓塑造这些形象的目的并不完全为表现移民生存现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从扶桑身上绵延至今的移民精神得到延续。这种自由、宽容、神圣、忠贞，自尊自强、顽强奋斗的精神，正是现如今我们这些面临西方文化不断挤压侵略，但又希望保持心灵自由的人所需要的。随着全球化的进行，西方的文化霸权已经入侵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这抹哀艳的中国红，象征着中国作家们的主体意识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兴起而逐渐觉醒，开始与西方话语霸权抗争，尤其是与西方文化下的种族优越论相对抗。这样的觉醒，在当代许多旅居海外的作家笔下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他们不再像五四时期的留学者那样，以学习的姿态将西方的文化体系引入中国，将西方文化视为最优文化。这一辈的作家，更多的是在异国文化浪潮中寻根，并试图在这样的文化冲击中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核。

[1]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4.

[2] 王蕾. 跨文明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J]. 当代文坛, 2008, (2): 49-51.

[3] 蔡俊.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J]. 当代文坛, 2011, (2): 39-41.

[4] 唐振华. 符号学与“颜色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运用[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6, 13(3): 76-81.

The Sorrowful and Bright Red in Chinese District——Self-shaped Image in Fusang

ZHU Yanyi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00)

Based on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under the others’ perspective, the self-shaped image under my perspective,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others and myself, Yan Geling establishes and represents the self-image in Fusang. Through the gradual build-up of these three aspects, employing the way of contrasting the past and present two generations of women immigrants, she shows the real situation and the spiritual home of the two generations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ddition, with the spirit represented by Fusang as the reference, she also contrasts and displays the reshaped modern immigrants’spirit, and attempts to seek the final home for self-culture and spirit from the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Yan Geling; Fusang; Chinese Immigrants; Self-shaped Image

I706.42

A

1674-3555(2014)01-0077-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4.01.01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3-06-06

朱燕颐(1989-)，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