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一超++陆扬
摘 要:晚清政论多疾病修辞,“新时期”初期文论泛滥伤痕修辞,二者的差异透露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有机增生性的内在疾病具有全局性、弥漫性;匮缺性的外受创伤则带有局部性特征,关联外来异质力量楔入以后分隔出的二元对立格局,极具“宣示价值”。吊诡的是,晚清知识分子的“疾病情结”在西方列强外部入侵下产生,“文革创伤”则起因于一个统一政权内部的变乱:“词”与“物”在此发生“错位”。“病”、“伤”修辞在历史语境中分别反映出“忧思-自省”与“控诉-自清”两种相异心态。这种心态转型与意识形态主流及其对立斗争思维的深度影响密切关联。
关键词:修辞;疾病;创伤;现代性体验;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徐一超,男,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化理论研究;陆扬,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20-08
“现代性”(modernity)在西方从理性世纪经启蒙时代到工业革命,再到对工业革命成果的反思,已经具有一段悠久的问题史。国内学界近年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性理论,不乏有学者呼吁探讨中国现代性富有历史具体性与本土性的独特问题和提问方式。换言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应当有她的特殊问题和特殊语境。虽然,时至今日基于“问题意识”的中国本土现代性理论尚还薄弱,但中国近代以来动荡多变的历史文化情境中,无疑存有丰富的现代性体验与理论开掘的可能性。……