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剧变与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

邹 志 强

海合会作为中东海湾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虽然范围与影响要比欧盟小得多，但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效显著，合作水平远远地走在了世界前列，成为中东地区经济合作的典型代表与核心推动力量。近年来，随着阿拉伯国家剧变的溢出效应不断扩大，对海合会也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影响。海合会做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新变化，这既影响到其内部经济合作进程，也影响到其在中东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中东剧变之后海合会的应对及其变化

中东剧变对海合会国家的内部局势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成员国出现了不稳定局面。但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有力的外部支持，海合会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措施，联合维护政权稳定，对内深化合作，对外顺势扩员，并不断拓展在地区事务中的权势和影响。

第一，内部维稳，联合应对挑战。海合会国家在剧变初期受到了明显波及，巴林、沙特等国内部也出现了游行示威，特别是巴林国内的局势一度面临失控的危险。海合会国家与突尼斯、埃及等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同样面临高失业率、贫富不均等问题，但不同的是它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可调用的资源和手段较多，可以通过迅速发放补贴、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措施来快速恢复政局稳定。如沙特在剧变之初宣布投入1300亿美元，用于增加就业机会、建造住房、提高公共部门的最低工资、实施新的失业救助计划。巴林建造大批住房，在全国内务部系统增加2万个就业机会。阿曼提高政府对商品的补贴和养老金水平，增加5万个就业机会。阿联酋则投入16亿美元修建基础设施，大幅度提高军人的养老金，并对食品提供补贴。①高祖贵：《中东大变局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崛起》，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第55页。与此同时，海合会联合起来应对中东剧变的冲击，相互提供政治与经济支持，积极介入成员国内部事务，特别是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在有能力维护自身国内局势的同时，从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巴林、阿曼等国进行了直接援助。海合会向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阿曼和巴林提供了200亿美元的援助，用于改善民生和应对危机；沙特与阿联酋还向巴林派出了“半岛之盾”联合部队协助平定巴林国内骚乱。在自身强大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海合会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国内经济投入和大力改善民生的努力，加上其他的政治和安全措施，使自身的动荡局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趋于稳定。

第二，外部扩员，拓展地区影响力。面对此轮大变局的震荡和冲击，2011年5月10日，海合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做出了扩大的决定，宣布吸纳摩洛哥和约旦，其中约旦成为完全正式成员，这是海合会历史上的首次正式扩员。海合会秘书长扎耶尼在此次首脑会议后的声明中说:“约旦和摩洛哥与海合会成员国同祖同根、命运相连、制度相似、关系紧密，海合会对于两国申请加入的请求表示欢迎。”②“约旦和摩洛哥申请加入海合会”，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5/11/c_121400904.htm.各具优势的新成员约旦和摩洛哥的加入大大增强了海合会的地区影响力。中东剧变造成了地区局势出现新变化，原来的强国埃及、叙利亚深陷动荡之中变得十分虚弱，而海合会进一步介入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内战中，海合会明确支持反对派，部分成员国如卡塔尔甚至直接出兵参战，积极扩展自身影响力。沙特、阿联酋与科威特2013年7月向深陷动荡的埃及提供了120亿美元的紧急经济援助。由于穆兄会的示威等活动造成地区安全形势紧张，海湾国家表示，“穆兄会是其共同的敌人，将联合埃及打压穆兄会”。①“海湾国家联合埃及打压穆兄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309/20130900309584.shtml.因此，在中东剧变以及其他地区大国遭遇国内变局的背景下，海合会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大提升，抓住机会主导阿盟议程与地区事务，扩大了在地区转型与重塑进程中的影响力。

第三，深化合作，巩固实力基础。经济一体化在联合应对外部挑战时增强了海合会集体力量与应对能力，反过来也有助于提升组织的活力与效率。基于之前紧密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应对中东剧变中的显著成效，海合会希望进一步加强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深入推进内部一体化进程，这鲜明地体现在剧变以来的海合会首脑会议上。在2011年12月的利雅得第32届首脑会议上，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呼吁成员国建立更紧密的统一联盟关系，以应对不断增长的外在威胁。峰会发表了《利雅得宣言》，指出首脑峰会注意到海合会国家当前面临的变化、挑战及风险，要求成员国之间加强各领域合作，形成合力，务实地实现海合会基本法所设立的各项目标；呼吁加快全面发展与改革的步伐，改善内部环境，维护国家统一，防范外部势力借机挑拨离间；同时推进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统一货币和统一市场等。2012年12月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第33届首脑会议发表的新闻公报和“萨赫勒宣言”要求加快实施海合会经济协定，统一财政和货币政策，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生产能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制订方案提出各项一体化工作的时间表。宣言强调要恪守海合会关于一体化工作的各项决定，尤其是遵守关于建立海合会共同市场的时间表，努力克服在实施关税同盟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

中东剧变以来海合会出现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就是首次扩员。纵观海合会成立以来3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一直着力于提升内部经济一体化程度，推动经济合作深入发展。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海合会的发展特点突出表现为关注深化而不是扩大，封闭性十分明显。但中东剧变发生后，海合会破天荒地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扩大，其地域范围与内部多样性大大扩展，这成为影响海合会内部经济合作与中东地区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新因素。

二、经济效益与安全偏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需要与现实实践，传统上存在制度学派和功能学派两种理论解释。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因素是决定交易成本大小、风险管理水平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关键因素，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或者一体化就是要消除阻碍经济有效运行的外在因素，通过相互协商和统一来创造一定的国际经济制度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与国家利益。特别是国际制度能够提供公共产品，为谈判、签约以及建立可信承诺提供可能。①[美]约翰·伊肯伯里：《美国霸权的全球化》，载[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功能学派从区域合作与国际制度的功能角度出发，在全球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全球共同问题增加的背景下，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条件下谋求对这些新出现的共同问题加以管理和解决，在此过程中需要国际行为体之间密切合作，建立维护区域政治经济稳定的制度秩序。事实上区域经济合作总是存在制度性一体化与功能性一体化两种进程及其融合，而国家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也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效益考量。

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化是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由于国际经济关系本身体现国际政治关系，且经济实力是国际政治权力的重要源泉，因此全球权力结构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相互联系，在区域内也是如此。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既受到国内政治制度的影响，也受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国家与市场在国际经济发展与治理中均居于核心地位，二者相互作用和交织，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决定于权力，正如苏珊·斯特兰奇所说，“正是权力决定了权威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而“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②[英]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1页。国际经济体系既是一个国际政治与权力关系的体系，也是一个深度相互依赖的体系，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带来的权力与国家（区域集团）对自身政治、安全等利益的内在追求紧紧交织在一起，必然将经济追求与政治安全追求统一到其对外战略与政策之中。特别是在外部形势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国家（区域集团）追求自身权力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也更加强烈，从而带来广泛影响，演化出新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自下而上与由外及里的议程政治化现象会影响政府从国际系统角度而非国内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政府（国家）必须对提高生活水平的国内政治要求迅速做出反应，国家经济福利常常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关键性的政治指标。③[美]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66页。国家对外开放与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总是有着多重利益考虑，旨在服务于国家的政治与战略利益，如开放与合作能够推动更大的国内经济和财富增长，最终加强国家安全和国家权力，通过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减少权力均势和战略竞争等。①[美]约翰·伊肯伯里：《美国霸权的全球化》，载[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第40-41页。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会有广泛的影响，而明确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是理解其政策形成的一个前提。②钟飞腾：《社会行为体与政策偏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微观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第54页。因此，政治安全因素在由国家主导开展的区域经济合作中从来就不是一个局外因素，而总是与经济因素相互交织，内部与外部的政治安全动机往往决定或主导着区域经济合作的议程设置、制度安排与合作进程。

对比海合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可以发现，政治安全因素事实上始终主导着海合会成立以来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安全考量始终是海合会成立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也是海合会合作的首要目标。20世纪八十年代初促使海合会成立的根本原因不是经济上的共同需求，而是共同的外部安全威胁。海合会合作进程一直受地区与世界局势的影响，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始终是影响其内部合作的关键因素，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伊朗核问题的持续发酵直至近年来的中东剧变都深刻说明了这一点，这反映了海合会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一贯对风险规避的选择偏好。受到内部政治制度与外部安全结构的双重影响，规避风险是海合会考虑的首要原因，海合会所规避的风险主要就来自政治安全领域，其之前长期坚持内部深化而不是扩大是如此，如今有选择地审慎扩大亦是如此。对于海合会国家来说，很多社会经济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都可能演变为政治安全问题，如财富分配、信息传播等，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日益国际化与成为中东经济重心、油气资源等都成为塑造海合会国家安全走向的重要因素。③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in the Arab Gulf States”, Middle East Policy, Summer 2009, Vol. XVI, No.2.

中东剧变对海合会领导人的触动很大，使之采取了扩大成员与深化改革等新举措，追根溯源仍在于海湾国家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认知。此次中东剧变与历史上发生的安全威胁不太一样，它是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内部民众普遍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的总爆发，要工作、要收入、要平等、要民主等相互交织的诉求带来了改革与颠覆现有政治体制的效应。且中东剧变在地区阿拉伯国家间固有的传导效应下变得声势浩大而影响深远，因此被称为“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在阿拉伯集权政体纷纷倒台、要求变革呼声响彻中东地区的背景下，海湾国家王室直接面对着来自国内基层民众的不满情绪，本国君主制度与王族统治遭遇前所未有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危机，这一根本利益出现重大不确定性，因此中东剧变对海合会成员国造成了极大冲击与触动。此外，中东剧变对地区格局的强烈冲击与近年来“什叶派新月地带”、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相互交织，特别是最大的地区竞争对手伊朗势力的上升，从外部给逊尼派阿拉伯君主国带来了巨大安全威胁，恶化了海湾六国的安全环境。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在进一步降低美国地区影响力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非阿拉伯国家伊朗与土耳其影响力的扩大。①Efraim Inbar, “The Arab Uprisings’ Impact”,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12, p.39.特别是沙特与伊朗因为重大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分歧在争夺地区影响力上互相视为主要竞争对手，“阿拉伯之春”给两国的竞争引入了新的关注因素。②W. Andrew Terrill,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and the Future of Middle East Security”,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Middle East, Vol.3, No.4, 2012, pp514-516.因此，中东剧变进一步凸显了具有休戚相关的共同安全利益的海合会国家深化内部全方位合作的必要性、紧迫性，政治安全考虑在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幕后主导作用更加突出。

从内部来看，正因为海合会国家自身的经济实力与合作成就奠定了应对中东剧变的良好基础，使之避免出现剧烈动荡局面，因此，深化内部民生等领域的经济合作是必然要求。面对中东剧变，民生问题已成为关系到海湾君主国政权稳定的政治与安全问题，它不仅是经济目标，更是事关政权生死存亡的政治安全目标。海合会国家利用自身雄厚的财力大力解决民众就业、收入、生活保障等民生问题，用推进民生工程与经济一体化解决政治民主问题，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化解民众对民主与改革的诉求，维护国内政治制度与王族统治的稳固。从外部来看，海合会积极借中东剧变的机会谋求地区政治安全利益，通过加大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事务的介入与石油美元投入、加强对地区合作的引导、扩大逊尼派国家的联合、反对什叶派势力扩展与伊朗的坐大等，努力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增强自身的安全与权力，减少战略竞争，在权力均势中力争占据上风，从而凸显了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就与继续推进合作的必要性。在此次剧变中趁势扩员是海合会这一动机的鲜明体现，通过扩员凸显自身的逊尼派君主制阿拉伯国家的属性，争夺阿拉伯事务的主导权，遏制伊朗与什叶派新月地带的影响等，落脚点依然在于维护自身逊尼派君主制度的稳定。海湾君主们意识到联手组建一个超越海湾区域阿拉伯君主制政治联盟的重要性，旨在提高应对政治危机的能力，降低政治风险，维护君主政体的稳定。③王南：《中东变局加剧地区势力角逐》，载《亚非纵横》2012年第4期，第35页。因此，政治安全考虑将进一步主导海合会扩大之后的内部经济合作进程，以内部与外部经济合作帮助实现维护自身政权稳固与国家安全的目的。

三、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走向

中东剧变对中东国家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外来直接投资急剧减少，而失业率迅速攀升。同时各国为稳定政局纷纷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改善民生方面的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步伐。中东剧变对海合会深化内部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了不少困难与挑战，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在追求经济协同效应与效益的同时，更加突显了对内外政治安全利益的偏好。

第一，区域经济合作在保障海合会内部发展稳定上的作用进一步突出，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将进一步向民生相关的社会经济领域扩展深化。经济因素是引发此次阿拉伯国家社会变革的根本内因和导火索，没有解决国内民众的就业、收入与生活保障等民生问题成为重要因素，此次阿拉伯革命“核心是要求社会与经济正义”①Adeel Malik and Bassem Awadallah,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Middle East Insights, No.46, 23 Nov. 2011.。“快速增长的人口与就业机会不足是对海合会国家长期稳定与安全的主要威胁”②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in the Arab Gulf State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VI, No.2, Summer 2009.，中东剧变使民生问题日益复杂严峻，改善民生可以说是各国的当务之急。因此，面对中东剧变的冲击效应，海合会国家在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首先从改革民生问题入手稳定国内局势，内部各自推出民生保障措施，提高补贴力度稳定生活水平，加大建设投入、提升就业率等。同时，区域层面的民生领域合作也必然更迫切地提上海合会的合作议程，探讨加强基础设施、民众教育、劳动就业、金融旅游等领域的互通交流与合作，扩大便利化举措与经济关联程度，加快推进覆盖社会民生领域的一体化进程，加强对区域内国民收入传导效应的引导，实现经济稳定平衡增长。这一点在中东剧变以来召开的海合会首脑会议议程与宣言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失业率特别是青年人失业率高是中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阿拉伯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阿拉伯国家经济面临的核心挑战就是如何为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提供就业机会”③Marcus Noland and Howard Pack,” Arab Economies at a Tipping Point”, Middle East Policy,Spring 2008, Vol.XV, No.1.。科威特金融中心2012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海湾国家人口结构同样以年轻人为主，2011年4500万总人口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口比重约为54%，未来年轻人就业压力将逐步增大。①“海湾国家加大对教育、住房及培训领域的投资”，见中国驻沙特使馆商务经济参赞处网站，http://sa.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1207/20120708231659.html.面对严峻的就业等社会民生问题形势，海合会国家一方面着力于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将财政支出主要投入住房、教育、医疗、道路、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如沙特2013年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领域的项目总投资超过800亿美元；上半年财政部签署合同共1858项，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交通部通过了 223项道路工程的立项，拟修建公路 3708公里，总投资达 110亿里亚尔；住房部签署了总额达 40亿沙特里亚尔的住房建设合同，拟建设 4万套住宅等。②“沙特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见中国驻沙特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s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309/20130900320667.shtml.另一方面加强在社会民生领域方面的区域合作，2012年12月的海合会首脑会议就提出统一公民身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等举措。2012年海合会与阿拉伯农业发展组织、伊斯兰发展银行集团以及国际粮农组织等机构联合商讨采取措施确保海湾国家粮食安全；并拟在六国修建相互连接的供水网络以解决地区用水短缺问题。2013年海合会宣布于年底前实施统一车辆保险计划；海合会劳工和社会事务部长于年内签署统一家政服务招聘和监管系统的有关文件；还计划2015年签发统一的旅游签证等。

第二，中东剧变为海合会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新的压力，也为其深化合作、从消极一体化向积极一体化迈进提供了新的契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推进内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总是先从消极一体化开始的，主要是通过从消除贸易壁垒到商品的跨界流动，在成员国间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欧盟（欧共体）在成立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也是如此，除了共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农业政策，并没有追求一种积极的一体化战略，即形成共同的经济政策和建立超国家机制。③[美]约翰·伊肯伯里：《美国霸权的全球化》，载[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主编：《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论争》，王生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海合会成立已经超过30年了，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正在朝经济货币联盟的方向迈进，虽然范围与影响要比欧盟小得多，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远远地走在了世界前列。相对于欧盟，海合会的区域经济合作成就依然基本停留在消极的经济一体化层面，鲜有财政、货币政策等领域的制度性一体化举措，还没有在积极的经济一体化上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

然而，近年来海合会开始逐步追求积极的一体化战略，尝试建立更加紧密的内部经济联系，形成共同的经济政策及其协调机制，向积极的一体化迈出了步伐。在建成海湾共同市场的基础上，2009年海湾货币联盟的雏形开始出现，统一货币——“海元”遥遥在望，海合会经济一体化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但这一进程还存在不少障碍，也遭遇不少挫折，如建立货币联盟的努力因为领导权之争而出现分裂。2009年阿联酋由于对海湾货币委员会总部设在沙特不满而退出海湾统一货币计划，最终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四国先行签署了海湾货币联盟协议。另外，由于担心沙特可能主导海湾国家联合体，其他成员国对构建类似欧盟的“紧密联盟”缺少热情。①程星原：《沙特倡议组建“海湾联合体”》，载《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7期，第41页。中东剧变增强了海合会国家领导人深入推进经济一体化的紧迫感，只有加强一体化建设才能形成更加紧密的联合体，增强应对外部挑战、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尽管存在分歧，目前海合会仍努力争取制定统一的金融货币政策与相关制度，朝着建成货币联盟的方向不断前进。建成海湾货币联盟对于海湾国家意义十分重大，对提高货币和金融稳定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繁荣金融市场、提高海合会国家的整体国际经济竞争力等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推动作用。2012年5月的海合会利雅得首脑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构建“海湾联盟”的设想与计划，如能在货币联盟的基础上成功建成“海湾联盟”，海合会将成为与欧盟类似的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第三，在政治安全因素的幕后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的同时，沙特阿拉伯在海合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愈加突出。如上所述，政治安全考虑将进一步主导着海合会扩大之后的内部经济合作进程，包括遏制什叶派势力、扩大逊尼派合作，通过内外部合作达到维护自身政权稳固与国家安全的目的。海合会内部加强了安全合作，2012年12月海合会第33届首脑会议通过的《海合会安全保障协议》即是鲜明体现。海合会内部由此加强了成员国在法律执行和情报交流方面的合作问题，也是考虑到联合维护内部稳定以及防范外来安全威胁的需要。

从世界范围的区域经济合作经验来看，区域内大国的领导核心作用是区域经济合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沙特无疑就是海合会的领导核心，是海合会经济一体化不断取得进展和保持活力的推动与保障力量。沙特在海合会内拥有最大的领土面积、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国土面积占到海湾六国的 84%，人口占到六国的 70%，而经济总量、石油资源与产量、对外贸易额、金融资产等指标均占到海湾六国的45—60%。沙特作为海湾六国中天然的“大块头”，无论是在合作议程的设定、组织机制的设计与变革还是发展前景方面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从自由贸易区到关税同盟再到共同市场、货币联盟，沙特都在其中着力推动，从海合会总部到新成立的海湾中央银行总部都设立在沙特，深刻反映了沙特的核心地位。沙特在海合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使其经济政策与行为具有标杆性的引领作用，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沙特协调海合会国家在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在不断推进内部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采取了比较一致的政策措施，在国际石油贸易、石油美元、石油金融、伊斯兰金融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相关问题上形成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沙特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表现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上，也表现在宗教文化等“软实力”上。沙特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与中心，是伊斯兰教两大圣地的所在国，是伊斯兰世界的“盟主”，拥有宗教文化上的巨大号召力。海湾六国不但经济基础与需求高度相似，而且政治安全制度与需求也高度一致，保持君主制与王族统治的稳定是各国共同的根本利益。面对纷繁动荡的地区局势与纷至沓来的外部威胁，其他海湾五国实力弱小而难以应对，与沙特的联合是自身安全的第一道保障，沙特在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相对强大的实力是海合会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力量。沙特在海合会中的核心地位在面对地区局势变动与动荡时显得尤为突出，没有沙特这个“大块头”与“主心骨”的存在，海合会很难应对诸如中东剧变这样的外部冲击。

四、海合会与当前的中东区域经济合作

中东剧变使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传导与联动特征更加凸显，也对海合会参与中东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中东剧变使得中东地区地缘格局出现“东升西降”，海合会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势头，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龙头地位”进一步突出。在中东地区，海合会国家石油资源最为丰富、经济规模最为庞大、资本与金融实力最为雄厚，经济实力独步于中东与伊斯兰世界，是区域贸易、投资与金融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为纷繁复杂、持续动荡的地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决定性力量。中东剧变的发生以及埃及等国深陷动荡，使阿盟在地区秩序中失去了原有支撑，海合会则成为最具领导力的新核心与支撑力量，地缘经济权力天平进一步向海湾倾斜。以石油美元为基础的海合会投资成为带动中东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阿拉伯国家对海合会的经济实力与推动地区发展能力的认同进一步提升；海合会在阿拉伯国家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建设与议程设置中日益占有领导地位，在地区多边或双边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如果没有海合会的参与和支持基本难以成事。同时经历剧变的中东国家急于重振本国经济，但又普遍缺乏稳定与发展经济的能力，迫切希望得到海湾国家的资金资助，这也为海合会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新机遇。

另一方面，中东剧变使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呈现出进一步破碎化的趋势，海合会整合与引领中东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中东地区处于国际体系的破碎地带，地缘政治格局一直具有碎片化的典型特征①刘中民：《碎片化的西方vs碎片化的中东》，载《东方早报》，2013年9月13日。，地缘经济格局也呈现类似特征，经济力量与经济合作的分裂现象本来就十分严重，而中东剧变使地区局势进一步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虽在阿盟框架之下推行了多年，但由于分裂严重一直成效甚微。中东剧变改变了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不但对阿拉伯国家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也进一步打碎了地区经济力量分布及其合作趋势，部分阿拉伯国家陷入动荡而自顾不暇，部分国家对区域合作进一步丧失信心与动力，这对阿拉伯国家经济合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海合会在整合与引领中东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中将面临更大障碍，难度进一步加大。首要的障碍在于中东剧变带来的动荡局面仍在持续，很多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受到很大削弱，政治安全与社会民生方面的支出大大增加，经济发展的力量十分孱弱。其次是地区各国与各次区域之间政治经济力量日益破碎，而原有的复杂矛盾也没有得以解决，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济整合更加困难。其三，阿拉伯国家经济普遍具有脆弱性与依赖性，全球金融危机余波犹存，外部经济环境不佳加上持续的政局和社会动荡又使外来直接投资急剧减少。因此，仅靠海合会的力量难以支撑地区经济发展大局，在众多的障碍面前，就算海合会有能力也很难有效施展。而当前局势下海合会推动中东经济合作的意愿也存在疑问，甚至海合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趋势。

不考虑经济问题就无法准确理解中东的政治困境，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受到自身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的内在推动。②Adeel Malik and Bassem Awadallah, “The Economics of the Arab Spring”, Middle East Insight, No.46, 23 Nov. 2011.面对中东剧变的冲击，海合会紧紧把握自身根本利益，系统看待经济合作与安全挑战的关系，一方面联合应对挑战，维护内部经济政治稳定，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抓住机遇通过正式扩员、深度介入地区事务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在中东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传导性，在经济繁荣与发展、政权稳定与生存等方面形成了存在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中东剧变给包括海合会在内的中东国家都造成了深刻影响，其政治、经济与安全等方面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全部显现，地区局势的演变、地区国家的转型发展、地区秩序的重建都还远没有成型。目前，中东国家正处于政治动荡与过渡的关键时期，未来一段时间内其经济建设和发展仍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影响，鉴于该地区动荡局势短期内难有明显改观，未来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