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须弥山石窟的重要价值

马志明

[摘要]石窟艺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固原这个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扎根发芽。须弥山石窟艺术历时1500余年，是我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为精美绝伦的一页。作为中国内地石窟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寺之一，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和形成，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也是丝绸之路繁荣的见证。

[关键词]须弥山石窟；固原；石窟艺术

[中图分类号]K89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2-0035-02

石窟艺术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结晶，是点缀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璀璨明珠。石窟最早出现在印度，原是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效仿其修行之所而建造的洞穴。它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石室”建筑形式结合起来，珠联璧合，成为我国佛教建筑的重要形式之一——石窟。石窟和石窟寺便成为广大僧众礼拜、修行、供奉的重要场所。须弥山石窟西承河西地区石窟的影响，东受来自中原地区石窟的影响，同时由于它地处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本文将对须弥山石窟的造像艺术、形制特点和它的艺术价值进行简单论述。

须弥山石窟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必经之地——原州（今固原），它始建于北魏晚期（公元5世纪末），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各代的开凿和宋、元、明、清等历代的修缮，石窟艺术历时1500余年，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内地石窟开凿最早的佛教石窟寺之一，须弥山石窟在北魏、北周时期兴起，隋唐为其鼎盛时期，明代曾在寺院文化方面一度中兴。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和形成，是中西文化和本土游牧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产物，是古丝绸之路繁荣和融通的标志。须弥山石窟以秀丽的景观而异于国内其他石窟，以精美的石雕艺术而著称于世，以交汇南北、融通中西而形成的具有浓郁特色的民族化、民间化和世俗化的佛教艺术为主要特征，在全国石窟造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须弥山石窟以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全面反映了佛教艺术传入内地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脉络，尤其是在佛教世俗化和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全面而完整地保留了反映中国佛教文化的兴起、佛教思想信仰发展变化的实物资料，对研究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大约在公元3世纪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固原这个古丝绸之路重镇扎根发芽。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晚期，并于北魏和盛唐时期先后形成两次开窟造像的高峰。须弥山石窟就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两次高峰时期产生的经典之作和杰出范例。

须弥山石窟所在的固原，是历史上的西北军事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文化重镇，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交汇带，更是佛教艺术东传过程中的纽带和中转站。大量西域文化传播到固原，在向中原传入的过程中有其吸收、融合的一面，须弥山石窟艺术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同时，固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佛教文化艺术继续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东传朝鲜、日本奠定了基础。

须弥山石窟与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等都是敦煌艺术的近亲，彼此之间或血缘相接，或生气相通，在艺术处理上交光互影。在须弥山早期石窟中，佛教造像反映出以“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为主的特点，体现了时代特征，其民族化、世俗化成分浓厚，在艺术风格方面都明显受到来自云冈、龙门、巩县及东部临近地区诸石窟和南部麦积山与东部北齐石窟的影响，在接受外来各种风格影响的同时，它又形成了自己的石窟艺术风格特征。开凿于西魏时期的第33窟是一个中心柱双层礼拜道的支提窟，此洞窟形制为仿印度支提式窟，形制特殊，在内地各石窟中为孤例。该洞窟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印度、新疆、敦煌等地石窟的影响，而这种特殊的支提窟最接近于印度支提窟的原型。此窟不仅更多具有与印度支提窟相近的特征，而且又有和龟兹、敦煌等地支提窟中某些相似的特点。北周时期的洞窟，不论是洞窟形制还是造像特征和服饰，不但受到东部响堂山石窟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南部麦积山石窟的影响，它又形成了自身的特征，是交汇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长安造像样式在须弥山石窟的反映。须弥山唐代洞窟造像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古代艺术家、僧侣和民众对世俗生活中美的感悟和理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而所塑造的形象更为人性化、生活化，每一尊造像仿佛即是我们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就须弥山中心柱窟而言，须弥山两魏（北魏、西魏）时期的中心柱接近于河西、云冈、巩县中心柱窟，很明显是受到当时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区石窟的影响；北周、隋代的中心柱窟与北齐响堂山等地石窟相似，而仿木结构与麦积山相似，也显然也受到当时政治、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唐代中心柱窟除了受到本地北周、隋代中心柱窟的影响外，也与东部邻近地区唐代诸中心柱窟有渊源关系。因此，须弥山中心柱窟的兴起，更多的是受到中原等地石窟的影响，但和中原等地石窟也不完全相同。总之，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体现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性和地域性特点，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这种变化充分反映出佛教艺术传播中的多样表现形式，及其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雕塑技法、美学思想等方面的重大突破。

须弥山石窟的整体地貌造型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黄土地构造，而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构成。须弥山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黄土，惟独须弥山上古松苍翠，草木青青，山涧流水潺潺。这种奇特的地貌特征，本身就是一大景观，尤其是在以黄土地著称的西北地区，奇特的山石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自然景观。然而古代的僧侣恰恰就选中了须弥山这块风水宝地，在须弥山上开窟造像。须弥山所开凿的洞窟分布在迂回曲折的八座山峰上，洞窟比较分散，各个时代单独开山造像，气势宏伟壮观，这在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特别是在石窟开凿中，是施工难度很大的一项工程，在古代诗文中有“虽自人力，凝是神功”的感叹。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充分体现出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在工程建设和石刻艺术方面超人的智慧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

在历经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须弥山石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洞窟和寺院等人物景观完全融入自然景观之中；而崖壁上密集的洞窟在整体上并没有破坏自然的山体面貌，反而在险峻的自然环境中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景观，登高而望，美丽的自然景色尽收眼底，雄伟、神奇的自然景观和古朴、精美的古代艺术品相互衬托并融为一体，达到了高度的和谐。

须弥山石窟与国内其他大型石窟相比有所过之无不及，但在窟室形制、造像组合和内容、造像特点和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它的独特性：

其一，各个时期的洞窟集中分区开凿，并且少有后代改建前代洞窟的例子，使各个时期的洞窟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这为现在及将来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国内所有石窟时代的划分提供了实物佐证。

其二，科学而独有的“人”字形排水系统充分反映了当时雕刻匠工的精湛技艺和过人智慧。

其三，早期石窟的造像雕刻具有明显的黄土高原风格，并且将佛教传说故事中的“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等情节引入雕刻内容，以及早期的支提窟形，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须弥山石窟在佛教东传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其四，罕见的穹窿窟的大量出现，与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有直接关系，成为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有力佐证。

其五，大量石窟窟前建有窟檐和楼阁式前室等建筑遗迹，为石窟形式与石窟保护提供了研究实证。

其六，须弥山石窟僧禅窟多、中心柱窟多、未完成窟多，是当时政局动荡的产物，这些都与当时封建王朝的政局变迁、政权更迭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为研究须弥山石窟开窟顺序提供了的线索。

其七，被称为“长安模式”的北周石窟（第45、46、51窟）中，宏大的开凿规模，精湛的雕工技艺，富丽的装饰，独特的造像组合和开窟风格，在国内石窟中绝无仅有，为研究北周石窟窟形特点、造像组合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其八，须弥山石窟的修建和存在是固原在历代社会繁荣发达的象征，是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明证。它与固原地区出土和保存的各类文物一起，共同展现了古代固原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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