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重要，种子更重要

●文/狄 青

张爱玲当年在《传奇》一书再版修订的时候在文中冷不丁追加了这么一句话：“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许是张爱玲的肺腑之言，也或仅仅是张爱玲无意间蹦出来的一句话，之后便被人不断引证、口耳相传，一来二去以致渐成了一句至理名言。想一想，这世上又何止出名要趁早，多年来我们周遭的社会现实表明，干啥都要趁早才对。玩股票，做生意，炒楼花，写小说，乃至于参加各类选秀节目，往往都是谁参与早谁就容易先人一步显灵。芒果台的“超级女声”何等热闹，最出名的还是头两届冒出来的李宇春、周笔畅那姐儿几个；而一年一度的《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原本也是个选秀节目，只不过因了文学的包装而貌似严肃且高蹈。从1998年开始，至今一年一度风雨无阻，让文坛中人乃至广大人民群众识得的也无非就是那么几个人，而这几位基本上都是前几届的获奖者，比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也得趁早。就算有谁真能笔中拱出一座花园来，恐也难再复制当初韩寒与郭敬明的显赫与威猛。

写《了不起的盖兹比》的美国佬菲茨杰拉德就说过：“年少成名让人对‘命运’而非‘意志’产生某种近乎神秘的定义。年少得志的人相信，他的愿望之所以能实现是拜头上的幸运星所赐。”我琢磨，“新概念”这条“造星”流水线所造的必然算“文学之星”，且其造星的特点与电视台选秀节目也殊途同归——一是足够年轻，二是文字（表演）更受年轻受众喜欢。方才说过，张爱玲是在《传奇》再版的时候添上的那句话，她“得意忘形”了一把，显示了女作家也有小女孩儿的本色，张爱玲是这么说的：“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紧接着，张爱玲便追加上了那句被传遍大江南北的话：“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年轻人的快乐的确比中老年人来得要痛快，因为他有快乐的本钱和力气呀！而这世上的快乐虽说多半是要靠金钱去置换，但前提是，你也要有享受那被置换来的快乐的心情和本领！一个写作经年、缺少锻炼、长期恪守清贫且暮气沉沉的写作者，真的否极泰来了，怕是要范进中举了。是的，“新概念”让一个又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文坛青春偶像，最主要的是，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他们该得的——自己就是文学天使、幸运之星，就是要来占领中国文坛的，青春就是可以无原则、无底线的骄傲，造反有理，年轻无敌，粉丝波澜壮阔，自然怎么写怎么有理！

说实话我不觉得郭敬明的《小时代》很烂，抑或说我并不觉得《小时代》的电影以及小说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烂。许多人与郭敬明的“小时代”过不去，为了证明《小时代》的种种不堪，有评论人竟然把郭敬明的出身也搬出来。比如说郭敬明来自四川自贡那种“小地方”云云。于是乎便可以解释，一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烂片子和烂小说便只能是一个内心无比自卑的人才能“制造”出来的。并且据说还有统计数据“说话”，郭敬明的《小时代》高达几个亿的票房主要来自三四线城市以及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知道，也不能人云亦云。但是我却觉得郭敬明走到今天，他的小说文字水平一直没有提高，主要就是因为“新概念”的误导。“新概念”给予他的成功令他相信，小说就是可以这样“生产”的，所谓深刻与文学的担当原本就是拿来说说的不用当真的。

郭敬明的“小时代”因了韩寒的再次被人“穷追猛打”而得以全身而退。这次难住韩寒的是他当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获奖是否公证以及是否留档问题。这回不光有两年前揪住韩寒不放的老“官司户”方舟子，这回更有六个不同行业的人一起打算起诉韩寒，看来“新概念”也不光能给年轻人带来无尽的光环与利益，也有想不到的负资产需要他们面对。

韩寒的小说其实写得并不好，这一点连不少年轻的“韩粉”也不会轻易跑出来抬杠；如果拿国内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对中短篇小说的评判标准来看的话，韩寒想要不依靠自己固有的知名度而发表作品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以小说论，一味地求新求奇着力于创意和“感觉”，追求写作技巧和语言的花哨，集中在校园生活、友情爱情、现实世界的无聊以及性萌动的苦闷等等狭窄空间里，韩寒也好，郭敬明也罢，他们的小说文字都带有上述浓厚的“新概念”味道，而不能自拔。但韩寒的随笔写得却不错。这与“新概念”所推出的许多人不同。但韩寒的随笔显然也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高超，我觉得他抖机灵的许多话其实连他自己也未必就明白字面背后的真正含义。我比较奇怪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国内许多女评论者在媒体上吹捧韩寒的随笔以至于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但韩寒的随笔的确有其他作家不好比的地方，不仅仅是敢言，主要是勇猛，文风的勇猛，但勇猛并不代表作品的伟大，虽然韩寒的随笔与他那些弱不禁风的“新概念”味儿十足的小说有着天壤之别。许多人之所以揪住韩寒不放，比揪住郭敬明不放的人要多得多，原因我看也不复杂，恐怕还是因为韩寒的 “高调”。韩寒的高调与郭敬明的“会做人”形成了鲜明反差，郭敬明抬头是笑脸，低头便数钱，中国文坛显然与他无干，他更不会无聊到像韩寒那样去关心中国诗人是否在无病呻吟以及白烨等人最近又写了些什么。

“新概念”作文大赛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赛，参赛稿件第一届有四千份，第二届达到一万五千余份，第三届是二万八千余份，到了第八届就是七万余份，至于2014年的第十七届，该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这背后，最世俗却也是最接地气的梦想——被保送进入一所名牌大学占了很大百分比，这也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本身的世俗。张悦然曾就读的山东省实验中学甚至举行了全校总动员，以誓师大会的形式鼓励文学和写作爱好者争取“新概念”作文大赛宝贵的获奖名额。

但问题在于，即使是近几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作者，其在表达的经验上，文风的选择上很多也都是重复的，是“照猫画虎”的，是“前赴后继”的。我以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赛组织方对参赛作品的“口味”。他们似乎认定，尽管是“新概念”，但既然是“作文”，就不能要求参赛者去写乡村，去写厂矿，去碰触“宏大题材”，去写年轻人所“不熟悉”、“难于把握“的那些东西，于是，小悲伤，小确幸，小闪念，小情思就成了“新概念”写作的“主菜”；于是，郭敬明的“小时代”一部、二部……据说要没完没了地写下去也就不足为怪了。“大”字被人用烦了，“新概念”就精明地倡导“小”，而且能够在当下赢得越来越“大”不起来的年轻受众。

为什么要办“新概念作文大赛”？依照传统宣传上的习惯说法，是《萌芽》在它五十年的办刊过程中，在与广大青年学生的接触中，在与国内许多一流大学的专家学者接触交流中，越来越深地感受到某一误区的负面作用：即文学与人文学科后备人才的匮乏。“新概念作文大赛”为日后的人文学科后备人才输送起了重要作用，成为高考选拔人才有利的补充形式，是中国的“语文奥林匹克”。当然，这是冠冕堂皇的说法。另一种更为可信的说法是：面对刊物逐日下滑的订数，《萌芽》是为了寻求自救。这与当初那些电视台争先恐后搞选秀节目如出一辙，它们是因了不断下滑的收视率。但是，就依传统宣传上的习惯说法，我们的“文学与人文学科后备人才”真的是很匮乏吗？凡在大学文学院谋事的朋友都该清楚，单是个“比较文学”我们就有多少后备人才怀才不遇呀。

被“新概念”所误导的，我以为首先是语言素养。相当一部分“新概念”的获奖者在其之后的写作中，其语言素养是不太讲究的，带有明显且自以为是的粗鄙化的语风。只热衷于借用俗语、自造语、网络语和外来语作文，因而文章里常有像“草泥马”“窝草”等是直接用汉语骂人，TMD（他妈的）、TST（踢死他）等是用汉语拼音字母组合来骂人恐吓人。我们不要求写作者用传统语言中“信、达、雅”的标准，但即使是给目标人群明确的年轻受众去写，一定的文字自律也是必要的。其实，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语言素养本应是一种“涵养”，它不是在课堂语言技巧训练中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平时的语言积累中天长日久造就的。所以语言素养也应该属于一种“功夫在诗外”，就得像古人一样，“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被误导的其次是文风。“新概念”中太多的小情小调，太多的华丽辞藻，太多的渲染铺排，太多的热闹喧嚣，忧伤，颓废，苍老，决绝……这些都成了文学的关键词，文学却与简约远离，却与朴素作别。

被误导的还有对文学价值观的认识。要知道许多年轻人喜欢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其实是喜欢他们所取得的成功，与文学之间关系其实并不大。当然，有些事情的出现和形成并不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错，但人们还是真心实意地只迷恋成功。而在面对文学的时候，要问自己的并不是是否热爱，而是能否成功，能否像韩寒、郭敬明那样！于是大家都愿意把多的当成是好的，大的当成是对的，对的当成是好的，这一串儿标准是多米诺骨牌崩盘式的混淆。

“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举办了十几届，按照媒体上的说法，“大赛隆重推出的少年作家大多放弃了写作，变成身材臃肿的商人、忙于生活琐事的家庭主妇或者笑纹明显的小职员”。作文写的好，未必就要当作家。况且这二年作家的门槛也低到了干脆没有。我相信其中有一些人是厌倦了由“新概念”这块金字招牌以及“新概念”的获奖而引来的“名利场”，许多事情让尚还青涩的他们感觉不适应，让他们猝不及防，或者，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当然了，也可能，仅仅就是厌倦了，所以选择了远离。韩寒郭敬明的成功，除了文字本身，还有他们与这个时代的某种暗合。所以说，“新概念”也是块儿地，长啥出来，还看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