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父之名

徐桃+张小莹

【摘要】 安哲罗普洛斯的代表作《雾中风景》中父亲角色缺失，而父亲意象却具有推动电影情节发展和呈现导演意图表达的内蕴。父亲实体是空置的，父亲之名却不停在用虚妄、罪恶、理性、信仰等暗喻填充着，在构成父亲意象的过程中，这些内容不断递进，表达出导演对人类精神追寻之路的阐释和追问。

【关键词】 父亲；意象；安哲罗普洛斯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对寻父的姐弟，一位不知所终的父亲，一个遥远无界的德国，一棵葱茏如盖的大树，一段没有尽头的旅行。1988年“希腊电影之父”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用他著名的《雾中风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回答了自己孩子关于上帝创造世界、谁创造了上帝的疑问。上帝是万物之父，电影中姐弟俩找寻亲生父亲，两者都不可知不可触，遥远威严而又无迹可寻。主人公乌拉和亚历山大就像是人类的远祖夏娃和亚当，被赶出了伊甸园，在世间历经磨难，踏上寻找重返天国的路，意想着回到“父亲”的身边。本文意图通过对电影“父亲”意象的分析，阐释安哲罗普洛斯对人类精神追寻的终极拷问。

一、成为谎言的“父亲”

电影开头一片黑暗，姐姐就在黑暗中向弟弟讲述了《圣经》中《创世纪》的情景，人类的神父—上帝也正是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1]1中创造了人类，但母亲的打扰，使得亚历山大没有听到故事的结局：人类失去“父亲”的庇护，在世间游荡。姐弟俩瞒着母亲搭火车前往德国去寻找父亲，中途因查票被赶下火车，送往当地警察局。他们的舅舅来赎人，把警察拉到一边说“什么父亲？什么德国？她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一切都是谎言。她只是不想告诉孩子其实他们是私生子……”，一向表情平静的乌拉，大喊“你在说谎！我们的爸爸明明在德国！你在说谎”，接着乌拉拉着弟弟跑出工厂，背后有三个极其粗壮和高大的烟囱映衬着，显得他们极其渺小。在另一个片段中，乌拉和亚历山大在路上也是被一台体积庞大的挖土机拦住，挖土机呜呜地向姐弟俩逼近，吓得他们转身逃跑。不管是工厂还是机器，导演都有意把他们的大和孩子的小进行相互强烈对比。两个追寻理想和信念的人，在被理性充斥的世界里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在影片中，舅舅的身份是工厂中类似技术员的身份，他似乎就代表着现代理性的声音：所谓的上帝、天父以及天堂根本就不存在，这只是一个谎言。工厂、机器则是科技理性的产物，人们不断地在享受理性智慧带来的便利和满足时，从对神的崇拜转向了对人自身能力的迷信。人的智慧不断地在僭越，并用现实的视角来审视信仰的价值，最终得出那“上帝”——这个人类精神的父亲只是个谎言。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托斯陀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苦苦追问上帝死了，人该怎么办？安哲罗普洛斯给出的答案则是寻找人自身精神的力量。在这已充满理性主义，以人类为自我中心的现代社会，如何找回呢？

二、被切断的找寻之路

亚历山大不时地会做梦梦到父亲，并感到他越来越近。但父亲只是一个隐喻，他在那里却只是个追寻的目的，作为名词概念的“父亲”并不代表生理意义上的“真实父亲”，它只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代表着精神依托与社会秩序。

精神病院的精神病人对姐弟说他们的翅膀被雨水打湿飞不起来了，诚然他们就像是折翅的天使坠入人间，被人间太多的苦难所流出的泪水淋湿了翅膀，再也飞不起来了。坠入人间的时间是如此漫长，长到他都忘记天国的样子。人心灵的翅膀也是如此，被太多的欲望所纠缠，变得日益沉重，也变得不会飞翔。没有了畏惧和希望，世上留下的只有狂妄和虚无，残忍和罪恶也变得肆无忌惮。卡车司机在货舱内把乌拉强暴了。乌拉坐起来后，下身流下一大滩鲜血，她机械地拿手沾满血在货舱的帆布上画了一个断手。整个事件的前后，画面上都是倾盆大雨，似乎要洗尽人间罪恶。就像《圣经》中上帝因罪恶意图毁灭人类一样，用水来清洁世界。

安哲罗普洛斯的这部电影，与《圣经》中的意象有多重暗合，尤其是手。除了乌拉用血所画的断手，导演为突出这个意象，甚至直接将一只断了食指的手扔到大海里，这个断手的造型非常像米开朗基罗西斯廷大教堂壁画《创世纪》中，那上帝和亚当将要碰触的食指，它意味人与上帝的联系。食指的切断，就断然切断了人与上帝的联系。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直升机傲慢的、掌控性的将这个断手吊起，残破的手无力地在空中游荡并往城市的方向飞去，似乎又在重复着尼采的呼喊：“上帝死了！”

那让乌拉心动并想好好爱护他们姐弟的奥瑞斯蒂斯，是个被社会遗弃的同性恋，面对此景只能对着苍茫天空诵出里尔克《杜依诺哀歌》的诗句：“如果我呼喊，各级天使中间有谁听得见我。”[2]432

三、失去“父亲”的孩子们

孩子、疯子、同性恋，这些被认为缺乏理性的人，影片中却是他们在积极探寻着人真正所要的出路，他们与影片中那些所谓的正常人相比，导演尽力展现他们的善性，让正常与罪恶，失常与善良的组合，在这个失序的世界中显得荒谬和悲哀。

姐弟俩在一个正在举行婚礼的饭店外看到一台拖拉机在雪地上拖着一匹死去的老马，在这副悲伤的场景后面，是婚礼中狂欢的人群从饭店走出，跳舞唱歌，欢快地从街上走过，亚历山大稚嫩而痛苦的哭泣声和欢快的婚礼音乐汇集在一起。婚礼—死亡，欢笑—哭泣，极具冲突性的象征场面组合在一起。婚礼意味着新生命的即将诞生，老马的死亡代表着轮回，生老病死，这是人类控制不了的自然法则，让人无可奈何而又茫然无措。

康德墓碑上刻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敬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3]177智慧尽头，信仰油然而生。在理性、智慧和信仰中，理性构成了物质世界的基础，满足欲望的需求。信仰则是终极真理和理念。智慧是两者中的杠杆，智慧引向真理是大善，引向欲望则是大恶。现今世界崇尚科学技术，信仰也就在理性面前进行真假批判问题，最后只能是被当成迷信给抛弃。信仰缺失，人的智慧无法正确确定方向时，人把欲望当作导向，最后带给人的只有焦虑。理性否定了信仰，智慧却又找不到出路，而信仰又是人丢不掉的，结果人的精神状态就像乌拉和亚历山大在警察局遇到的黑衣老太太不断重复的那句话“脖子上套着绳索”。

在这种焦虑下，一丝的慰籍都是抚慰。下雪天，整个小镇的人都原地不动像雕塑一样，仰望天空，身体僵硬，乌拉和亚历山大则在这群雕塑中不断的奔跑，一动一静，就像是等待救赎者和寻求归属者。

四、由苦难历练成的“父亲”

太阳是善的儿子，阳光孕育了生命也代表着光明。这部电影全片的影调灰暗，天气都以雨雪、阴天、大雾、夜景为主，没有晴天也见不到阳光。在乌拉和亚历山大的旅途中，在没有阳光的照射下，他们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类似于“父亲”的角色——把他们赶下火车的乘务员、舅父、巡警、强暴乌拉的卡车司机、流浪艺人奥瑞斯蒂斯和小火车站上的军人。父亲的象征被一个又一个人物所替代。因为主体父亲作为本体是虚无的，想要证明和确定的父亲是无迹的，他到底是谁，不清楚。父亲主体的空无，即不在场的、差异的存在，使得一系列的“填充物”进入，不断地替代它，对于这种行为，德里达确定为：“符号学内部去改变概念、替换它们、让它们去反对它们自身的前提，并且将它们重新铭写成其它符号链，这样一点点地变动我们工作的范围，从而产生新的结构。”[4]74在这些“父亲”中，他们有着自身的寓意，又反作用于周边人。奥瑞斯蒂斯和卡车司机扮演着两个对立的角色：前者是一位同性恋者，对乌拉的爱无能为力，后者是一个饥不择食的性欲狂和施暴者。他们共同毁灭了乌拉的信心和力量，乌拉在这一行程中所遭受的病痛、强暴、失去爱和尊严，这一系列的苦难，造就了人的软弱。而同时，也正是这些经历，却悄悄地“创造”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懂得去悲悯老马和安慰痛苦的奥瑞斯蒂斯，知道用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在乌拉想放弃时鼓励她，并像个“大人一样”责骂她这是“叛变行为”。就像浮士德一样，不停地去追寻人生存的意义，不管面对如何的境遇，人类的探索精神和追求终极真理贯穿人类发展始终。

故事最后，姐弟俩终于来到德国，没有护照，也就意味着没有进入的许可证。只好偷渡到一条小舟上，或许是诺亚方舟。在一片混沌当中，姐弟俩上岸了，亚历山大对乌拉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一开始，只有混沌一片，后来光才出现。”亚历山大像上帝一样伸出右手，向天空挥舞一下，天际边出现了阳光，夜雾渐渐散去，晨光下显现不远处有一株生机盎然、亭亭如盖的绿树。伊甸园有两棵树：一棵智慧树、一棵生命树，智慧树使得人类被放逐，生命树则守卫着伊甸园这个人类向往的家园。这棵出现在电影中的应为生命树，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姐弟俩冲过去紧紧抱住这棵树，就像抱住自己的“父亲”。

在一次访谈中，对《雾中风景》安哲罗普洛斯这样说道，既然上帝不语，小男孩便成了上帝，小男孩再创造了世界。安哲罗普洛斯给人留有希望，对人也充满了希望。在经历这一系列的磨难后，他最终还是相信人会在不懈的探寻中，找到自己的力量抑或是信仰，驱散现今蒙蔽在人类精神中的“雾气”，创造出自己的世界，一个充满善和爱的世界。

参考文献：

[1]圣经（和合本）[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4.

[2]（奥地利）里尔克.里尔克诗选[M].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德国）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雅克·德里达.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徐桃，海南科技职业学院讲师；张小莹，海南科技职业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