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背景下的异国认识
——以沙勿略的中国、日本认识为中心

邢永凤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济南 250100）

跨文化背景下的异国认识
——以沙勿略的中国、日本认识为中心

邢永凤1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济南 250100）

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始于“大航海时代”，承担这一重要历史使命的是西方的传教士。但对被称为“东方传教第一人”的沙勿略却鲜有研究。沙勿略不仅奠定了西方传教的基础，他的传教策略也被来华传教士所继承和发扬。沙勿略传教策略的重要依据是他的中国观和日本观。本文主要利用沙勿略书简的日译本，探讨其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中国观、日本观。同时，他对异文化的态度，于当今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沙勿略；中国观；日本观

近代东西文化之交流，始于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承担着这一重要历史使命的是西方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是东西文化交流史上众所周知的人物，他于1582年首次抵达中国澳门，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而早于利玛窦近半个世纪，在西学东渐史上被称为“西方传教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东方传教第一人”的沙勿略（P. Francisco Xavier）却鲜有人涉及。日本关于沙勿略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海老泽有道（1971）、岸野久（1988，1999）等，他们研究的是沙勿略与日本，其关注点不在中国；国内只见戚印平的研究成果（2001，2003，2007），戚印平的研究更关注的是沙勿略在日本以及远东的传教事业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其日本观、中国观较少关注。这显然与沙勿略在日本、远东地区的先驱性作用极不相称。鉴于此，本文将研究在跨文化背景下，沙勿略对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认识以及他的异文化态度对于当今的启示。

一、沙勿略的中国、日本知识

西学东渐最初是伴随西方世界的地理大发现以及他们的海外探险热潮产生的。最早到达中国、日本的是葡萄牙，葡萄牙于1517年8月15日进入中国，而后于1543年到达日本的种子岛，成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铁炮传入”事件。继葡萄牙之后，来到中国、日本的是西方世界精神象征的传教士，沙勿略是西方世界中首个踏上东方土地的西方传教士。

沙勿略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也是东方传教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天主教东传史上的地位无以取代。作为东方传教第一人，他在日本传教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他创立的“沙勿略方针”传教路线，成为日后日本耶稣会传教士进行传教的基本方针。另外，尽管沙勿略的中国之行屡遭挫折，最后在绝望之中病逝于广东省的上川岛，致使他未曾真正到达中国大陆传教，但他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成为其后继者们的精神寄托与力量源泉，上川岛也因此成为传教士们的参拜圣地。

沙勿略原名哈维尔，1506年4月7日生于西班牙小城沙勿略，他的父亲胡安高居宰相之职，其母也出身名门望族。1529年，沙勿略进入巴黎的圣保罗神学院学习，1534年8月15日，他与罗耀拉等7人在巴黎的特马特圣母教堂成立了耶稣会，成为这一著名教会的创始人之一。1541年被葡萄牙国王派往印度传教，从此他踏上了东方的土地，并将其生命奉献给东方的传教事业。沙勿略于1542-1552年在亚洲传教，最初在印度传教，在印度的几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拉特瓦哥尔王国、马六甲、班达岛以及望加锡和锡兰，他的传教获得了巨大成功，仅印度一地，就有70000人成为信徒。但他没有满足在印度取得的巨大成功，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和日本，并于1549年到达日本传教，于1552年12月3日在前往中国传教的期待中，病逝于与中国的广东省上川岛。

在沙勿略的传教生涯中，印度是耶稣会最重要的根据地，在印度有很重要的事业等待着他。但他不顾众人的阻拦和沿途海盗的猖獗，执意要去门户紧闭的中国以及当时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日本传教。这到底是为什么？另外，沙勿略为何没有首先选择离印度较近的中国，而是选择先去日本？为何到达日本之后不久，又执意要折回中国传教？

沙勿略于1542年以后开始在亚洲传教，他首到之地的印度居住者许多是中国人，还有往来于中国和印度的葡萄牙商人。1545年他开始关注中国的信息和情报，同年8月沙勿略从印度半岛到达马六甲。马六甲在东西方的交流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方面，它是从事中国贸易的葡萄牙人的聚集地，另一方面，由于马六甲王国与明朝的朝贡关系，马六甲也成为中国人的一大聚集地。沙勿略从葡萄牙商人那儿获得了许多中国的信息。

我在马六甲见到葡萄牙商人。他从一个叫中国的、商业非常繁荣的地方来。他告诉我，他来自中国的宫廷，地位很高的人向他询问了许多问题，其一是基督教徒是否吃猪肉，我如实回答，问他们为何问这样的问题，他们答道，他们的土地上有许多居于山中的人，他们不食猪肉，还保留着许多节日。我不知道他们是坚守基督教义的教徒，还是不为人所知的犹太部落，但他们不是回族。我拜托许多人，去获得关于上述人的消息，希望籍此可以知道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犹太人。

（转自岸野久，1999:63）

这是沙勿略从葡萄牙人那里得到关于中国的最初信息，中国的宗教状况是沙勿略感兴趣的问题，中国首次进入沙勿略的视野。1546年，沙勿略从西班牙商人皮若・迪埃兹（Pero Dies）①提供的“日本、中国情报”中，获得了许多中国信息，其中涉及到中国的南京、漳州、宁波等城市，关于南京他谈到：“这个城市很大，多生产生丝等，有政厅、有官员、有学习科学的学校、有读书写字的学校、人们都没有武器，是因为国王禁止人们拥有武器。人们自大而又胆小，饭量大，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转自岸野久，1999:7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叙述到：“在中国沿海看到了一个小岛，他在岛上发现了修道士的修道院，那儿住着大约30人，身着黑服，剃发，人们都有规律地进食就寝，他们不食带血的东西，只食蔬菜和水果，他们禁止女性进入修道院，他们的祭坛上摆放着被称作偶像的美丽的女性的画像，在她脚下画得是一个丑陋的恶魔。”（岸野久，1999:78）

1548年1月20日沙勿略在寄往罗马的信中这样写道：

以后，耶稣会派往异教徒的国家传播福音的人应派遣优秀的人员。他们必须去基督教所需要的地方，无论是马六甲，中国，还是日本。无论是一个人还是结伴而行。随信寄去的中国及日本，以及关于其居民的情况，相信您可以知道这个工作需要怎样的人。

（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101）

可以看出，此时的沙勿略，已经将中国、日本列入自己的传教目的地。恰在此时，他通过葡萄牙商人阿尔瓦雷斯结识了日本人池端弥次郎，在结识池端弥次郎一个月之后，沙勿略就流露出要去日本传教的想法。

1548年4月，他把池端弥次郎送入神学院，一边对其进行教化，一边通过他获得日本信息和中国的信息。这些由池端弥次郎提供、并由兰恰诺特记录并不断补充的信息被称为《第一日本情报初稿》、《第二日本情报》、《第一日本情报二稿》、《第一日本情报三稿》（岸野久，1998）。在这些日本信息中，日本的国家状况、政治、宗教现状以及与中国的关系等都有详细的记述：

日本僧人像中国人那样拥有很多中国书籍，像中国人那样读书。半夜、早上、傍晚、晚上分别敲钟。钟是由带皮的梵钟，他们像中国人一样或是撞钟、或是打鼓。这种方式被认为是来自中国，是因为我在中国也见过了类似的事。（略）他们读的写的都是中国的汉字，但因为不会说，便和中国人笔谈。中国人也不懂日语。

（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 :239-240）

正像文中所提及到的，日本在宗教、文化、文字等方面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直接来源于中国。对于沙勿略而言，这个信息有着重要的意义。让他意识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或者说中国地位之重要。

对于沙勿略而言，无论选择去中国或是日本传教，都需要一个助手，日本人池端弥次郎的出现使沙勿略的目标一下锁定在日本。与池端弥次郎的相遇是他在短期内决定去日本传教最重要的理由。正像日本学者的评价：“弥次郎的才能和信仰，以及他将福音传到故国的热情，是他将沙勿略带到日本的最大动机，同时也是弥次郎的最大功绩。”（海老沢有道，1971:240）池端弥次郎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通晓日语和传教士们使用的葡萄牙语，另外，他于1548年3月至1549年4月在神学院学习时，得到了传教士们的如下评价：

从那个岛来了一位富有才能的聪明人，他学习了我们的信仰知识，在很短的期间内就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基督教徒，他与我们一起在神学院按照我们的方式学习了读写文章的能力，他把我们的信仰总结成“十戒”并翻译成日语，他努力祈祷和默想。他的善良难以说尽，他接受我们关于教理的提问，同时向我们介绍他的国家的习惯与宗教。

（岸野久，1988:126-127）

沙勿略本人也对池端弥次郎评价很高，“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是与他（弥次郎）同样好学的国民，那我认为，日本人将是新发现的各国人民中素质高级的民族，保罗（弥次郎的教会名）来听我的圣教，他用自己的语言记下所有的信仰条文，他一再来圣堂进行祈祷，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他有着旺盛的求知欲，对任何问题都刨根问底。他进步神速，在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对真理的认识。这使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转自岸野久，1999:122） 池端弥次郎无论对于沙勿略还是对于耶稣会，都是一个难得的存在，他通晓教理，可以帮助沙勿略传教，是沙勿略难得的助手，是他为沙勿略打开了通向日本的道路。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期间，池端弥次郎不仅是陪同、翻译、说教者、同时还帮助沙勿略翻译教理书籍。

沙勿略在获得了有关中国和日本的大量信息后，决定去日本而不是中国传教，其原因除了中国正实行锁国政策，进入中国传教本身很困难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人池端弥次郎的出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遇见了池端弥次郎，沙勿略迅速将传教的目的地定位在了日本。

二、沙勿略的日本传教活动和日本观

沙勿略最初到达日本的是1549年8月15日，跟随他的除了一位西班牙神父、一位修士外，还有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徒，即把沙勿略引领到日本的池端弥次郎。沙勿略的来日，成为日本与西方交流的开端，也是日本耶稣会的开端。

沙勿略到达日本之时，正值日本的战国时代（1467-1573），自1467年的“应仁之乱”以来，足利幕府威信扫地，各地的守护大名各自为政，称霸一方，各大名都为取得霸主地位征战不休。沙勿略最初所到之地的鹿儿岛，是最初与西方接触的西国大名，一直想借与外国贸易发展自己的实力，与周围的大名抗衡。同时，沙勿略传教的重要基地在日本中国地区的山口，其大名大内氏、毛利氏也是战国大名中的实力最强的大名。他们欣然接受沙勿略在其领国内传教的目的，与他们欲借助外界力量发展自己，以此称霸的野心不无关系。

沙勿略于1549年8月到达日本，于1551年11月离开日本前往中国传教，在日本仅22个月的传教生涯中，他不停的探索和尝试，以确立他的传教路线。在日本传教过程中，他的日本传教与他的日本观有着怎样的关系，又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与他的迅速离开日本转向中国有着怎样的关系。首先看一下1549年6月20日，沙勿略在到达日本之前的日本认识。

据葡萄牙人给我的信中说，日本人非常聪明，思考力强，遵从道理，求知欲旺盛，因此，对于我们宣扬我们的教义非常有利。我相信，神会给相当数量的日本人，甚至是所有日本人带来福音。

（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61）

1549年11月在他们到达日本不久，沙勿略这样评价日本：

在通过交往所知道的范围内，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优秀的国民，在异教徒中，没有再超过日本人的了。他们容易亲近、善良、没有恶意，他们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略）他们很高兴倾听神的教诲，特别是当他们理解后他们非常高兴。（略）日本是弘扬神的最理想的国家了。

（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98-99）

经过2年多的努力，沙勿略的传教活动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经过其努力，沙勿略等人分别在山口地区和平户等地获得了地方大名的传教许可，并拥有了为数不少的信徒。此外，沙勿略等人还与来日的葡萄牙商人建立了联系，并获得他们多方的支持。可以说，沙勿略的日本的传教事业正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都经历了深刻变革，社会公共需求不断变化，对应的政府职能也应随之不断地变化调整，而政府职能的变化必然要求政府机构不断深化改革与之适应，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进行的[28]。如随着老龄化现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公众对生活质量与医疗需求的逐渐提高（图3），2008年卫生部归口国家药品食品监督局，体现要落实相关的责任主体，切实保障公众的人身安全权益；2013年与2018年的改组基于提高人口素质和人民健康水平而开展的。政府以职能整合与机构变革的方式积极介入，以行政体制改革积极应对社会需求，进而深入推动经济体制变革。

但是，另一方面，沙勿略也与僧侣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对立，他对日本社会寺院、僧侣的堕落生活给予了猛烈抨击：“僧人和尼姑都公然饮酒、偷着食鱼、撒谎、奸淫无道、不知羞耻。普通民众也仿效他们。”（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190）

在结束日本传教生活离开日本后，1552年1月29日，他写下了一封长信，对日本传教作了总结与回顾，这篇长信通常被称为“日本报告书”（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520-546）。他认为与日本人、日本僧侣的不断地争论使他们得到灵魂的满足，同时也让他明白要在日本传教，需要的是有经验、有学识又有忍耐力的传教士，在他的“日本报告” 中，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认识，与到达日本之前相比多了许多理性。

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哪国人像日本人这样重视武器，他们善于战术……他们日本人之间非常讲究礼仪，但是他们蔑视外国人，对我们外国人不讲礼节……他们非常好战，经常战斗，武力强势者将掌握支配权。虽然有一个国王，但已有150年以上没有服从他，因此，他们国家从未停止过战争。

（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170）

日本是一个好战而且战争不断的国家，这一点与当时的日本所处的历史完全吻合，另外，沙勿略敏锐地发现了日本的好战性，这也与日本自恃的“武国”形象非常一致。而日本的“尚武”，也是在近代，日本侵略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给邻国造成重大灾难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可以看出，沙勿略尖锐地指出了日本的国民性。另外，沙勿略也非常彻底地认识到，最大的问题在于与日本固有宗教信仰之间的对立。

僧侣们逼迫他们的领主，如果允许百姓信仰神的教诲，就会失去领地，而且神社、寺院也会遭到破坏，百姓定会造反。因为神的信仰与他们的宗教相反，如果百姓信仰神，就会丧失他们以前的信仰。僧侣们成功地策谋领主，使领主下令，所有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是死罪。于是，领主下令谁也不准信仰基督教。

（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525）

日本历史的发展道路与沙勿略对日本清醒的认识不谋而合。在沙勿略离世40年后，丰臣秀吉在1593年发布了禁教令，其禁教的理由与沙勿略见地如出一辙。甚至1636年德川家康颁布的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锁国令”②，其根本的原因也与沙勿略报告中的内容并无二致。

三、沙勿略的中国传教计划与中国观

沙勿略在短短的两年中，实现从日本到中国的传教路线决不是偶然、随意的，而是与他的中国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与他在日本期间的“中国体验”分不开。那沙勿略有着怎样的中国认识，又是如何在日本“体验”中国的？

如上所述，早在1545年沙勿略已经开始关注中国，想方设法获取中国信息，了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中国文字、中国的印刷术、以及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情况等。下面是沙勿略拜托葡萄牙人所了解到的中国情况。

关于您问中国的土地上是否有不仅读书和写字的学校，有否像我们国家那样的法律学校、医务学校或其他艺术学校，（我的中国情报员）说，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开办学校，统治者们在那里学习国家的各种法律……至于您问中国的文人学者是否受到尊重，是否享有很高的荣誉，是否受到重用，是否因自己的学识而成为贵族和大人物，我的情报员说，中国没有不是学者的贵族，在中国学识越高越受到皇帝重用；由于这一缘故，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所有人都想方设法读书。

（沈定平，2001:35-39）

如前所述，在遇到日本人池端弥次郎之后，沙勿略去了日本传教，但在他的日本传教生活中，时时处处感受着中国的影响，中国无处不在。可以说，在日本的“中国体验”，是沙勿略迅速决定去中国传教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他的“日本报告”中，沙勿略写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广阔、和平的国家，没有任何战争、中国物产极为丰富，是任何基督教国家都没有的正义之国。在日本或是其他地方我所见到的人中，中国人及其敏锐、富有才能，比日本人优秀得多，并且拥有学识。”（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202）

与日本的战乱状态不同，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是一个正义之国，这一点是与好战、尚武的日本的截然不同之处。同时，中国在日本的影响无处不在。通过数次与日本人的讨论，他了解到：“日本人确信，如果这世间所有的物体都有开始，那么，传播这一教义的中国人一定知道。日本人相信无论是来世之事、还是国家政治，中国人都比日本人造诣深厚”。（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184）因此，沙勿略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想在1552年去中国国王所在的北京，如果那里的人接受了我们的信仰，中国成了基督国家，那么，日本人被人遵奉的诸宗教派就会丧失来自中国的影响，被人怀疑，他们就会立刻丢弃自己的信仰。”（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230-231）

沙勿略在日本传教期间，与其说他通过日本了解到了中国，不如说他通过日本看到了中国的影响，看到了中国对于整个日本社会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在日本的权威性存在，这些认识是他在来日之前所没有的。正是这样的认识使他决定迅速地离开日本前往中国。

沙勿略一行在1552年8月登上了中国广东的上川岛，在那里等待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机会。1552年10月22日，在上川岛的日子里，沙勿略这样写道：

除了我去中国坚定的决心之外，我没有要向您汇报的内容，我所遇到的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诚实的商人，他们相信我们书中的教义，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因为他们都是喜欢接受新知识的人，他们很高兴并渴望我们能去中国传教，他们都非常兴奋。

（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230）

在上川岛苦苦等了3个多月，想尽了一切可以前往中国的办法，最终还是于1552年12月3日在焦急与绝望中病逝于上川岛③。虽然沙勿略的中国传教计划未能实现，但他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他的临终之地的广东上川岛，都成为他后继者们的精神象征，1582年利玛窦首次成功地到达了中国澳门，沙勿略的夙愿在30年后得以实现。

四、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早在印度传教期间，沙勿略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和日本，而且在他的认识中，中国和日本并非互不关联的两个国家，而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两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中国有着绝对的权威地位。沙勿略意识到了中国传教的重要性，因此，在到达日本不久的1549年11月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认为，在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地方中，不会再有别的地方像这些地方那样获得更多的灵的收获，如果没有中国与日本，耶稣会是不可能永存的。”（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146）另外，沙勿略意识到学问、知识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因此，使沙勿略强烈感到，要在日本和中国取得成功必须有高水平的传教士。由此，在其写给罗马的信中这样写道：

中国在日本的对面，拥有多数杰出的人才与高深的学士，他们极重视学术，并且以为研究学术是一件极光荣不过的事情。在那里有大学问的人们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有权利的。同依赖中国学术文化发源地的日本大不一样。（略）去那里传教的人应该有高深的学问，绝顶的聪明，有对哲学的透彻了解以及解答各种疑难问题的本领。同时，这些传教士还必须有丰富的天文知识，因为这里的人都迫切希望了解许多自然现象的原理，传教士如果能对这些进行合理的讲解，一定会大受欢迎。为了回答他们的提问，学识是必要的，好的人文学者尤其必要。如果是具备辩论才能等各种知识的学者，就能立即抓住明显的矛盾使他们信服。

（エンゲルベルト ヨリッセン，1994:101）

或许是由于沙勿略的启发，此后派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如，利玛窦、南怀仁、艾儒略、郎世宁等，他们不仅是优秀的传教士，他们还是优秀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画家或者是工艺家，他们引入到中国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沙勿略对中国、日本的认识都是正面的认识多，尤其是对于中国几乎是一色的赞美之词。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中国、日本认识，使他有了“适应性”的传教策略，也使得他向罗马教廷要求派到日本、中国的传教士必须拥有丰富的知识、经验，能够有辩才。可以看出，沙勿略的异文化的态度，是完全基于对异文化的认同与尊重。

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沙勿略是第一个到达东方的西方人，背负着传播基督教的使命，他在印度、日本、中国的跋涉，尤其是在对中国、日本的认识，影响着其后继者们的中国与日本认识，这也使得那个时代的东西交流，尤其是明清的中西文化交流呈现“汇通”的局面。这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追溯的时代，而形成这样的局面，关键还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异文化的态度是认同与尊重的。这与近代之后的“东方主义”视线，以及所谓的“后殖民主义”迥然不同。沙勿略的异文化态度，在当今文化多元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且对于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亦有裨益。

注释：

① 皮若·迪埃兹是西班牙商人，他广泛活跃于东亚商界，1554年他曾乘坐中国的帆船从马来半岛出发，访问了中国沿海各地，其中包括漳州、宁波、南京。皮若·迪埃兹的“日本·中国情报”不是特意向沙勿略提供的，而是讲给比日亚若鲍兹舰队一行的。

② 锁国令的具体内容如下：一、日本为神国，基督教传来的邪法万万不可；二、他们令诸国人民归顺于彼，捣毁神社与佛阁，实乃前所未闻之事。诸国领主乃暂时拥有其领地与权力，因此必须遵守天下之法，不可随心所欲；三、神父们认为可以用其知识自由地获得信教者，故如此破坏日本的佛法，此亦万万不可。因此，神父们不能留在日本的土地上，必须20天内回国，但此间有危害神父安全，将予以处罚；四、葡萄牙船以贸易而来者，另当别论。今后亦可进行长期贸易；五、今后，凡不反对佛法者，无论商人或者其他人，都可与基督教国自由来往（岩成一生.1966.鎖国[M].東京：中央公論社.）。

③ 关于沙勿略到达上川岛的具体过程以及为进入中国而做的各种努力，请参照拙文：（邢永凤.2007 .ザビエル終焉の地——中国広東省上川島[J].山口県地方史研究，(97)：71-76.）

[1] 海老沢有道. 1971.増補キリシタン史の研究[M].東京：新人物往来社.

[2] エンゲルベルト ヨリッセン.1994.松田毅一 川崎桃太訳.十六、十七世紀耶蘇会日本報告集[M].京都：同朋舎.

[3] 岸野久. 1988.西欧人の日本発見[M].東京：平凡社.

[4] 岸野久. 1999.ザビエルと日本[M]. 東京：吉川弘文館.

[5] 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1994.河野純德訳. 聖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全書簡[M].東京：平凡社.

[6] 戚印平.2001. 沙勿略与耶稣会在华传教史[J].世界宗教研究，(1)：66-74+129.

[7] 戚印平.2003. 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8] 戚印平.2007. 远东耶稣会史研究 [M].北京：中华书局.

[9] 沈定平.2001.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M].北京：商务印书馆.

Perception of a Foreign Country from th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With Xavier’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Japan as a Case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west and east began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with the European missionaries undertaking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mission. However, the study of St. Francois Xavier, “the first Oriental Missionary “, is rarely made in China. Xavier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missionaries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and his missionary strategy was adopted by other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fact, the important basis of Xavier’s missionary strategy was his perception of China and Japa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esearches hi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Xavier’s letters. Last but not least, his percep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also provides certain insight for cross-cultural exchange at present.

Xavier; Perception of China; perception of Japan

G125

A

2095-4948（2014）04-0090-06

本文为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16-17世纪日本对朝鲜认识研究”（IFYT12018）的阶段性成果。

邢永凤，女，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文化、中日文化交流、东西文化交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