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初名儒杨徽之对白居易的接受及其文学史意义

何水英

(凯里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研究白居易对后世的影响，是其接受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五代至宋初崇白之风盛行，故而白体诗人也颇受关注。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二《送罗寿可诗序》云:“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把李昉、徐铉、徐锴、王禹偁列为白体诗人，今学者将白体诗人扩至宋太宗、李宗鄂、晁炯、陶毂等，①如张海鸥认为:太宗朝明确提倡学白诗者是李昉及其子李宗鄂，学白体唱和的诗人很多，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宋太宗、李昉、徐铉、王禹偁、晁炯等(见《北宋诗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尚永亮认为宋初学白代表诗人有陶毂、徐铉、李昉、李至、晁炯、释智圆、王禹偁等(见《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追摹和接受》，《社会科学辑刊》，2009第4期)。而宋初名儒杨徽之罕见提及。

杨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由五代入宋的文人，入宋后经历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入宋前杨徽之便因才华横溢而享有盛名，“首冠荐书，时誉愈出”(《武夷新集·故翰林侍读学士杨公行状》)。②本引文出自参考文献[1]，下文出自相同文献的仅以如“(《武夷新集·故翰林侍读学士杨公行状》)”格式标注。周显德中举进士甲科，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著作郎，后升至右拾遗。太祖时期杨徽之屡遭打压，太宗对其赞赏有加，屡屡重用，真宗时官至翰林侍读学士。杨徽之精通儒典，学识渊博，大力培养、提携后进，对宋初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杨徽之是宋初为数不多的能诗者之一，对白居易的诗歌很是推赏。太平兴国七年，宋初馆阁文臣奉命“撮其精要”选录前代优秀作品编纂《文苑英华》，宋太宗“以徽之精于风雅，分命编诗”(《宋史》卷296《杨徽之传》)。③本引文出自参考文献[2]，下文出自相同文献的仅以如“(《宋史·杨徽之传》)”格式标注。杨徽之选诗态度极为认真，“孜孜探掇，矻矻服勤”(《武夷新集·故翰林侍读学士杨公行状》)，选录诗作一百八十卷，总计收录诗 10493首，诗人1085人，其中选录白居易诗254首，为《文苑英华》所收录诗作数量最多的诗人，可见杨徽之对白居易诗歌的推崇。杨徽之的诗歌创作受白居易的影响也很明显，推动了宋初馆阁诗风的转变。本文以杨徽之的诗歌创作为考察中心，分析这位长期被忽略的白体诗人对白居易的接受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杨徽之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特征

杨徽之是宋初诗歌创作的佼佼者，《宋史》本传载:“徽之幼刻苦为学，邑人江文蔚善赋，江为能诗，徽之与之游从，遂与齐名。”(《宋史·杨徽之传》)后周翰林学士窦仪和枢密直学士王朴见其文章，“深赏遇之”(《宋史·杨徽之传》)。宋太宗曾经“素闻其诗名，因索所著”(《宋史·杨徽之传》)。考察杨徽之的诗歌创作情况，可以看出他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特征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对白居易诗歌风雅精神的继承

“风雅”诗学精神以及其所形成的审美规范为儒家传统的美学范畴，杨徽之亦是身体力行坚持发扬这种传统精神，他“素好吟咏，老而不废，对宾客论诗，则终日忘倦，言六义者莫不宗之”，可见其诗重“六义”，宋太宗认为他“精于风雅”(《宋史·杨徽之传》)，杨亿评价由他负责选录的《文苑英华》诗是“非风雅之言，未尝取也”(《武夷新集·故翰林侍读学士杨公行状》)。“风雅”诗学精神有美刺两面，翻检杨徽之的诗，他留存的诗歌很少，而无一句指摘时政，几乎都是写景诗，其中有称颂性质较强的，如作于太平兴国初的“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句，《宋史》本传载“太宗素闻其诗名，因索所著。徽之以数百篇奏御，且献诗为谢”，这两句诗为献诗卒章中的诗句，以称颂方式感激宋太宗的知遇之情。又如《禁林宴会之什》:“星移岁律应青阳，得奉群英集玉堂。龙凤双飞观御札，云霞五色咏天章。禁林渐觉清风暖，仙界元知白日长。诏出紫泥封去润，朝回莲烛赐来香。二篇称奖恩尤重，万国传闻道更光。何幸微才逢盛事，愿因史册纪余芳。”[3]此诗用雍容华贵的语言、整饬的对仗形式描绘出北宋王朝的太平盛事，颂扬性质更浓。他在做凤翔天兴令和嘉州峨嵋令时，诗歌内容也是以游宴唱和为主，“凡游赏宴集、良辰美景，必有雕章丽句，传诵人口”(《武夷新集·故翰林侍读学士杨公行状》)。从杨徽之的创作实际来看，他更倾向“风雅”精神下的美颂。杨徽之将这种美颂诗学倾向带进他的选诗工作中，所以由他选录的《文苑英华》诗美颂倾向也比较明显。《文苑英华》诗体下设天部、地部、帝德、应制、应令附应教、省试、朝省、乐府、音乐、人事、释门、道门、隐逸、寺院附塔、酬和、寄赠、送行、留别、行迈、军旅、悲悼、居处、郊祀、花木附果实草、禽兽等25类。在诗歌类型上或立于统治阶层活动有关的类型，如帝德、应制、应令附应教、省试等，这些类型特定的创作环境就已经决定了诗歌的颂歌性质;或将视线转向山林，如释门、道门、隐逸等类，或着眼于花木、果实、禽兽等咏物诗作。大量以应制唱和、山林水迹、僧院释道、花草鱼虫为内容的诗作选入《文苑英华》。拙文《从〈文苑英华〉对庾信诗歌的选录看宋初诗教特征》以《文苑英华》所录庾信诗歌为例对杨徽之的美颂诗学倾向也有详论[4]。杨徽之的这种诗学精神实际上也是对白居易高扬的“风雅”精神的继承。

白居易倡导风雅精神，他所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策林》六十八“议文章”)等主张诗歌反映民生、补察时政的诗歌理论已是众所周知。论及白居易的风雅主张，人们习惯将白居易的诗一分为二，把他的讽喻诗与杂律诗等对立，《新唐书》评:“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新唐书·白居易传》)不仅是批评者将其诗分成两类，普通接受者也是这样。实际上这两类诗在白居易看来都是属于“风雅”范畴内的。白居易所认为的“风雅”精神不仅包含刺，也包括美，《策林》六十八“议文章”云:“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即指出诗人创作诗歌亦包含“美”的一面，六十九“采诗”云:“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岁丰也”，更具体地指出诗歌之“美”可以反映时政之得。可以说白居易前期倡导的“风雅”精神以刺为主，他创作的包括《新乐府》在内的诸多讽喻诗即为代表;后期则倾向“风雅”之“美”，白居易在大和八年(834)所作的《序洛诗》中说道:

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予尝曰，理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苟非理世，安得闲居?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诗者。[5]

白居易在大和三年至八年内所作的诗，他自己形容“苦词无一字”，除几首悲悼之诗外，其余皆是闲暇娱乐之作，悠然自得，舒心惬意。他集洛阳之作，目的是“欲知皇唐太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诗者”，即希望采诗者将民情传达于上，可以补察时政之得。元和时期，白居易创作《新乐府》时也曾说:“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新乐府序》)从元和时期的《新乐府》到大和时期的洛阳之作，风格明显有了转变，即由讽喻转变为歌颂，但创作的目的之一都是欲上知晓，所以都发挥了“补察时政”的功能，区别在于后者主以“美”，前者主以“刺”。很明显，杨徽之是选择了白居易后期所主张的“风雅”精神，并予以发扬光大。

(二)对白居易之清丽典雅诗风的吸收

人们在评论诗人诗风时，往往是针对其整体风格而言的。实际上诗人的创作风格并不是单一的，所以人们在接受过程中也是有选择地接受。白居易的平易诗风，为宋初白体诗人所重，这也是学界对于宋初白体诗人的关注点之一。杨徽之学习白居易，学习白居易浅易流畅的诗风，而从其诗歌创作特点来看，更注重取白居易诗歌清丽典雅的一面。

白居易诗风平易为人共识，但是白诗亦有清丽典雅一面。平易和清雅实际上并不冲突，平易是指言辞易理解，少用典或者用一些不深奥的典故，语意不晦涩[6]。清雅是诗歌的意境清新，用词讲究锤炼，雅致脱俗。白居易不少诗歌都有这方面的特点，如选入《文苑英华》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7]此诗情、景、理结合，劲健而古雅，格调清新，寥寥几笔勾勒出古道荒城因绿草而有的生命气息，“萋萋”一词用得尤为巧妙，既写春草之欣荣，又道出友情的浓厚。再如《宿简寂观》首联“岩白云尚屯，林红叶初陨”，上有云飘，下有叶落，以“白”、“红”色彩搭配，描绘出一幅宁静的秋景图，简心自现。《池上赠韦山人》写景，云:“新竹夹平流，新荷拂小舟”，以动衬静，清新脱俗。再如“凤香露重梨花湿，草舍无烟愁未入”(《寒食夜月》)，“三十六峰晴，雪销岚翠生”、“远草初含色，寒禽未变声”(《早春题少室东岩》)等句类似，这种清雅秀丽的笔调在白居易诗中容易见到。

杨徽之的诗今存很少，文莹《玉壶清话》卷五载:

杨侍读徽之，太宗闻其诗名，尽索所著，得数百篇奏御，仍献诗以谢，卒章曰:“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上和之以赐，谓宰臣曰:“真儒雅之士，操履无玷。”拜礼部侍郎，御选集中十联写于屏。梁周翰诗曰:“谁似金华杨学士，十联诗在御屏中。”十联诗者，有《江行》云:“犬吠竹篱沽酒客，鹤随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台高易断魂。”《塞上》云:“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长腥。”《僧舍》云:“偶题岩石云生笔，闲绕庭松露湿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哭江为》云:“废宅寒塘雨，荒坟宿草烟。”《嘉阳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长圆。”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峡，带雨云归越巂州。”《年夜》云:“春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宿东林》云:“开尽菊花秋色老，落残桐叶雨声寒。”余窃谓公曰:“以天地浩露，涤其笔于冰瓯雪碗中，则方与公诗神骨相附焉。”[8]

在宋太祖朝时，太祖以周室旧臣不宜在侍从之列为由，将杨徽之派往他处任职，期间又一再被迁徙。他任凤翔天兴令和嘉州峨嵋令时，“必有雕章丽句，传诵人口”(《武夷新集·故翰林侍读学士杨公行状》)。宋太宗所选这十联诗句应当就是从那些雕章丽句中选出的。这十联诗句清新自然，言辞典雅，颇见诗人遣词之用心。文莹以“天地浩露，涤其笔于冰瓯雪碗中”赞叹杨徽之诗的清灵神韵。阮阅《诗话总龟》亦载杨亿所推崇杨徽之的十联，①阮阅《诗话总龟》卷十二载:“杨文公言:自雍熙初归朝，迄今三十年，所阅士大夫多矣。能诗者甚鲜。如侍读兵部，夙擅其名……杨徽之侍读《春望》云:‘杳杳烟芜何处尽，摇摇风柳不胜垂。’《寒食》云:‘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台高易断魂。’《塞上》云:‘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长腥。’《僧舍》云:‘偶题岩石云生笔，闲绕庭松露湿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哭江为》云:‘废宅寒塘水，荒坟宿草烟。’《嘉璟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重圆。’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峡，带雨云归越巂州。’《元夜》云:‘云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宿东林》云:‘开尽菊花秋色老，落迟桐叶雨声寒。’”(《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40－141)除以《春望》“杳杳烟芜何处尽，摇摇风柳不胜垂”代替文莹《玉壶清话》所记载的《江行》“犬吠竹篱沽酒客，鹤随苔岸洗衣僧”一联外，其余九联均同。宋曾慥辑《类说》卷五十三“记诗”条②曾慥《类说》卷五十三“记诗”载:自雍熙至今三十年，其能诗者今略记之。杨徽之《会望》云:“杳杳烟芜何处尽，摇摇风柳不胜垂。”《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嘉阳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蛾何惜月长圆。”《元夜》云:“云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类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2)，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898－899)论及宋初能诗者时，列举杨徽之的四联诗句，与杨亿推举的杨徽之十联诗句中的《春望》《湘江舟行》《嘉阳川》《元夜》四联同。宋人所举杨徽之的这些诗句都是他们认为可以代表杨徽之诗作风格的例子，从这些诗句中也可大致看出杨徽之诗作清丽典雅的整体风格。纪昀对杨徽之诗歌予以高度评价，以《寒食寄郑起侍郎》为例，称其诗“情韵并佳，一望黄茅白苇之中，见此如疏花独笑”[9]。纪昀以“黄茅白苇”来形容宋初的诗歌创作状况，称杨徽之诗是“疏花独笑”，在宋初整体诗歌创作流于浅俗的风气中，杨徽之诗歌的清雅脱俗，的确是一枝独秀。杨徽之侧重诗之清丽典雅，不仅从其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出，从他对夏竦诗歌的赞赏中也可以看出，夏竦“为文章，典雅藻丽。举制科之时，遇杨徽之，杨徽之向其索诗，夏竦挥笔而就，杨徽之读罢，赞道:‘真宰相器也’”[10]。杨徽之对夏竦的赞赏不可谓不高，可见他对于诗歌“典雅藻丽”的特点是很看重的。综上可知，杨徽之对于白居易诗歌风格的吸取重点不在于取其平易，而在于摄其清雅秀丽。

(三)对白居易之自适心态的继承

白居易在大和时期“苦词无一字”的洛阳诗作并非牵强所为，的确是出自内心的愉悦而作，他称“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白居易这份自适的心情表露，远离了人们所期待的诗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会遭致一些批评，但是这种自适心态也是一种应对变幻莫测官宦生涯、求得精神自由的方式。这种调节方式其实不单是白居易在用，走向仕途的知识分子都在用，只是真正能用得游刃有余者不多，我们可以想想魏晋的阮籍，虽然“口不臧否人物”，明哲保身，却也只能“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宣泄内心的压抑。何逊也以游山玩水调节自己的仕途焦虑，“吾人少拘碍，得性便游逸”(《刘博士江丞朱从事同顾不值作诗云尔》)，“在昔爱名山，自知欢独往”(《入西塞示南府同僚》)，但是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苦闷，郁郁终身。可见能得其真谛者，才能得内心之自由。

杨徽之在宋太祖时期不被重用，先“以周室旧臣不宜在侍从之列，出监唐州方城商税”，因谏振兴儒术厚民风而得罪宋太祖之后，“左迁凤翔天兴令，未几又移嘉州峨眉令”(《武夷新集·故翰林侍读学士杨公行状》)。而仕途不顺的杨徽之笔下的风景依旧很美，如“嘉州山水地，二蜀最为美。翠岭叠峨眉，长岭叠峨眉，长澜涌锦水”(《峨眉》);“俗遇腊辰持药献，吏逢衙日隔花参。耆宿因来问封部，竹篱西畔是云南”(《嘉州作》);“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长圆”，“浮花水入瞿塘峡，带雨云归越巂州”(《嘉阳川》)等诗皆描述出蜀地风光之美。审美地生活是需要洒脱之心境，所以文德秀对杨徽之大为赞叹，云:“公之去国也，一迁而楚，再徙而秦，又再转而蜀，山川益廖远，风物益凄凉。昔词人墨客悲伤憔悴，若不可生者也。而公嘉阳诸咏皆翛然自得，无秋毫陨获，意胸中所存其亦远矣。”(《杨文庄公书堂记》)《文苑英华》收录了白居易大和三年至八年洛阳所作的四十首诗歌，除五首丧朋哭子的诗作外，其余都是闲适之作。想来杨徽之在面对白居易那些诗歌时，定是能够深刻理解白居易的。

(四)对白居易诗歌酬唱形式的模仿

元和年间，白居易与元稹的次韵酬唱，在当时就被很多人效仿，“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自谓‘元和体’”(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元和之后，白居易与其他诗人之间的唱和活动更频繁，其中以与刘禹锡、令狐楚、崔宏亮等人的唱和尤多，编成的酬唱集有白居易、刘禹锡的《刘白唱和集》，白居易、刘禹锡、裴度的《汝洛集》。宋初白体诗人也效仿白居易与友人之间的唱和形式，一时蔚然成风。杨徽之对于酬唱活动也甚是喜爱，《宋史》本传载“(杨徽之)酷好吟咏，每对客论诗，终日忘倦”。他在南唐时，与江文蔚、江为相互唱和，苏颂《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庄杨公神道碑铭》载“邑人江文蔚善词赋，江为能歌诗，并延置客馆切靡友善，遂与齐名”。在任嘉州峨眉令时，他与宋白相酬唱，“时宋白宰玉津，多以吟咏酬答。”(《宋史·杨徽之传》)又有与隐士相唱和诗，史载“(戚同)好为诗，有《孟诸集》二十卷。杨徽之尝因使至郡，一见相善，多与酬唱”(《宋史·隐逸上》)。诗人之间兴致相投，吟诗酬唱，相互品评切磋，既可提高写诗水平，又能感受友情的温馨，何乐而不为。

综上，白居易的“风雅”诗学精神、清丽典雅的诗风、自适心态以及诗歌酬唱形式四个方面对杨徽之都有影响，杨徽之在宋初诗坛追慕白居易的浪潮中，潜心而作，形成了自己的诗作特点，成为了宋初诗人中的能者。

二、杨徽之对白居易诗歌接受的文学史意义

一般都认为宋初馆阁文臣崇白，追慕白居易浅易诗风;后宫廷盛行“西昆体”，以李商隐为宗，尚绮丽诗风。对于宋初馆阁二体，议者多注意其对立面，如“与其说‘西昆体’是对‘白体’及‘晚唐体’的文学的变革，倒不如说‘西昆体’是对所有五代遗臣的文化反动”[11]。而从杨徽之对白居易的接受来看，西昆体对白体实际上有诸多继承性，与其说西昆体是对白体的反动，毋宁说是对白体的继承与改良。

受杨徽之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的从孙杨亿，史载杨亿早慧，年十一“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后因父亲去世，生活困窘，投奔杨徽之，“俄丁外艰，服除，会从祖徽之知许州，亿往依焉。务学，昼夜不息，徽之间与语，叹曰:“兴吾门者在汝矣”(《宋史·杨徽之传》)，杨亿自幼跟随杨徽之学习，杨徽之对杨亿也很看重，视之为兴旺宗族者。而杨亿对于杨徽之诗亦很推崇，《杨文公谈苑》“雍熙以来文士诗”条载:“公言:自雍熙初归朝，迄今三十年，所阅士大夫多矣。能诗者甚鲜。如侍读兵部，夙擅其名……”[12]80将杨徽之列为宋初第一能诗者。

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表明西昆体诗人写诗的目的是“在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磋”，这说明西昆体诗人主要是以唱和形式进行创作，切磋技艺，自我娱乐，这使得西昆体诗歌重形式，缺乏针砭现实的讽谏精神，这与杨徽之美颂的诗学精神倾向、诗歌重唱和形式的运用，以及自适心态的追求一脉相承。

与李昉等仿白居易之浅易诗风不同，杨徽之倾向吸收白居易清丽典雅之诗风，其所创作的“雕章丽句”也被传诵人口，这种诗风得到了宋太宗的赞赏，故而有“素闻其诗名，因索所著”之举，可谓影响之大。这说明除了白居易诗之平易，白诗之清丽也是白体诗人所崇尚的。这种诗风对杨亿亦有影响，《杨文公谈苑》载有杨亿所赞的杨徽之四联诗:“《春望》云:‘杳杳烟芜何处尽，摇摇风柳不胜垂。’《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嘉阳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重圆。’《元夜》云:‘云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12]81杨亿所赞杨徽之这四联诗，亦因其意境清新、颇有神韵为后人所许。而在杨亿诗歌中也不难发现杨徽之的影子，如“迢迢宫漏传银箭，淅淅天风下白榆”(《初秋夜坐》)，“钟声空谷答，塔影乱云齐”(《山寺》)，“夜长风露冷，川迥水烟昏”(《郡斋西亭夜坐》)，“松菊门前三径在，烟波江上片帆飞”(《十九哥赴舒州太湖簿仍得假归乡》)等皆有类似特点，写景意境明朗，清丽平实、诗意如画。杨亿作诗虽崇李商隐，但其诗风的形成与杨徽之不无关系，可以说杨徽之崇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初馆阁诗风由浅易向工丽的转变。

杨徽之在宋初诗作成就高，蜚声朝野，但是在文学史上杨徽之是被湮没的。究其原因，与其诗歌流传下来的较少有关。《宋史》本传载杨徽之“既没，有集二十卷留于家，上令夏侯峤取之以进。”(《宋史·杨徽之传》)也就是说杨徽之当时有文集二十卷，《宋史·艺文志》载《杨徽之集》仅有五卷，但是《元史》以下就未收录了，可知杨徽之的文集实际上在宋以后就散佚了。后人对作家的接受又往往是基于对作家作品的认识，故而杨徽之身后寂寥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不能否认杨徽之在诗坛上显目存在的历史事实，在宋初诗坛尤其是宋初白体诗人的研究中，杨徽之不应被忽略。

[1]杨亿.武夷新集:卷11[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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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杨亿.宋文公谈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