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伟武
(广西大学 政治学院,南宁 530004)
现代性的过度膨胀导致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伴随而来的是人类“重新思考人在世界中的地位,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重估自然价值”[1],进而推动全球性生态正义成为当今最具理论价值和生长潜力的学术前沿议题之一。
吉登斯这样诠释现代性:“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2]69作为工业文明的现代性,代表着与其之前不同的新文明类型。它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人类历史的加速进步和发展。诚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所描述的那样:“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3]32可见,现代性不仅开辟了资产阶级的商品“新天地”,而且“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4]273,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新文明类型“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4]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