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的分歧岂能政治解决？

●文 李明军 熊元义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虽然与政治有较多的纠结，但仍经历了一个有序进程。我们只有从理论上总结和梳理这一进程，才能有效地推进文艺批评的正常发展，由此看来，文艺批评界对1954年“评红批俞”运动很少从理论上总结和梳理，而是过多从政治上清理和批判，很值得反思。

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1979年）这篇影响当代红学和文艺批评发展的论文中，余英时适时提出了“红学革命”论，然而，余英时却没有从理论上甄别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和他倡导的红学新“典范”的分歧，而是从政治上贬低和否定了以李、蓝为代表的“革命红学”。余英时认为，以李、蓝为代表的“革命红学”对于《红楼梦》研究而言毕竟是外加的，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产生的，而不是红学自身发展的产物。有人继而认为，李、蓝在1954年对新红学家俞平伯的批评，不是用文艺批评的方式，而是用政治批判的方式，引发了一场大批判运动。这是罔顾历史事实的。李、蓝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没有着眼于政治，而是认为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反现实主义批评，否认《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绝不是政治批判，而是文艺批评。至于这一文艺批评碰巧成为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索，既不能由李、蓝负责，也不能要求李、蓝未卜先知。

不过，余英时对以李、蓝为代表的“革命红学”的批评却是矛盾的。首先，余英时在文中认为以李、蓝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是革命的红学，而不是红学的革命即红学自身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