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英译与中学西传

严晓江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楚辞》情思浓郁，想象雄奇，意蕴隽永，哲理深刻，在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最早的英译文是1879年派克(E.H.Parker)翻译的《离骚》，英文全译本是1959年霍克斯(David Hawkes)翻译的《楚辞》。此外，翟理思(H.A.Giles)、理雅各(James Legge)、韦利(Arthur Waley)、白英(Robert Payne)、沃森(Burton Watson)等英美汉学家也选译过《楚辞》。国内第一个英译本是192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文庆的《哀歌〈离骚〉》。而后，柳无忌、王敬献、林语堂等海外华裔译者和国内译者也翻译过《楚辞》的若干篇目。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卓振英、孙大雨以及许渊冲的《楚辞》英译本，是2000年以后在国内出版的比较完整的版本。《楚辞》英译作为中国典籍英译的缩影，其文化影响力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某些中国学者往往比较注重西学东渐而忽略中学西传。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尤其是“中学西传”逐渐受到关注，中国典籍则是“中学”的要素之一。如今，学术界正在有意识地加大向国外，尤其是向英语世界译介《楚辞》等中国典籍的力度。我国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周建忠将楚辞学划分为楚辞文献学、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楚辞美学、楚辞学史、楚辞比较学、海外楚辞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再现学等9个分支[1]7。《楚辞》英译及其研究作为海外楚辞学与楚辞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却相对滞后于楚辞学的其他分支。因此，十分有必要围绕该命题进行相关研究。

一、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结合

《楚辞》英译是把文言转换成现代英语的跨时空对话活动，理解和表达贯穿其中，二者相辅相成。在语内翻译阶段，译者要恰当地理解《楚辞》的精髓要旨，并且用现代汉语进行阐释。文学经典总是能吸引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反复研读。《楚辞》言不尽意，诗无达诂，译者对某些字句的解读当然也不尽相同，这种“译无达译”的现象体现了翻译审美中的动态性、开放性和历史性。譬如对“离骚”一词的解释就有多种。杨宪益将其译成“Li Sao”[2]3，这种汉语拼音译法又称“中国英语”，它能使中国文化负载词直接传递到异域文化空间。当目的语读者读到类似的汉语音译词时，可能会进一步探究其后的中国文化背景知识。卓振英和孙大雨分别将其译成“Tales of Woe”[3]3和“Lee Sao，Suffering Throes”[4]311，都是参照了西汉司马迁的解释“遭忧”。孙大雨将音译和文内解释相结合，但他所使用的威氏拼音法较为陈旧。许渊冲将其意译成“Sorrow after Departure”[5]3，参照了东汉王逸的解释“离别的忧愁”。可见，各家之说纷纭，译者可以参考不同注解和新的研究成果，博采众长。《楚辞》的多义性、哲理性、文学性、科学性因素使其翻译的“研究型”特征更为明显，译者有必要在译序或后记部分向读者说明译文的版本来源、注疏集释、参考文献等问题。例如，孙大雨的译本不仅注释丰盈，而且在长篇导论中说明了翻译成书的大致过程，同时还对某些片面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种“厚重”翻译具有较强的导读功能，也就是将翻译厚语境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中国文化得到更大尊重。

在语际翻译阶段，译者要按照一定的翻译规范和自己的审美体验将《楚辞》的美学要素最大限度地在译文中体现出来。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来看，《楚辞》英译是极其复杂的审美活动。美学要素主要包括韵律、节奏、句式等表象要素以及诗境等非表象要素，韵律、节奏和句式是生成诗境的基础。《楚辞》抑扬顿挫、舒卷自如的韵律、节奏具体表现在对句式的选择以及运用上，其对偶句、排比句以及长短句穿插使用。汉语是一种意合语言，更加注重字里行间的意义;英语是一种形合语言，更加注重逻辑推理和空间结构，这就使得汉英诗歌在语音规则、句法结构、修辞风格等方面差异很大。鉴于此，《楚辞》英译无疑会在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方面有所缺失。译者要凭借自己的艺术直觉和诗性感悟，运用转换、补偿或增删等方法对原文美学信息进行重构，按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思维模式加以再现。例如，《湘君》中有如下诗句:“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杨宪益、卓振英、孙大雨、许渊冲将其分别译成:“I bid the River’s Waves more slowly go，//Command the Water tranquilly to flow.”[2]38“May th’Yuan and the Xing Rivers calmly go，//And the waters therein tranquilly flow.”[3]36“I make the streams of Yuan and Hsiang calmly flow，//To let their waters tranquillizingly go.”[4]351“I bid the waves，oh!more slowly go//And the river，oh!tranquilly flow.”[5]48原文的对偶结构体现出词语对称、意义相关的特点。由于英语没有与汉语对偶完全对应的修辞手段，因此，翻译时不应苛求形式上的对应，而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处理，译者们将汉语的对偶句译成了英语的散句。这样，汉语的对偶形式虽然没有保留，但是，译文形不在而神尤存，刻意追求对偶反而不符合英语的句法习惯。可见，当形与神二者不可兼顾时，应重在神似。意境美是诗歌美的最高境界，是音韵美和形式美的归宿。

二、中国译者的主动译介

《楚辞》英译大致有三种基本的译者模式:一是由西方汉学家译介和出版《楚辞》，二是由海外华裔学者或国内学者翻译，三是由中外译者合作完成。不可否认，一些西方汉学家为《楚辞》等中国典籍英译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依靠外国译者来翻译《楚辞》欠缺主动性。像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家是理想的典籍译者，不过多数译者不可能有类似他们的经历。为了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相协调，目前尤其需要学贯中西、译研并举的中国译者译介《楚辞》，这样更能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首先，由中国译者进行《楚辞》英译往往会比西方译者的英译更加到位。《楚辞》晦涩难懂，翻译的难点在于如何准确理解原意。中国译者浸润在中国语言文化语境当中，翻译时更能忠实传达原文中的文化因素。相比之下，一些西方译者对中国古人的风俗习惯、审美倾向、思想观念理解没有那么深刻。又因为语言的差异，许多按字面意义翻译的内容往往使西方读者颇感费解，不充分理解中国历史背景的意译又使西方读者不得原旨。黄福海认为:“各国文化毕竟是有难易之分的。欧美文化对中国人来说较易，中国文化对欧美人来说较难。来源语较易者，表达优于理解，应以目的语国人翻译为主;来源语较难者，理解优于表达，应以来源语国人翻译为主。”[6]27杨成虎在研究中外《楚辞》译者后发现:“身兼楚辞学专家，对楚辞学有精深研究同时又具有英语文化高深修养、做着典籍外译的人一时难找。”[7]55要弥补这种脱节状况，中国译者尤其需要在译研结合上下功夫。在此基础上，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聘请西方汉学家对译文加以润色，这样有助于提高翻译质量。

其次，由中国译者进行《楚辞》英译体现了译者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自觉意识。译者如果不具有文化自觉的立场，就会影响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译者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反映了文学翻译的主体性与复杂性，它不仅包括审美能力，而且还包括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8]。西方译者一般会受自己所处文化立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往往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操纵，有的甚至归化到西方的价值观念上去，导致英语世界读者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误读。潘文国指出:“文化的传播不是完全无序的。如果说译入体现了一种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选择，那么译出更体现了一种文化希望实现的对外界文化的干预。”[9]42杨宪益、卓振英、孙大雨、许渊冲的《楚辞》英译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这既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需要，也是中国学者体认传统、弘扬传统的需要。因此，21世纪的《楚辞》英译既需要西方汉学家的鼎力相助，更需要中国翻译家的勇敢担当。况且，在已经出版的近20种《楚辞》英译本中，由西方汉学家英译并且在国外出版的仍占多数，中国译者应努力改变现状，这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举措。

三、化深为浅、韵律变换、译注兼顾的翻译方法

《楚辞》英译以“文化传播与交流”为目的，这就要求译者必须考虑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数量上占多数的西方普通读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译者要在总体上使用以异化为主的策略尽可能忠实地传播中国文化，这是文化平等和文化交流的客观要求。具体的翻译方法有多种，其中化深为浅、韵律变换、译注兼顾是译者在尊重原文基础上充分兼顾目的语的特点来传递《楚辞》之美的选择。

“化深为浅”是指译者为减少理解和交际障碍而以更加明显的手段对源语文化专项进行明晰化处理。相比较汉语而言，英语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的风格”[10]74。因此，采用“化深为浅”的翻译方法能使《楚辞》中的某些中国文化负载词，比如奇花异草、神话人物、历史典故等等，更加容易被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例如，屈原常常以“兰”、“蕙”、“留夷”等香草来赞美忠贞贤良之士，以“薋”、“菉”、“箷”等恶草来鄙视奸诈阴险之徒。这些古代的楚地植物在现在相当少见，有的只是传说中的名称。在《离骚》一诗中，“江离”指蘸芜;“辟芷”指“生于幽静处的芳芷”，代表诗人的人格高尚峻洁。杨宪益将其分别译作“angelic herb”和“sweet selinea”[2]2。该译名具体可感、形式整齐、韵律鲜明。许渊冲则更加倾向用浅显通俗的现代英语去翻译这些鲜见的植物，他将其浅化为概念性所指“sweet grass by riverside”[5]4。两种译文中的“sweet”一词隐喻深刻，可以使不熟悉楚文化的目的语读者产生美好的联想，感悟屈原“比德于香草美人”的审美风范以及中国文化中“美”和“净”的力量。《楚辞》英译的价值是通过目的语读者得以实现的，因此他们的接受和认可既是翻译的目的，同时也是评判译文质量优劣的标准之一。“浅化”并不是局限在语言外形和数量上的增减，而是以具体可感以及言简意赅的表达来传递丰富的美感经验。可见，译者适当运用“浅化”处理的方法翻译《楚辞》中的一些中国文化负载词，可以在保留原意的基础上使译文简洁清楚、通俗易懂。

“韵律变换”是指译者利用英语独特的韵律特征展现《楚辞》跌宕起伏、灵活多变的音乐美。中国古典诗词和英美传统诗歌都讲究押韵。汉语一般押尾韵，英语还有首韵、中间韵等。不同声调的抑扬顿挫构成汉语的格律，重读和非重读音节的交替搭配则构成英语的格律。音韵美是诗美的重要因素，但译诗很难保持原韵。由于汉英诗歌的音韵结构大相径庭，诗人会选择适当的韵律类型来表情达意。传统的英诗诗节有四行、双行、三行、五行、十行等形式，更多的英诗是由较为自由的诗节构成的，不同诗节形式都有各自的韵律特征。韵律不仅表现在语音层面，而且蕴含在语义层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诗人的情感变化决定的。当屈原将青春、迟暮与历史、未来联系起来，他的生命进程本身就涌动着时间流逝与空间转移的一种内在旋律。《楚辞》一旦译成英文，其韵律彻底改变，译者可以兼顾目的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充分发挥英语的首韵优势。例如，在《九歌·礼魂》中有这样的诗句:“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意思是说:“礼仪圆满击鼓庆祝，传花嬉戏啊轮番舞蹈。美女歌声从容安详，春有兰花啊秋有菊花，千秋万代永不断绝。”许渊冲将其译成:“The rites performed，oh!all beat the drum;//Flowers passed round，oh!fair dancers come，//With drums keep pace，oh!and sing with grace.//From spring to fall，oh!flowers will blow;//From age to age，oh!the rites will go.”[4]73原文押尾韵，韵式是 aabba，译文押的是与原文相近的尾韵aabcc，译者又在第二、四、五诗行使用了“flowers，fair”，“from，fall，flowers”以及“age，age”三组首韵，渲染了热烈隆重的送神场面，弥补了由于英语句法结构相对松散而造成的气势减弱现象。由于人们对韵律的感受具有相同的生理基础，“韵律变换”能够起到功能对等的效果，反映了人们追求“乐音”的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诗节、分行、节奏、韵律等外在形式来看，只有以英语诗歌的形式来译《楚辞》，才能获得表“情”的美学功能。可见，译者应当运用中西文化互补的对话思维，大胆尝试《楚辞》的骚体形式在英语语境中的翻译策略，使目的语读者产生对原文诗性的认同感。

“译注兼顾”的方法不但可以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欣赏《楚辞》原文，而且可以引导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深入思考。《楚辞》英译，除了依赖译者的直接努力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凝聚了楚辞学专家的劳动成果。《楚辞》译者首先应当是原文的研究者，译文应是其研究工作的体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译者事事都得追本溯源。事实上，历代学者在校、注、译、评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译者应该借鉴吸收历代名家的善注善译，去粗取精，为己所用。注释作为“深度翻译”的辅助手段之一，“可以理解为对原文的深入理解后的详细诠释，可能是对原文文化项附加的注解，也可能是对原语表达的细化，它是翻译主体阐释文化的一种手段。深度翻译既为文化翻译找到了文本表达空间和表现方式，也为一本多译提供了多维视角”[11]79。注释详略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主要看如何才能将相关背景知识阐释清楚。此外，最好采用文末加注的方法，以避免文内注释的拖沓冗长。在加注方面，孙大雨的《楚辞》译本给我们提供了文末加注的参照。他将音译加注、直译加注以及意译加注相结合，翔实的英文注释不仅为英语世界读者打开了了解和吸收中国文化的渠道，而且可以让中国的伦理价值观获得尊重、理解和认同，同时也表现出译者严谨的学术作风。加注是典籍英译的一种深层文化翻译策略，也是译者实现翻译目的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有助于促进中外文化在美学、哲学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对话。

四、结束语

《楚辞》英译是一种会通古今、融合中西的文化行为，译者应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担当起民族文化海外传播的重任，展现特定的时代背景、宏大深邃的思想境界以及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正如杨牧之在《大中华文库·楚辞》出版总序中写道:“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将西传。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正日益迅速地为中国文化所汲取，而无论西方和东方，也都需要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3]8《楚辞》的人文意蕴与科学精神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梦”需要全球的了解和认同，《楚辞》英译与中学西传正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追求和梦想，这会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加充分的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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