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文为时文：桐城派早期作家的时文改良

2014-03-20 20:39师雅惠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6期

师雅惠

谈论桐城派的文学活动与文章理念，“时文”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一直以来，学界对桐城派时文的关注，集中在时文创作是否拉低了桐城派古文的水准，也即“以时文为古文”的方面，而对桐城派作家“以古文为时文”的努力，却缺乏客观的论述及评价。与姚鼐等桐城派后期作家不同，戴名世、方苞等桐城派早期作家大多在时文界享有盛誉，写作、评选时文，贯穿了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段，而时文也成为他们宣扬自身文学主张的重要阵地。本文即试图通过对桐城派早期作家从事时文改良的文学史背景、思想立场与具体方法的论述，揭出他们的时文活动中所蕴含的“文人”与“文章”因素，以期对桐城派兴起时期的文学史细节进行补充描画。

一、晚明文坛的“以古文为时文”

时文向古文学习，自有“时文”之时即已开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①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0页。可见有宋一代，“古文”一直是科举文体的重要取法对象。明代的“以古文为时文”，则有前后两个兴盛期，第一个时期是在正德、嘉靖年间，以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唐宋派文人为代表。归、唐将古文家的手眼代入时文，所作文章，能“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显隐曲畅”②方苞：《进四书文选表》，《方苞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80页。，向被视为“以古文为时文”的典范。第二个时期则是在万历以后。隆庆、万历年间，时文在义理阐释与行文风格两方面均发生变化。义理方面，以隆庆二年会试，《论语》程文阑入王学为始，时文文义须遵从朱熹《章句》及官修《大全》的科场定规渐为人所忽视，所谓“背弃孔、孟，非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③转引自顾炎武《科场禁约》，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59页。，时文中朱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在文辞方面，以万历十四年会试主考王锡爵喜好“新奇”之文为始，时文写作逐渐出现“文胜于质”的局面，吕留良描述这一现象是“杜撰恶俗之调，影响之理，剔弄之法，曰圆熟，曰机锋，皆自古文章之所无”①吕留良：《东皋遗选前集论文一则》，《吕晚村先生文集》卷5，第36页，清雍正三年吕氏天盖楼刻本。。这种义理和文辞两方面的乱象，虽曾引起朝廷的重视，万历年间，礼部关于科场之文应“纯雅合式”、“平正通达”的申饬，即有十余次之多②参见吴柏森等编《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年，第296、299、302、309、320、324、333页。，但其成效并不理想。崇祯六年，凌义渠上《正文体疏》，认为当日时文，仍多“纵横险轧之言”、“危苦酸伤之词”、“妖浮纤眇之音”、“欺己欺人之语”③凌义渠：《正文体疏》，凌义渠《奏牍》卷2第10页，明崇祯刻本。，远离平和质朴的文章正轨。庙堂之上不能转移廓清，于是一些草野人士开始谋求以一己之力维挽风气。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天启、崇祯年间的复社二张兄弟与江西豫章社艾南英、陈继泰等人。他们所采取的救弊之方，也是从古文寻找资源，即艾南英所说的“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④艾南英：《金正希稿序》，《天佣子集》卷3，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年影印本，第329页。。

尽管张氏兄弟与艾南英在论文主张上有分歧，但对“通经学古”的大前提，双方并无异议。他们所争论的，只是学什么样的“古”的问题。复社、几社诸人以秦汉古文为文章正宗，故其论时文，亦要求从秦汉文入手，“日取《五经》摹而书之，左右周接，无非钜人之名，大雅之字，趋而之善也疾焉”⑤张溥：《房稿表经序》，《七录斋诗文合集》存稿卷5，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影印本，第1034页。。艾南英则推崇唐宋文，尤其是寓法于平淡质朴之中的宋人文字，论及时文时，亦要求士子“刊除枝叶”⑥艾南英：《王承周制义序》，《天佣子集》卷3，第369页。，“以朴为高，以淡为老”⑦艾南英：《金正希稿序》，《天佣子集》卷3，第331页。，写作平实、简劲之文。因此这两派的分歧，只能算是“以古文为时文”阵营之内的矛盾。较之复社诸人，豫章社对当时时文文坛的影响要大得多，艾南英曾说自己编选的《今文定》、《今文待》刊行七年后，士子作文，“一禀程朱”，且开始学习“宋元及国初以来作者之意”与“秦唐汉宋文章相沿之法”，文坛气象为之一变⑧艾南英：《增补今文定今文待序》，《天佣子集》卷1，第137～140页。。然而艾氏恢复成、弘时期浑朴之文的理想，并未实现。他所极力称赏的“朴淡”的金声文，在后人眼中，却是“鹜八极，游万仞，使题之表里皆精神所发越也”⑨何焯：《两浙训士条约（代）》，《义门先生集》卷10，第7页，清道光三十年姑苏刻本。，走的仍是奇矫一派说理曲畅刻露的路子。又如他的豫章社同仁陈继泰之文，亦被后人描述为“抉其髓而去其肤，摹其神而尽其变”，“纵横排荡，时轶出先辈之法之外”⑩戴名世：《陈大士稿序》，《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4页。。时文的“先正之体”，并未恢复，后来者仍任重而道远。

二、文人与文章的独立性：桐城早期诸家时文改革的基本立场与主要活动

对于时文，桐城早期诸家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并非纯粹的时文家，写作时文以求取功名，并不是他们的初心。如戴名世自幼留心前朝史籍，二十以后，“家贫无以养亲，不得已开门授徒，而诸生非科举之文不学，于是始从事于制义”⑪戴名世：《意园制义自序》，《戴名世集》，第123页。。方舟少时喜好兵学、史学，十四岁后，自叹“吾向所学，无所施用”，于是学作时文，以求获得“课蒙童”的资格，来贴补家用⑫方苞：《兄百川墓志铭》，《方苞集》（下），第496页。。方苞幼承父兄之教，“诵经书”，“治古文”，后亦因“家累渐迫”，而走上了教馆、作时文的道路⑬方苞：《与韩慕庐学士书》，《方苞集》（下），第671页。。戴、方的友人汪份，为古文家汪琬之从侄，“古文辞深得司马、欧阳家法”，从事时文写作，亦是“抑郁不得志”的无奈之举○13戴名世：《汪武曹稿序》，《戴名世集》，第100～101页。。这种“非其所习，强而为之”①方苞：《与韩慕庐学士书》，《方苞集》（下），第671页。的不愉快经历，使得他们多不愿提及自己在时文方面的成就，如戴名世说自己的时文“无得于己，亦无用于世”②戴名世：《自订时文全集序》，《戴名世集》，第118页，，方舟“自课试之外未尝为时文”③方苞：《刻百川先生遗文书后》，《方苞集》（下），第631页，，方苞少年时亦常欲舍弃时文之业，“以一其耳目心思于幼所治古文之学”④方苞：《与韩慕庐学士书》，《方苞集》（下），第672页。，而另一方面，出于生存的需要以及对文事的责任感，他们又未能完全放弃时文，而是试图将他们少年时的学问抱负投射到时文活动中来，对现有的时文进行改良与提升。

在戴名世、方苞等人看来，当日时文的弊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文章写作目的的功利性。如方苞曾言：“夫时文者，科举之士所用以牟荣利者也。”⑤方苞：《储礼执文稿序》，《方苞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6页。戴名世也说：“今夫士之从事于场屋，不以得失撄其念者，自非上智不能，其余大抵皆欲得当于考官也。”⑥戴名世：《孙芑山制义序》，原文见《南山文集外编》清钞本，转引自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2页。以“得中”为写作的目的，于是时文完全成为追名逐利之工具，这可以说是时文品质败坏的根源。

二是文章个性的缺乏，即戴名世所言的“雷同剿袭”⑦戴名世：《己卯科乡试墨卷序》，《戴名世集》，第95页。。文辞的“雷同”，源于作者没有坚定的见解与独立的人格。如戴名世《忧庵集》中记述，当日时文有一种“为吉祥冠冕之辞，不必与题相切”的颂圣套子。时文乃代言体，而“以百世之前之圣贤，预颂百世之后帝王之功德”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这种套路，并不合时文体制。但因近日考官欣赏此种体式，“会试往往以此为定元魁之格”，众人便纷纷从而学之。这种“趋同”，正是时文作者在功名面前，“丧失其所以为心”，不复考虑文辞本身尊严的结果⑧参见戴名世《忧庵集》第66条，《戴名世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6页。。

三是文章法度的卑陋。戴名世认为，世俗之徒以“以古文为时文”为过高之论，而他们所推崇的时文之法，不过是“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与“根柢乎圣人之六经，而取裁于左、庄、马、班诸书”的古文之法，“若黑白冰炭之不相及也”。此种世俗文法的盛行，使得时文、古文两道均萎靡不振：“吾谓古文之亡亡于时文，而时文之亡亡于竖儒老生。”⑨参见戴名世《甲戌房书序》，《戴名世集》，第88～89页。

针对上述弊病，桐城早期作家们继承了前人“以古文救时文”的思路，如戴名世《汪武曹稿序》所言：“顷者余与武曹执以古文为时文之说，正告天下。”⑩戴名世：《汪武曹稿序》，《戴名世集》，第101页。而他们“以古文为时文”的改良，并不仅仅停留在文章技法上，而是涉及从人心到文辞的多个层面。在作者人格的层面，他们提倡时文作者不慕世俗功名的品格：“夫读书之有成者，不必其得当于制科，虽以布衣诸生，萧然蓬户，而功名固已莫大乎是焉。”⑪戴名世：《蔡瞻岷文集序》，《戴名世集》，第79页。不以世俗功名为意，则作文时“必不肯鲁莽灭裂以从事，而得失之数不以介于心”⑫戴名世：《李潮进稿序》，《戴名世集》，第105页。。在文体价值的层面，他们认为时文同古文一样，具有明道的功用，所谓“时文之是非关人心之邪正”⑬戴名世：《汪武曹稿序》，《戴名世集》，第100页。，并希望士子能够“由举业而上之为古文辞，由古文辞而上之至于圣人之大经大法”○13戴名世：《己卯科乡试墨卷序》，《戴名世集》，第96页。。在文章作法的层面，则提出古文之法可用于时文：“夫所谓时文者，以其体而言之，则各有一时之所尚者，而非谓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为之也。”⑮戴名世：《甲戌房书序》，《戴名世集》，第88页。可以看到，这三个层面，均指向对时文“功利”属性的剥除，与对时文“文章”属性的凸显，这一点，可以说是桐城早期诸家时文改良活动的基本立场。

对时文的“文章”属性的强调，体现在桐城早期诸家的时文创作中，即是坚持以古人之文、先辈之文为标杆，不作世俗之文。戴名世友人刘捷回忆说：“方壬子、癸丑（即康熙十一、十二年——作者注）间，海内溺于时文之学，而鸷骜自强不肯仿效者，独吾乡人为多。吾兄北固与戴子褐夫辈，发愤于故里，而余与百川兄弟，淹滞金陵，穷愁无聊，刻意相勖以古人之文，一时时文之士，讪侮百出。”①刘捷：《方百川遗文序》，转引自戴廷杰《戴名世年谱》，第43页。可知桐城早期诸家在甫接触时文之时，即立场鲜明地站到了“古人之文”的一面。此后康熙二十五年，戴名世、朱书、汪份、何焯、刘岩、刘齐等以拔贡生的身份入太学。康熙三十年，方苞亦入太学。在风景与江淮殊异的京师，戴名世“以其平日所窥探于经史及诸子者，条融贯释，自辟一径以行”②戴名世：《自订时文全集序》，《戴名世集》，第117页。的时文，得到了诸位友人的赞赏，据戴氏回忆说：“余自入太学，居京师及游四方，与诸君子讨论文事，多能辅余之不逮…同县方百川、灵皋、刘北固，长洲汪武曹，无锡刘言洁，江浦刘大山，德州孙子未，同郡朱字绿，此数人者，好予文特甚。”③戴名世：《自订时文全集序》，《戴名世集》，第118页。之后，戴名世、方舟、方苞分别于康熙三十六年、康熙三十四年、康熙三十八年刊刻自己的时文集，并受到时任礼部尚书的时文名家韩菼的推重。韩菼认为戴名世之文，“视一第如以瓦注”④韩菼：《戴田有文序》，转引自戴廷杰《戴名世年谱》，第402页。，又极力推崇方氏兄弟的时文，认为方苞文乃“近世无有”，方舟文则是“融液经史，纵横贯串而造微入细，无一字不归于谨”⑤韩菼：《方百川文序》，《有怀堂文稿》卷5，第14页。。而以如此声望，他们的科场之路却并不顺利，戴名世、方苞分别于康熙四十四年、康熙三十八年中举，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四十五年方得以中进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文字的不趋时，如韩菼在方苞会试落第后的赠诗所言：“春衫底泥萋萋色，只欠新来时世妆。”⑥韩菼：《方灵皋解元落第二首》，《有怀堂诗集》卷5，第10页，清康熙刊本。

作者身份之外，桐城早期诸家又大多身兼时文评选者的角色。据萧奭《永宪录》记载，戴名世及其友人汪份、何焯，均是康熙一朝的著名选家⑦萧奭：《永宪录》卷4，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9页。。作为选家，诸人亦表现出对时文“文章”质素的特别关注。在《九科大题文序》中，戴名世赞扬晚明选家艾南英能在“文妖叠起”之时，“昌言正论，崇雅点浮”，清初选家吕留良亦能“为学者分别邪正，讲求指归”，“摧陷廓清，实有与艾氏相为颃颉者”。而他自己则意欲继承前人“正文体”的事业：“余为编次是集，以补吕氏之所未及……而艾、吕两家之绪言，犹可于此书得之也。”⑧参见戴名世《九科大题文序》，《戴名世集》，第101～102页。而选家如何“正文体”？一是提倡“古之辞”，如在《己卯行书小题序》中，戴名世强调士子作文，应沉酣于包括“《左》、《国》、庄、屈、马、班及唐宋大家之为之者”在内的“古之辞”，而尽去“怀利禄之心胸之为之”的“今之辞”⑨戴名世：《己卯行书小题序》，《戴名世集》，第109页。。二是提倡“先正之文”。戴名世认为，时文虽然风尚屡变，但“屡变之时，辄有不变者存”。此“不变”者，包括“理取其精深”、“法取其谨严”、“辞取其雅驯而正大”等，而这些因素，均能在“先正之文”中找到⑩参见戴名世《宋嵩南制义序》，《戴名世集》，第113页。。因此，在“新科利器”之外，诸人还注重前代大家之文的编选，如戴名世曾选康熙乙卯到庚辰间会试墨卷为《九科大题文选》与《九科墨卷》，又选有明一代小题文为《有明小题文选》，汪份曾选明隆庆、万历间文为《庆历文读本》。在《庆历文读本序》中，戴名世指出，隆庆、万历两朝文章，“其体无不具而其法无不备”，此后虽亦有作者兴起，而“其源流旨归，未有不出于先辈者”，因此，“为文而不本之于前辈，则必破坏其体，灭裂其法”⑪戴名世：《庆历文读本序》，《戴名世集》，第106页。。艾南英曾认为时文中亦有时、古之分，“以出于近科，纤俊软腐者为时文，而出于先辈，能根据经史理学，高伟朴拙、杰然自名一家者为古文”①艾南英：《王承周制艺序》，《天佣子集》卷3，第367～368页。。戴名世对先辈时文的推崇，与艾氏的观点类似，可看作是艾氏向“古之辞”学习的思路的延伸。

需要指出的是，与戴名世所推崇的前代选家艾南英、吕留良相较，桐城早期诸家的时文评选，更多只是一种“文字事业”，而无深刻的附加意义。如在对待时文文献的态度上，艾南英说自己《今文定》、《今文待》的编选，是为了“存一代之文”②艾南英：《再与周介生论文书》，《天佣子集》卷5，第515页。。吕留良晚年留心搜集有明三百年之程墨、大家文稿及“布衣社稿”，准备编一部《知言集》，亦是要以时文存一代之史③参见《吕晚村先生文集》卷1《与施愚山书》、《与钱湘灵书》，卷2《与某书》、卷3《与董方白书》诸篇。。而戴名世虽曾编选《有明小题文选》与《九科大题文选》等时文总集，但其选文目的，只是给士子提供写作参考，希望士子“一意讽诵研穷于此书，则人人皆顾、陆也”④戴名世：《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戴名世集》，第100页。，并无沉重的史家意识。又如在对时文义理的阐释上，吕留良在清初以时文讲理学，“在彼之意，实欲拔赵帜，立汉帜，借讲章之途径，正儒学之趋向”⑤钱穆：《吕晚村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143页。。而戴名世虽亦推尊程朱，认为宋儒对四子书的阐发“无不达之旨”⑥戴名世：《己卯科乡试墨卷序》，《戴名世集》，第95页。，但其关注点，并不在朱学、王学之辨，现存戴氏文集中所收多篇时文选本序，着力辨析的主要是“古文之法”。这种对“文事”的侧重，固然使得他们的议论缺少一些厚度与深度，但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能从时文的政治与学理背景中跳脱出来，专一精细地展开对文章本身的探讨。

三、表现性情：桐城早期诸家“以古文为时文”的具体操作方法之一

桐城早期诸家的“以古文为时文”，在具体操作方法上，主要有将作者性情代入时文与提倡文章“活法”两个方面。以下分别论述之。

乾隆间学者焦循认为，表意功能的差异，是时文与古文的重要区别：“古文以意，时文以形，舍意而论形则无古文，舍形而讲意则无时文。”⑦焦循：《时文说二》，《雕菰集》卷10，第20页，清道光岭南节署刻本。而桐城诸家则试图打通时文与古文在表意上的界限。他们极为强调文辞与作者情怀的关系，如戴名世认为：“人之心之明暗、善恶、厚薄，其著之于辞者，皆不能掩，是故观其文可以知其人焉。”⑧戴名世：《忧庵集》第160条，《戴名世遗文集》，第137页。方苞也认为：“自明以四书文设科，用此发名者凡数十家，其文之平奇浅深，厚薄强弱，多与其人性行规模相类。”⑨方苞：《杨黄在时文序》，《方苞集》（上），第100页。作者有希圣希贤的品格心胸，代圣人立言，才能“修辞立其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时文可以表现作者的志向与性情。

在用时文表达性情这一点上，桐城早期诸家中成就最高者，当属方苞之胞兄方舟。方舟曾言自己作时文，只求“自知”：“凡吾为文，非求悦于今之人也。吾有得于天地万物之理，古圣人贤人之心，吾自知而已。”⑩《自知集》刘捷序，转引自戴廷杰《戴名世年谱》，第308页。因此，他的文章，多能借题发抒己意。夫子之世，夫子不得行其所学，方舟平生留意经世之学，“以万物之不被其功泽为忧”⑪参见方苞《与慕庐先生书》，《方苞集》（下），第674页。，然亦无机缘实施，因此其文凡涉及圣人心事，便极为深情绵邈。如《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一文中、后比：

视其上则无国而不乱，视其下则无人而不矜，长与之共处于域中，非目见其人，即耳闻其事，跔蹐者自顾岂有穷期耶？

视其国则皆有可以清明之理，视其民则皆有可以仁寿之形，第惄然坐观于局外而于此焉，嵩目于彼焉，怆心栖皇者，岂能越于人境耶？

夫事之无可奈何者，徒转以自苦无为也。而情之不能自决者，非以计断之不可也。

使吾身而犹在人群之中，虽百虑其无成，终接时而心动，儳然将以终身。

使吾身而已在遐荒之外，则怀忧而莫致，虽欲拯而无从，此中亦庶几少释。①方舟：《道不行，乘槎浮于海》，方观承辑评《方百川先生经义》上册论语卷第12、13页，清乾隆刊本。

《集注》于此题，引程子语：“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此文则并不限于感叹无贤君赏识，而是着力描绘夫子对不可挽回之时势与身处此时势中之民众的悲悯。夫子逃世之想，看似超脱，实则无可奈何，方舟将此一层款曲，揭示得十分动人。

又如《子路宿于石门章》中两大比：

盖其心知世不可为，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而又未尝不顾滔滔者，而心恻也。以己之不复能忍，而愈知吾子所为之难，故一旦与吾徒邂逅风尘，而不禁于局外发伤心之语，盖其声销而志无穷矣。

抑其心知世不可为，度不能以幽人之贞，逮三代之英，而又未尝不愿斯世有斯人也。以己之绝意于斯，而愈望吾子为之之切，故不能自隐其平生之心迹，而殷然以一言志相属之诚，盖其自计审而其忧世愈深矣。②方舟：《子路宿于石门章》，《方百川先生经义》上册论语卷第48页，清乾隆刊本。

与《集注》取胡安国语，认为晨门“以是讥孔子”的意见不同，方舟此文着力抉发晨门与夫子心事的相通处，晨门虽隐，但不能忘情世事，亦欣见世上有“知其不可而为之”之人。此种体察，正源自方舟心中所有，如檀吉甫所评：“悃款如知己，亦缘百川夙抱忧世心肠，不觉体贴到此。”③转引自梁章矩《制义丛话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

方舟之外，桐城早期诸家的时文文风大多能肖其性情。方苞为人不偕于俗，其文亦深刻峭劲，有耿介绝俗之风调，如《子曰岁寒章》起讲：“且人世何知，受知之分，惟吾自决耳。吾急欲人知而人竟知矣，吾不欲受人不足轻重之知，而人亦不知矣，而亦非终不知也。其藏德深者，其收名也远，旦暮之间，嚣然自炫，虽不为一时所困，亦必无千古之荣也。”④方苞：《子曰岁寒》，《桐城方氏时文全稿·抗希堂稿》，第13页，清光绪十四年会友书局刊本。松柏不争“雨润而日喧”之时，不为“朝华而夕秀”者所动，无论世人知与不知，其坚贞之质均无毁无伤。这种阐释，较之朱注对“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的强调，更深入一层，也更合于松柏高洁之身份。又如朱书，性情豪放，与朋友交游，可以“酣嬉终日，解衣盤礴”⑤方苞：《朱字绿墓表》，《方苞集》，第346页。。因此其文亦平实通脱，较少凌厉之气，如《子使漆雕开仕》中二小比：“吾夫子忧世之切，虽莫宗而犹欲大行其道，即为兆而亦且小试其端，此意固在仕也。吾夫子乐天之深，虽王天下而不与存，即遁世不见知而亦不悔，此其意又并不关仕也。”⑥朱书：《子使漆雕开仕》，《朱书集》，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93页。写夫子在出处问题上平和安详的心态，与二方兄弟笔下常见的凄怨之音不同。上述诸例，虽在唱叹委婉、“寄情遥深”⑦参见孔庆茂《八股文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25页。的方面，不及方舟，但都能以明畅之笔抒发个人心得，不为雷同之语，可称得上是具有真性情的文字。

四、文成法立：桐城早期诸家“以古文为时文”的具体操作方法之二

“文成法立”，首先是桐城早期诸家所认可的古文写作之法。如戴名世认为，文章写作的最高境界，是“运用之妙成乎一心，变化之机莫可窥测”⑧戴名世：《史论》，《戴名世集》第405页。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状态。方苞在《左传义法举要》中，既对“两两相映”、“隐括”、“以虚为实”、“以实为虚”等具体笔法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讲解，又告诫读者应从整体着眼，感受文辞的“千岩万壑，风云变现，不可端倪”⑨《鄢陵之战》总批，王兆符、程崟传述《左传义法举要》，见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73页。处。其《史记评点》，既讨论“侧入逆叙”、“夹叙”、“牵连以书”、“虚实之法”等具体章法，又强调“纵横如意”、“义法所当然”。其《古文约选》诸评，在严格辨析不同文体的独特作法的同时，又多次论及文章之“气”、“气象”、“文境”，表现出对文章整体美感的关注。可见戴、方等人，对古文法度，有极为灵活通脱的阐释。对初学者、中才之人，注重讲明文章基本的写作技巧，即“死法”，而对已有一定基础者，以及天才之人，则提醒他们注意神妙变化的“活法”。

与对古文作法的理解类似，在现存桐城早期诸家关于时文文法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方面强调时文写作的具体技术，如戴名世、刘岩都注重小题文。小题文之题，皆割裂经文而成，虽不能阐发大义，但这种文题，在写法上限制颇多，对士子熟练掌握时文法度极有裨益。因此戴名世建议士子在初学时文时，多作小题文，“惟久而熟焉于小题，而大题已举之矣”①戴名世：《甲戌房书小题文序》，《戴名世集》，第90页。。刘岩也认为，小题文可以开作者混沌之心，使其“披豁呈露”，下笔为文，则能变化多端，引人入胜②刘岩：《小题立诚集序》，《匪莪堂文集》卷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70页。。另一方面，他们又好谈论“文气”与“文境”，如戴名世多次谈到“自然成文”：“今夫文之为道，虽其辞章格制各有不同，而其旨非有二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此自左、庄、马、班以来，诸家之旨未之有异也，何独于制举之文而弃之。”③戴名世：《李潮进稿序》，《戴名世集》，第105页。他曾描述自己作文的情景说：“每一题入手，静坐屏气，默诵章句者往复数十过，用以寻讨其意思神理脉络之所在，其于《集注》亦如之。于是喉吻之际略费经营，振笔而书，不加点窜。”④戴名世：《意园制义自序》，《戴名世集》，第123页。这正是“率其自然而行其无所事”的状态。又如方苞在乾隆初年奉敕编选的《钦定四书文》中，亦大力表彰流畅、浑整之文，如评王鳌《桃应问曰章》：“化累叙问答之板局而以大气包举。”⑤《钦定四书文·化治文》卷6，第20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评归有光《多闻阙疑二节》：“显白透亮，而灏气顿折，使人忘题绪之堆垛。”⑥《钦定四书文·正嘉文》卷2，第13页。评唐顺之《牛山之木尝美矣二节》：“依题立格，裁对处融炼自然，有行云流水之趣。”⑦《钦定四书文·正嘉文》卷6，第28页。诸评均从文章整体气息着眼。

对时文整体气息的关注，明代正、嘉之时即已出现，茅坤在专门论述时文作法的《论文四则》中即特别列出“布势”一条，认为“势者，一篇呼吸之概也”，“得其势则相题、言情如风之掣云，泉之出峡，苏文忠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⑧茅坤：《论文四则》，转引自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334～335页。。此“势”也即桐城诸家所说的“文气”。但茅坤并没有详述得“文气”的方法。规制严格的八股时文，如何能做到浑灏自然？对此一问题，戴名世在《丁丑房书序》中，认为文章写作不应有文法上的预设：“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循题位置”的“铺叙”与“相题之要而提挈之”的“凌驾”法，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文章采取哪种叙述结构，应根据题意而定，能“扼题之要而尽题之趣，极题之变，反复洞悉乎题之理”⑨戴名世：《丁丑房书序》，《戴名世集》，第93～94页。。即可算得上好文章。方苞在《钦定四书文》中，同样强调题目之“义”对“法”的决定性作用，如评唐顺之《此之谓絜矩之道合下十六节》：“法由义起，气以神行，有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之乐…循题腠理，随手自成剪裁。后人好讲串插之法者，此其药石也。”⑩《钦定四书文·正嘉文》卷1，第11、12页。又如评瞿景淳《天子一位六节》：“以义制法，文成而法立，整练中有苍浑之气，稿中所罕见者。”⑪《钦定四书文·正嘉文》卷6，第17页。瞿景淳是明代时文机法派的代表人物，方苞对瞿氏文章整体评价并不高，认为其“殊不远时文家数”，此处特别表彰其“以义制法”的篇目，亦可以见出方苞对不顾题意、一味调弄法度的做法的贬斥。总之，在戴、方看来，“法以义起”、“文成法立”，不仅是古文写作准则，而且同样适用于时文，惟其如此，时文才不再是拼凑字词的文字游戏，而是具有内在气韵的“文章”。

五、结语

“以古文为时文”，虽非桐城早期作家的首创，但在这一口号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上，桐城诸家的贡献却不可忽视。虽然由于《南山集》案的影响，戴名世、朱书、刘岩等人的文章，在康熙五十年以后被禁止刊行，逐渐湮没不彰，但从这场文字狱中侥幸逃脱的方苞，以及方苞早逝的兄长方舟，终清之世，都被认为是“以古文为时文”的代表作家。二方富含文学意味的时文，不仅受到桐城派内部人士的称赞，如吴敏树于时文“独高明之震川归氏，及我朝方舟百川，以为超绝，真得古人文章之意”①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后》，《吴敏树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75页。，曾国藩认为方苞得“八股文之雄厚”②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读书录》，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368页。；而且得到桐城派之外的文人的推尊，如翁方纲说：“桐城两方子，喻彼马与指。时文即古文，使我心翘跂。”③翁方纲：《次东墅纪梦韵叙述江南当代人文之盛用志鄙怀》，《复初斋外集》诗卷13，第17、18页，民国嘉业堂从书本。梁章钜也认为方苞时文“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故集中篇篇可读”④梁章钜：《退庵随笔》，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502页。。而经由戴名世、方苞等人的时文评选而得以细致、深入的“以古文为时文”的方法与理念，在士子中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戴名世、方苞之后，文坛上的“时文古文一体论”仍不绝如缕，如吴玉纶认为，在“有物有序”方面，“古文与时文异源同流”⑤吴玉纶：《试谕一则》，《香亭文稿》卷12，清乾隆六十年滋德堂刊本。；张文虎认为“志古人之志以为时文，即亦何异于诗古文词”⑥张文虎：《妙香斋集序》，《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上，第57页，清光绪刊本。；俞樾也认为：“以古文为时文，其时文必佳矣。”⑦俞樾：《孙丱庵试帖诗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9，第7页，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春在堂全书本。这些意见，都可以视为桐城早期诸家“以古文为时文”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