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友情批评

董发有

说起友情批评，文化圈的人都不陌生，无非是为了友情两肋插刀，给人抬轿子，只许说好话，不许砸场子。时下确实有一些专吃“××饭”的批评家，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跟踪”一位或几位作家，只要一有新作，必定表态，只要一有不同意见，必定誓死捍卫，心甘情愿地成为某位作家的新闻发言人，并以此为荣。这样，批评家成了作家的跟班和奴仆，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只是一种时隐时现的影子。1999年2月2日，还在复旦读博士期间，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激素催生的写作》，对当时被炒得很热的“70后”女作家的创作提出不同意见。后来碰到几位年轻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辣手摧花”，还有一位开玩笑，说要和我这样的人保持距离。他的意思我自然明白，对于像我这样不够仗义的人要躲得远一点。确实，批评家和作家就应该保持一些距离，免得被友情绑架，失去了说话的门山。

在一些作家的眼中，批评家是因为才气不够，写不出好的作品，在无奈中只好退而求其次，不尴不尬地操起了批评的行当。对于不少批评家而言，他们所从事的批评工作的派生意义，是长期压在他们心头的暗伤。尤其是那些创作理想幻灭之后转向文学批评的批评家，为人作嫁的服务性质总会不时地折磨着壮志未酬的灵魂。在一些私人场合，不止一次听到作家对批评家的指责，认为某个批评家对自己作品缺点的批评，是眼高手低的瞎评，甚至是一种变态的嫉妒。王朔曾经奚落批评家是阉人，其意思正是批评家自己生不出孩子来，却偏偏要对别人的孩子品头论足，横挑鼻子竖挑眼。

在某种意义上，批评是一种悲剧性的职业。批评家总难免得罪一些作家，一些恼火的作家也往往会出言不逊，歌德就曾大失风度地叫喊：“打死他，这狗东西！他是一个批评家！”批评不应成为哗众取宠的酷评，但是，批评必须坚持自己的底线，即使无法做到鲁迅所说的“坏处说坏”，至少不能把不好的说成好的。正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

那些“不许不说好”的批评文章，看起来就让人觉得别扭，拿着放大镜找作家和作品的优点，巧舌如簧，天花乱坠。最难过的是，有一些批评家还搬出十八般武艺，从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中寻找种种伟大的理论支撑，硬要把一些作品的缺点粉饰成优点，指鹿为马，斯文扫地。究竟是因为文学日益边缘化，批评家觉得作家也活得不容易，大发恻隐之心，还是因为在权力和商业的围困下，批评家被阉割了，或者干脆是自宫，一刀斩断烦恼根，从此再不为价值和立场而纠结？

前几天，在北京人艺的院刊上看到一篇题为《苛严的批评与诚挚的友谊》的文章，作者林克欢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是著名的戏剧评论家。他同忆，在三十年前，评论者和实践者的关系要单纯一些，他自己与北京人艺艺术家的交往，“也是建立在坦诚的批评、真诚的交往上”。他在文末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照抄如下：

1988年6月，人艺推出一台由何冀平编剧，夏淳、顾威导演的《天下第一楼》，剧场反应热烈，观众口碑甚好。7月中，于是之、夏淳等人艺领导在前门外全聚德老烤鸭店召开座谈会，宴请黄宗江、顾骧等戏剧界、评论界人士，并宣布会后将赠送每位来宾一只烤鸭。席间一片赞扬声。我在肯定全剧脉络明晰、京味十足，林连昆、谭宗尧等人表演真挚纯朴、拙中见巧之外，也对剧作的单线条封闭结构、人物塑造与情节铺陈的陈旧模式提出批评，认为与当时许多较为成功的作品比较起来，无论对生活、对历史、对人性，还是对戏剧艺术自身，《天下第一楼》都没有为人们提供新的启悟与活泼的经验。过后，我真的将批评意见整理成一篇题为《重复不是创造》的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1988年8月9日第五版上。文章发表后，我在人艺院里再次见到于是之，他执意要留我吃午饭，并乐呵呵地说：“这回没有烤鸭，没有好酒，但二锅头还是有的。”

都说“拿人的手软，吃人的嘴短”，但是，林克欢照说不误，友情是友情，批评是批评，绝不混淆。对此，他颇有感触：“今天看来，无论对年轻的编剧或对剧院来说，我的批评都可能过于苛严，但我和人艺、和人艺众多朋友的友谊，并不因苛严的批评而有所改变。几十年来，正是人艺众多艺术家宽阔的胸怀和巨大的包容，保证了戏剧批评褒贬臧否的自由空间，也正是这种非物质利益、非私人情感所能移易的友谊，保护了戏剧批评的尊严与品格。”0批评以亲疏远近为标准，在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即费孝通所言的“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股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差序格局中，跟我关系亲近的，即使他写得再烂，其创作依然是最好的；跟我关系不好的，即使写得再好，也要从鸡蛋里挑骨头。但是，友情批评，并非只有这种“不许说不好”“不许不说好”的模式。李健吾和巴金、黄永玉和曹禺的真诚互动，就确立了另一种友情批评的模式。

《咀华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之一公开出版，但书中第一篇就对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进行剖析，并对巴金的热情有余冷静不足提出中肯的批评，其温柔敦厚的语调令人心悦诚服，这样的“气量和风度”，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还是在这一篇文字中，李健吾（刘西渭）况：“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这只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没；大，吸没小水；浊，搅挥清水；清，被浊水搀上些渣滓。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头头是道，不误人我生机，未尝不是现代人一个聪明而又吃力的用心。”刘西渭这样分析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的对象是迟疑，《雨》的对象是矛盾，《电》的对象是行动。其实悲哀只是热情的另一面，我曾经用了好几次‘热情的字样，如今我们不妨过细推敲一番。没有东西可以阻止热情，除非作者自己冷了下来，好比急流，除非源头自己干涸。”巴金读到此处时，虽然心里也有火气，但是还是由衷地表示赞赏：“一转眼你就滑了过去（好流畅的文章！真是一泻千里，叫人追不上！）。再一望，你已经流到千里以外了，我读你的文章，我读一段赞美一段。”刘西渭的文字是批评的美文，更重要的是，正如司马长风所言，他是真正从文学尺度出发，认真鉴赏同代作家和作品，“的确做到是是非非严正不苟的精神，而且‘用不着谩骂，用不着誉扬，就文学论文学，就作品论作品”。另一方面，司马长风也高度赞扬巴金的情怀：“破除门户之见，编辑的作品包括各派的作家；其中包括批判巴金小说的刘西渭的作品，尤见巴金的气量与风度。”（9）一种健康的批评生态的确立，需要批评主体与被批评对象的相互理解和共同维护。

人生难得是诤友。1983年3月20日，黄永玉给曹禺写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真可谓振聋发聩：

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

同样难得的是，曹禺在4月2日的回信中，有这样的深刻反省：

天下没有比到了暮年才发现走了太多的弯道，更可痛心的。然而指出来了就明白了，便也宽了心，觉得还有一段长路要赶，只有振作起来再写多少年报答你和许多真诚的朋友对我指点的恩德。永玉，你是一个突出的朋友，我们相慕甚久，但真见面谈心，不过两次。后一次还有别的朋友似乎在闲聊，我能得你这般坦率、真诚的言语是我的幸福，更使我快乐的是我竟然在如此仓促的机遇中得到你这样以诚真见人的友人。

在当代文坛上，这样毫不遮掩的友情批评极为罕见！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又太需要这种坦诚相见的友情批评！一方面，批评家只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才能避免成为寄生虫，在批评中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通过点燃自己来照亮批评对象，将文学批评提升为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既不降低艺术尺度和文学标准，也在贴近作品的解读中，以将心比心的同情体会作者的困境，不把作者地位的高低和世俗的毁誉作为标杆，将发现新生力量和发掘潜在的可能性作为重要目标。另一方面，作家也应该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批评意见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在反省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境界。

1847年，被别林斯基视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果戈理，为了改变外部舆论将自己塑造为“斗士”的趋向，思想立场转向温和与保守，他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选》。曾经高度评价果戈理的伟大成就的别林斯基，他连续写作了书评《尼古拉·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和《致果戈理的信》，认为《与友人书信选》是果戈理向现实政治妥协的表现，是一种“卑鄙”的背叛。尤其难得的是，两人在暮年的笔战，依然是一场有理有节的君子之争，别林斯基并没有抹杀果戈理此前的伟大贡献，在随后发表的《答〈莫斯科公国人〉》中，他依然由衷地盛赞果戈理的文学成就。作为果戈理的发现者，别林斯基并没有因为友情而放弃原则，同时，也没有因为论战而背叛惺惺相惜的情谊，陷入势不两立的意气之争。事实上，当批评家成为作家的影子时，他们在人格上是不平等的，根本无法进行平等的对话，延续的也只是一种主仆关系或利益关系。真正的友情，无法靠廉价的吹捧来维持。或许，只有保持距离的相互尊重，才能让批评与创作各安其位。

（责任编辑：王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